江西农村还在火！北大才子谈故乡崩塌！官员“告老还乡”解乡愁！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墓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上万。我在问她被骗的详情时，她说的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了，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经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貌似显得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了，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的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一旦房子滞销，他的事业将难以为继。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了，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尽快抽身，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村里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社会核心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连接上主路。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提前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了，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甚至举起大石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成了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实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而且遭到他们家暴力殴打的并不止我家，另有几户村民也和他们家结下了梁子。然而为何他们家能够横行村里呢？除了他们家男丁较多，打架较横之外，与一位乡干部的包庇纵容可能不无关系。
那个干部与我家也是同宗，与隔壁家血缘关系更近一些，关键还在于我父亲曾与其闹过矛盾，因此他可能乐于看到我家被欺负。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隔壁四处花钱打点，一番托请之后，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块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听到此事我倍感震惊和愤怒，我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我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要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防止隔壁再施恶行。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他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建设法治社会可能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之外，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半个月前，九江市召开市“两会”，刘安东以老同志身份在主席团就坐。鲜为人知的是，刘安东系我省主动选择“告老还乡”的官员之一。6年前，时任抚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刘安东为照顾年近九旬的老父亲，要求告老还乡——调回九江任职（任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厅级干部）。
小编发现，在我省抑或是省外，选择“告老还乡”的官员时有出现。有的是为了回去照顾老人，有的是为了回报桑梓，还有的是因为家庭有困难......对此，专家表示，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组织安排充分考虑了干部的个人需求，展现出人性化的一面。
警界高层“告老还乡”照顾父亲
曾经的公安局长刘安东
刘安东，1954年出生，14岁到沈阳空军服兵役，19岁退役后到九江电影机械厂担任保卫组长。3年后，刘安东开始进入九江市公安系统工作，这一干就是27年，他先后任九江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常务副局长等职。
2003年，49岁的刘安东调任抚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安东到任后的7年，抚州公安工作无论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还是在队伍建设、基础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省公众安全感测评连续几年位居全省前列。
另外，刘安东还非常关心抚州市公安局老干部的晚年生活，抚州一位抚州市公安局老干部告诉小编：“说起原副市长、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刘安东同志，我们这里的老同志都赞不绝口，充满感激之情。”
2010年，年仅56岁的刘安东本可以继续担任抚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的，但他却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调回九江。同年4月，刘安东调任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厅级干部（这一岗位非常少见）获得批准。
2010年4月23日下午，刘安东与接任者抚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袁才华交接工作，抚州方面罕见地用了“欢送荣调九江工作的刘安东同志”语句，可见大家都知道刘安东多么想回九江。
抚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岗位责任重大，刘安东为何要回九江过渡到退休？刘安东17日告诉小编：“当年，我家老父亲快90岁了，弟弟又在北京工作，无人照料老人，加上我自己身体也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请求组织关怀，将我调任九江，实现自己‘告老还乡’的念想。”
值得一提的是，刘安东的故乡实际是安徽安庆，但因其在九江工作了30年，浔城已然成为其另一个故乡。2014年上半年，年满60岁的刘安东退休。现身为老同志的刘安东17日对小编说：“退下来了就是一名普通老百姓，现在过好自己的普通日子就足矣。”
南昌原市长“告老还乡”当农民
李豆罗耕田
官员“告老还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不仅体现了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故乡情怀，同时也为中国古代乡村文明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有媒体发表文章说：“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明清两代有价值的古村落，几乎都是持续几百年‘告老还乡’的杰作。”
现如今，这一文化传统仍然在延续，如南昌市原市长李豆罗，“告老回乡”当农民，并带领乡亲们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庄修旧如旧，回复历史上的徽派建筑风格。
提起李豆罗，南昌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南昌市民邱先生说，李豆罗是个亲民、实干的市长，还是个很有意思的市长，尤其是他的“南普”（确切地说是带有浓厚的进贤口音的普通话）令人印象深刻。“这个李市长给我的感觉没太多官架子，而且为南昌市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做了蛮多实事，冲刺十来年的‘创卫’也拿下来了，总之，他在老百姓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2010年1月22日上午，李豆罗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身份在人大会上作完报告，4个小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西湖李家。“从农民到市长用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只用了4个小时。”李豆罗说，回到西湖李家后，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场。
李豆罗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地告别官场？李豆罗16日对小编表示，之所以选择“告老还乡”，是想为江西、为南昌力建一个“像农村”的农村，即山水化、田园化、农耕文化的农村。据悉，李豆罗曾对乡亲们说：“不论你官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赚多少，总是要落叶归根的。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集中精力把家乡打造好、建设好。”
如今的西湖李家绿树环抱、鸟语花香、碧水环绕。这里已然成为了生态旅游风景区。今年1月，李豆罗荣获CCTV2015年度三农人物称号。李豆罗告诉小编：“离开了就彻底离开，安心做农民。”
省外亦有官员选择“告老还乡”
朱民回苏州任常委
官员“告老还乡”现象并非江西独有，省外亦有不少官员选择“告老还乡”，其中尤以江苏籍官员为甚。
2014年，60岁的海南省省长蒋定之，改任正部级的江苏省人大常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回南京后，他说“回到江苏工作很亲切”。蒋定之是江苏溧阳人，2005年从江苏省常务副省长的岗位上调任证监会副主席，2010年空降海南任常务副省长，2012年升任省长。2014年之后，蒋定之因患耳疾，经个人请求，回到了江苏。
今年1月，江苏徐州除了原市委书记曹新平请求回到苏州，原市长朱民也请求回到苏州。据新华报业网的报道，由于年龄原因，曹新平不再担任徐州市委书记，根据他的个人意愿（告老回苏），江苏省委安排他回苏州工作。而朱民之所以也请求回苏州，是因为家庭困难比较大，其本人多次提出回苏州工作，江苏省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同意他回苏州。
1月20日，曹新平已当选苏州市政协副主席。1月22日，正值壮年（53岁）的朱民履新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另外，鞍钢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张广宁也于今年1月交流回地方任职，目前已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开简历显示，张广宁虽为在山东惠民人，但其在广州工作了40余年，赴鞍钢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之前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小编发现，上述“告老还乡”的数名官员当中，张广宁、曹新平、朱民、刘安东等人“告老还乡”的地方虽非出生地，但都是工作了数十年的地方。可见，这些官员对长期工作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视其为故乡。
允许官员“告老还乡”凸显人性化
古代官员“告老还乡”
据了解，干部被任命时要“服从组织安排”，但也可以要求“被组织关怀”（即个人有困难可以向组织提，有时也能得到满足，如刘安东、朱民等）。对此，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曾明教授表示，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组织安排充分考虑了干部的个人需求，给予他们合理的安排，展现出人性化的一面。
事实上，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提出“鼓励退休干部‘告老还乡’”的建议，引来官员、学者、媒体及普通民众的热议。
曾明说，在当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常有主要领导干部异地为官的做法，而且这还是一个渊远流长的中国官吏制度传统，与不少西方国家要求政务官必须为本地人的做法截然不同。虽然说异地为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更多的利益牵扯，有利于官员的廉洁从政。但随着交通、通讯、经济等的发展，这种作用日渐式微，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官员虽在异地为官，但仍有不少家乡企业跟随，官商沆瀣一气的现象就是明证。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并不在于是否异地为官，更重要的是要有有效的制度来约束官员的权力。事实上，有不少对中国干部任职经历的研究也表明，本地官员其实更在乎在家乡的官声，更会考虑所任家乡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腐败。
来源/新观察家、江西政读
本期监制/林淡 主编/邱黎 编辑/亚芬
看完之后，诸多感慨，好文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