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管·回顾 | 科技情报机构实践创新发展专家访谈

2017年11月21日，《情报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对王延飞、吴晨生、真溱、武瑞文四位情报专家，就当下科技情报机构工作实践及创新发展问题，举办了一次访谈活动。四位专家分别来自高校及专业情报机构，基于各自多年情报工作实践经验，对科技情报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情报工作核心业务进行自由探讨交流，务实与务虚结合，内容广泛。

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与情报学科及情报事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科技情报实践创新对事业与学科发展也非常重要。科技情报机构在社会变革与自身转型发展中面临各种现实问题，如科技情报机构的业务边界问题（也就是我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科技情报机构的核心业务能力问题、科技情报机构的现实地位与创新发展问题等。四位专家从各自业务领域与从业感悟角度进行了畅谈！

王延飞教授认为：做好情报工作或情报学术研究，需要首先搞清楚情报工作的本质。情报工作以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备问题为宗旨，“耳目、尖兵、参谋”之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情报工作本质的一种朴素表达。情报工作的三大核心环节是情报感知、情报刻画和情报响应。情报学术不外乎是对情报事业、情报业务和情报教育管理规律及内容进行探讨，情报学的理论成果必然会落在这三个领域中。情报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解决决策信息不完备的问题，理应重视对情报需求、情报对象和情报任务的感知、刻画、响应。目前的情报学术研究大都是针对着以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服务为表征的情报响应环节的内容对象。如果对情报感知与刻画的研究不到位，将会导致忽视情报学的特异性，影响情报机构的定位、规划，使其疲于服务响应而难以落实感知、刻画，进而削弱情报机构进行前瞻、预警和高质量政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业务能力。

新型智库建设需求的产生从产品意义上说是领导机关对情报机构高质量政策研究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所作出的反应。从操作层面上说，好的智库产品离不开扎实有力的情报保障，情报工作若是全面、到位，自然会使情报机构能够根据需要承担起智库产品的产出任务。因此，智库与情报机构在对核心性情报基础工作的要求上没有区别，若想要建设好新型智库，更得重视探讨情报学术中有关感知、刻画和响应的问题。

情报科学读书会这些年来的交流内容能够先于学界和社会热点话题出现，充分反映出情报专家和情报学家们所具有的情报感知与刻画水准，也印证了在强调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在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道路上兼顾发展与安全关切，落实符合中国国情的军民融合情报数据基础和情报学术体系建设。

吴晨生研究员认为：目前情报研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情报学缺少理论支撑。学界在情报的定义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这个问题搞不清楚，要将情报建成一个很好的独立的学科，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解决情报最基础的定义，无论是从“感知、刻画与响应”说，还是从“情报是人脑做出的有价值的判断”说，都应该围绕情报的本质来探讨。而情报的本质就是情报是不随场合、时代变化的东西，变化的只是搞情报的手段而已。第二，情报是一门实践性强的科学，实践的前行，不能代替理论的指导。因为情报学实践性、应用性很强，没有理论似乎也在前进，在情报工作中，局部可以抛掉具体的理论，也可以做具体工作。但这只是短时间内的表象。情报的实践中能用到哪些理论，情报的理论怎么去指导实践，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情报的核心是不变的，所应用的手段是变化的，无论是以前的资料收集，翻译，还是现在的大数据，都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时代，甚至不同问题下我们能够使用的不同工具，这些东西不能跟情报混为一谈。所以无论是搞理论，还是搞实践，情报工作者都应该先回到第一线的工作中去，然后再去思考理论。

情报的最核心实质是什么？并不是看数据解决问题回答问题，最核心的实质是找出背后的规律，找出事物变化的节点，根据这个规律，看未来怎么发展，从而制定对策，做出选择。情报最有价值的是预测未来，要看到事物表面背后的规律，这个规律有没有可能变化，未来时刻将会发生什么，才能决策，而不是描述事实。情报不仅要消除不确定性，更大的价值是增加可能性，这是最根本的任务。情报的服务对象最终是要为决策服务。

真溱研究员认为：科技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实践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变化的阶段，特别是某些机构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关口。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必然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求同诚可贵、存异（疑）价更高”。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探究种种表象之下隐藏的规律。可以尝试从决策者的角度和历史的高度，运用社会组织学的方法，获得一些较为科学的新的结论。

国内科技情报机构广泛开展的“情报研究”工作和美国情报界的“intelligence analysis”（情报分析）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对应上去。他们的情报分析成果基本上不包含决策建议和选项，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和选项是智库（think tank），以及决策者身边的智囊（brain trust）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的科技情报机构其实一直扮演着智库的角色。随着大家对智库的认识的提高，对智库的要求也在提高。科技情报机构是否应该、能否，以及怎样适应这样的要求，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情报学科要发展，“情报”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纯净化、狭义化、抽象化。人们最初研究空气当中的燃烧现象的时候，把空气这种混合物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一步一步走进了“燃素”的死胡同里，直到分解出来纯净的氧气，才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理论。如果我们不能把科技情报机构（以及其他情报机构）的情报业务，从其他业务当中分离出来（对此，业内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争论），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纯净的、科学的“情报”概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情报学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界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宜操之过急，也不应该幻想着通过一种跃进式的、运动式的方式，快速推进学科的发展。

武瑞文研究员认为：首先，情报学与信息、图书、档案学之间绝不能完全划等号。信息是一般资源，情报是战略资源，是提供决策的资源。从信息到情报的过程是一个加工的过程，第一有基本工具的加工，第二有智慧经验的加工。其次，关于情报定位问题。情报是战略性资源，情报要服务一线，决胜当下，面向未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使得情报变得越来越稀缺了。情报工作过程中的“感知、刻画、响应”，离不开智慧加工。感知就是把资源掏出来。刻画就是対情报的分类总结提炼，不仅要依靠成熟的科学性的工具加工，更要依靠情报工作者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智慧加工，同时要提出建设性意见。响应就是要体现决策的及时性、快速性、准确性。再次，关于情报的服务对象问题。情报的服务对象不明确是因为情报学缺少服务体系。不同的服务体系（工作体系、研究体系、学科体系）的服务对象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情报工作首先是为当前的工作体系服务，学科体系重在培训和教育，研究体系重在该领域的科学发展。

（王忠军、于伟、杨晴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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