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传统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种取向及其在战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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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三种话语在抗战中的相互协作，由于“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的崛起，化为落花，与流水俱去。然而，我们是否已经作好准备，不使中国国家命运在其崛起的幸运时刻，重蹈覆辙？
自由主义、传统主义、社会主义
——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种取向及其在战后的命运
文：赵寻
从1938年“抗战建国”论提出以来，有关未来中国国家取向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酿成1943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的一场论战。其结果也人所共知，“中国之命运”的神圣决断和严正陈词，不仅没有留下积极的成果，反而埋下了两年后全面内战的祸根，其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就是台海两岸的分裂。从本质上说，台海分裂，意味着现代中国的建国过程仍未完成，两岸仍处于战争状态——两岸近三十多年的和平，不过是一个长的休战时期。
曾亲历抗战的台湾前“国防部长”、前“行政院长”郝伯村讲，“不是要‘一国两制’，而是要‘一国良制’”才能真正解决台海问题。“良制”不是郝的发明，但他明确地把未来中国的国家建设，重新回溯到“抗战建国”的基础之上。这与我们目前对抗战的问题关注，是大不相同的。故此处希望就“抗战建国”论提出以来，有关中国国家的想象和争论，对其未来的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概括地说，当时有关未来中国国家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援引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般修辞，有三种思潮：一是传统主义，一是自由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三者之中，又尤以第一种传统主义方向的论述，成果较多，影响较大，堪称抗战结成的最大的思想文化果实，但也是至今最被误解和滥用者。其原因，虽与其论述与国民政府的言论较为紧密，而后来一直是深重的禁忌所在有关。但五四以来，吾人对传统主义所形成的、刻板的“反现代”印象，却更是要首尸其责的。
传统主义为何与自由主义在台湾全面和解
实际上，以我的阅读和观察而言，三、四十年代以来，传统主义有关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话语，有非常深度的融合，绝非那种抱残守缺、胶柱鼓瑟的中国特殊、传统优胜论的冬烘之比。
钱穆（网络资料）
唯此，传统主义终至在台湾与自由主义达成全面、公开地和解。这一和解，以60年代台湾中研院终于承认来自传统人文知识界的学术成就，接受以钱穆先生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传统学人为院士的事件，最具象征性。但这一和解，绝非仅仅由中研院某些对钱先生素持偏见的人士的改变所造成，甚至，亦不是由五四以来北大所代表的强的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反思此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的传统主义的贡献，所可以单方面造成。这从台港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的崛起，尤易见出。50年代以来，他们一方面继续阐扬宋明儒学的现代意义和根本价值，一方面开始把自由、民主、宪政当作中国国体建设的基础性共识。这完全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甚至整个传统学术在二战之后最重要的转向。从此，那种把与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考，在台港及海外近乎绝迹。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也在同时发生一个同样重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在台海分隔几成事实的时刻，传统思想文化领域的众多有成就的学者，并未追随国民党而去，包括在抢救名单中的，如陈寅恪先生、冯友兰先生，等等，也并未追随国民党迁台。为什么他们不走？不走的原因当然不同。但似乎有一个期待，即便不说是根本的，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对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解的期待。抱有这个期待的绝非梁漱溟等少数人士，像熊十力先生那样上书直陈“周官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流俗所云“曲媚上方”那般简单，而包含了以中国传统涵化、充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用心。事实上，即使以钱穆先生论学复论政的严正，亦不乏有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相通之论，遑论他哉。不过，人所共知的结果是，这一期待是彻底地归于失败了。
如何理解这一失败，此处只拟提供一个基本的反思，即其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无论如何，不管这一对立，在现实上是怎样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在与台湾的传统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此，与其在抗战建国时期的论述相较，亦是绝不可掩的、最大不同之所在。由此，也就进入到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话语，在抗战建国中的论述倾向和相互关系问题。尽管有着不言而喻的紧张，但三者却甚少有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姿态，利用政治以灭绝他方者，更非所闻。
“抗战建国”时为何出现“学术建国”论？
此处请允许先说“抗战建国”论。1938年4月，这一纲领由国民党中常会上正式提出。总纲讲到政治上的目标，没有大家想到的“行宪”的词汇，而是说“组织国民参政机构、单位完成地方自治的条件，健全民众组织，调整各级政治机构，整饬纪纲，严惩贪腐。”换言之，一切还在“训政”的框架里，但为后来的“宪政”留下了空间。翻来覆去强调的重点反倒是抗战和建国的关系：“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建国大业并非是抗战胜利之时重新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地进行。”
后面接着讲，不要以为建国是要在抗战之后才弄，建国的根基实就在抗战之中。但“抗战建国”论提出以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反应，却并不见佳。当时亲近国民政府的贺麟先生就讲，战争打得其实不错，军事表现不错，可建国问题，始终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怎样才算是把建国问题真正提上日程呢？贺先生说，那就必须要反省，究竟用什么来建国？建国不只是抗战，否则就是抗战建国、抗战救亡了。而在贺先生看来，只有学术救国，才说得上是抗战建国。
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提学术建国？贺先生当然不是要模仿费希特当年“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而是深信“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甲午以还，中国所面临的由边疆渐及腹心、日盛一日的内忧外患、奇耻大辱，乃因民族精神之不振，民族活力的丧失，而根本的所在又在于，中国思想学术的自甘堕落。只有在学术的基础上进行沉痛的省思，并重新寻获民族精神之源泉，抗战才有希望，建国不成为空谈。今天我们知道，贺先生的想法代表了包括王世杰，萧公权，以及何炳棣先生的哥哥何廉等一大批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贺先生的《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在战后也一直视为自己的肺腑之言。
正是这种几乎可说是同气连枝的反应，促成了他们对中国文明精神的重新发现。以创获最大者之一的雷海宗先生为例。雷先生断称，盖目下中国文明正处于“第二周期”的结束，第三周期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故抗战所系，对中国文明，乃存亡续绝之顷，生死攸关。雷先生显然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有关，是只有在“世界历史”的眼光中方可见出之论断。但雷先生的看法，恰又是深植根于对中国文明精神的独到理解的。按斯氏之观念，所有文化生命皆如种子，都有其特定的诞生与死亡，都有其必然的成住坏空的周期。但中国文化却“独具二周”，即已有两个周期，且可继发展。而眼下正是其新生命的形成之期。不妨说，雷先生以“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难免时有其生硬之处。但雷先生论述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端在于“第二周”从何时开始这样的重大裁断。
从何开始呢？雷先生的答案是，从隋唐帝国开始。中国文明之第一周期，所有的根据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在北方。随着边患不断，北方精英不断南迁，自中唐起，南方已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抗战伊始，我们之所以还有不错的局面，原因即在于这一南方中国的基础。盖因南方中国，从来没有遭到如此重大的挑衅，而抗战恰好给了南方中国一个表现的机会。所以，雷先生当时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假设以下几种情况，中国是否可以不发生抗战：一是中国出现一个科学天才，发明一种致命武器，把日本给灭了；一是日本发生一场像1923年那样的地震，把自己给震没了；一是英美直接出兵，把日本给灭了。雷先生的回答都是：“千万别！”为什么？雷先生说，时至当下，中国之文明已腐烂透顶，欲其真正复兴、继续其第三周的使命，就必须有这样的大战，就必须有这样的浴火重生的机会！
此处我必须说，在传统的人文知识界，与贺先生、雷先生一样，在国难当头之下，发大悲愿，做痛切的反省者可谓普遍，其所得者纵非高亢、乐观的期望，亦觉中国不仅不亡，且将如凤凰浴火，涅槃重生。钱穆先生即是如此。但在座喜欢钱先生的太多，所以这里不用讲钱先生。刚才宋晨希讲抗战时期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山事业是隋唐研究。陈先生为什么要从隋唐讲起？为什么要从魏晋南北朝一路慢慢讲过来？我个人有一个推测，陈先生史学的重点，是要写宋代，虽然还没动手，但基本的论断和准备早已存在。因为不讲宋代，中国文明的未来，就没有鉴照，就没有基础。
所以，抗战时期，在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批空前甚至绝后的成果，钱先生的《国史大纲》、贺先生的《文化与人生》、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等等，皆是。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素主宋学者，更无用论矣。因而，我们不能不提到陈寅恪那个有关“新宋学”之建立的著名论断：“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我想，这是很能代表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之真正的思想方向的。
《中国之命运》与三大主义不和解
《中国之命运》（网络资料）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之命运》之写作，未尝不包含着某种思想学术的共识。这从该书最初的撰写者陶希圣本身的学术思想立场，和该书发表之后学界的一般看法，可以见出。陶希圣本人是一个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出身北大，长期从事亲属法、社会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据云，在看完蒋介石的修订之后，陶曾提出四条意见：如第一条，不必追述过去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对国家的弊害与危困，因追述涉及友邦，且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不必旧事重提；第四条，蒋委员长为国家领袖，不必自居于一党的领袖，故第七章“关于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应予删除，等等。其第一条，即与王宠惠、王世杰等该书刊出之后的批评，完全相同；而且，也准确预见到了后来国际人士包括费正清、谢伟思等对批评不平等条约的不满。而第四条，则完全洞彻了蒋以党代国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心理，尤为高屋建瓴。然而也正因此，蒋一一拒绝了陶的建言。在蒋看来，中国百年来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皆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现在不平等条约因革命抗战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正是今后的根本问题。对第四条，蒋更明言，中国国民党乃是革命建国的党，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就没有当前抗战与战后的建国事业。以我们今日的历史的后见之明，可以断言：果如陶之所言，蒋不把自己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而是国家的领袖，删去了第七章，其后与中共的论战，虽不一定绝对不能避免，但几率不会很高。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看不到，陶先生对书中有关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攻击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中”，相当于直接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宣战，指斥“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其学说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而接下来对“学系政”，“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的批判，更不蒂是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总清算：“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陶先生究竟是因与自由主义的宿怨，故意不言？还是因身为侍从，不得不尔？我们不想做任何猜测。但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狭隘、独尊的“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与前述开敞、深广、包容的传统主义论述，是大相径庭的。其在后来引发左、右两方的敌视与围攻，也几乎是注定和必然的。
以最有名的闻一多闻先生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应为例。据当时的学生采访，闻先生非常愤怒，而根本的理由即是“蒋竟把五四当作敌人，我那么爱五四，根本不能接受”。而据闻先生的小儿子闻立鹏回忆，两年前（1941年），闻先生却曾指着《西行漫记》说，现在再不是从前把蒋一个人当英雄的时代，因为还知道有人比你强地多。无意中透露了，闻先生长期对蒋的英雄崇拜。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其偏执的反自由主义立场，蒋本将因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迎来其“西安事变”以后政治生涯荣誉的又一个顶峰。
对《中国之命运》最不能相容的，似乎是以延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了。因为《中国之命运》明确讲，“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似乎迫使延安必须争锋相对地加以因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目前最新的研究显示，1943年7月以前，中共对此书的出版并无反应。直至此前蒋起意写作该书的1942年10月，也一直是两党合作关系最好的时期。论争的发动，内与整风运动结束，毛泽东亟需在党内强化“一元化领导”的权威有关；而外与1943年以来苏联与民国关系日趋恶化，以致公开批评南京政府有关。绝非此前所谓，《中国之命运》主动挑起了内战的高潮云云。
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本是蒋介石在抗战即将结束之际，对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擘划蓝图。其理想，远承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涉及民族认同、国民认同、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平等外交等现代民族—国家主张，可谓气势恢宏。但因其狭隘独断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训政”的理念，不仅未能将“抗战建国”过程中各方期待的政治和解、权利平衡的宪政制度，落到实处，反而不幸预先启动了两年之后的惨烈内战。就国际关系而言，其意气用事，也使之在现代中国国际地位与个人声望达到最顶峰之际，引发美英盟友排外的疑虑，甚至不信任。今日读来，不竟时有雷海宗先生当年那样“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且更感喟，传统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三种话语在抗战中的相互协作，由于“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的崛起，化为落花，与流水俱去。然而，我们是否已经作好准备，不使中国国家命运在其崛起的幸运时刻，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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