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际刑警组织对“邪性富豪”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缉令！
4月19日下午，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陆慷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
一向被称为“隐秘大鳄”的郭文贵，曾经实名举报了北大方正原CEO李友，后者已经被判刑入狱，并处罚金7.5亿元；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河北省委原政法委书记张越等落马高官，据信也与郭文贵组织的“盘古会”有关。其背后扑朔迷离的案件与关系网，则依然有待挖掘。
而郭文贵的微信朋友圈，目前依然停留在两年前。
以扳倒刘志华、夺回盘古大观为开端，郭文贵与以马建为代表的国家强力部门少数腐败官员结成同盟，裹挟公权力为其所用，上演了多场公然的围猎。
自2014年8月，48岁的郭文贵已经在海外漂泊半年多时间了。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第四次出国流亡。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郭文贵的第一次流亡在1999年前后。很多跟他有过接触的人说，那一次是为了躲债，他惟一的弟弟还被债主追杀砍死。但或许郭文贵还有更鲜为人知的理由。
3月14日上午10点许，新浪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转载一部视频，并配发文字："邪性富豪’郭文贵的一些往事，你会感兴趣”。截至发稿时，已有4千多次转发。该视频来源于“秒拍网”，发布者为秒拍用户“河东狮吼2017”，来自河南郑州，发布时间为3月14日9时24分。截止3月14日21时，该视频超过335万次观看。
这个视频时长6分4秒，标题为：大爆料之“百变丧门星”。视频中一男一女用河南话播报，称郭文贵“邪气、邪心、邪性”，“依靠霉运亨通害人无数而扬名”的过程。
郭被指最近两次在境外网媒发声
在“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转载上述视频之前，财新传媒于3月9日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2017年1月26日和3月8日，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两次在境外华文网媒发声，其中，对该传媒及该传媒的总编辑胡舒立的声誉进行了诋毁和攻击。
该声明称，这是其继2015年3月底之后的新一轮侮辱诽谤行为。2015年3月间，该媒体曾发表《权力猎手郭文贵》一文。
《环球时报》旗下网站“环球网”3月8日刊发一标题为“郭文贵约见媒体遭呛：做人要善良”的报道。报道配发一个视频截图中，一个长相酷似郭文贵的男子，着西装、白衬衣配黑色领带与另两男子围桌座谈。
该报道称，“环球网财经近日获得的一份视频录像显示，神秘商人郭文贵在与方正证券‘开撕’两年后，首次现身。视频中，某媒体记者直面郭文贵，周边多人用手机录像留证。虽然郭文贵故作轻松，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目前，环球网相关报道的页面，已无法打开。
爆料视频首次披露郭八弟死因
在“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转发的视频中，历数了郭文贵的发家史。
视频中披露，“1989年，为了7000块钱，郭文贵害死自己唯一的弟弟郭文斌”。
视频说，郭文贵排行老七，他的八弟名为“郭文斌”；1989年，郭文贵谎称说有门路能买到汽油，诈骗一个公司7000多元现金，当警察上门拘传郭文贵时，郭文贵指使弟弟郭文斌拿刀袭警，最终导致郭文斌意外死亡。
据媒体报道，在山东莘县西曹营村郭家的坟地里，有一座墓主为“郭文斌”的坟墓。
另外，视频还披露郭文贵的家人因其倒霉的并非只有郭文斌一人。视频称，当面临“非法拘禁”、“非法销毁账目”等指控的时候，郭文贵毫不犹豫跑路，把他的哥哥郭文存扔到台前来背黑锅；因为老丈人曾经不同意他和自己的闺女的婚事，其老丈人去世，郭文贵连葬礼都不去。
据查询，这是国内首次披露郭文贵两兄弟的情况。
视频披露郭文贵善于偷拍官员
据上述视频中披露，“郭文贵最擅长的就是偷拍、录音和抓小辫子，管你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先偷拍录音再说。其中第一个吃他这个哑巴亏的是原河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石发亮。”
对于石发亮和郭文贵的关系，国内媒体也早有披露。
据《财经》杂志报道，知情人士称，2001年，石发亮被做局，受美女色诱，而房间里被安装了摄像头。事后，石发亮指令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原高速)购买裕达国贸大厦西塔16、17、18三层，而且价格为裕达置业确定的每平方米1.4万元，不许还价。
2002年，石发亮落马，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此案未牵涉郭文贵。
此外，视频中还披露了郭文贵还“坑过”最早帮他发家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
对此，也早有媒体披露过郭文贵和王有杰及其子王锴与郭文贵在“合作”开发郑州裕达置业的关系。
2005年，王有杰被中纪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上述视频还披露，王有杰的案发时因为在跟郭文贵要“联合投资”本钱时候，郭文贵“一点都不打磕巴，直接上交了长期搜罗准备好的证据，以贪污和索贿罪举报了王有杰”。
另外，视频还披露郭文贵举报自己的保护伞，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过程。
视频称，2008年在马建的帮助下，郭文贵顺利摆平一桩经济纠纷并入账4个亿。但为了少给马建分成，他跟马建说只收了1个亿。时间一长，马建和郭文贵的矛盾就摆在台面上，郭文贵这时就想把马建给蹬了。
该段视频称，到2014年夏天，马建的遥控指挥就不灵了，马建底下人的电话郭文贵说挂就挂，“至于盘古大观里边马建的证据有多少留住了，有多少销毁了，那就只有郭文贵自己一个人门清了。”
2015年1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利用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源与郭文贵内外勾结巧取豪夺。
那些年，与郭文贵有关的人和事
在“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转发的视频中显示，“郭文贵曾让N位商业合作伙伴、官员朋友因为他绝望、破产、锒铛入狱甚至最后反目成仇。”并且视频滚动播放了20人名单。
记者对部分人员与郭文贵的关系做出梳理（以下材料均来自媒体报道）。
1.领路人：“好大姐”夏平
上个世纪90年代初，20出头的郭文贵经人引荐，认识了港商夏平，夏以港商身份为郭文贵在郑州拿项目而站台。
1993年，28岁的郭文贵以旗下郑州伟仁贸易有限公司，与夏平所在的香港爱莲国际集团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公司，郭文贵控股，其利用夏平港商的身份，取得了本属于市政府家属院的中原路220号地块，即后来的裕达国贸所在地。
裕达国贸竣工后，夏平于1998年将其所持的裕达置业股份全部转让给郭文贵。
2.王有杰
人物：王锴
据《财经》报道，“中原第一高楼”的郑州裕达国贸酒店系郭文贵所建。公开资料显示，裕达国贸大厦原为郑州市政府小区的拆迁改造工程，紧邻市政府所在地，地理位置极佳。
据财新报道，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儿子王锴所占股公司收购裕达置业股份，王有杰安排王锴将巨额资金陆续转到裕达公司。此后五年多，这些资金一直被裕达公司使用。
2005年，王有杰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案发。2007 年，王有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认定，王有杰通过儿子王锴，将730万元人民币、45万美元转移到裕达置业。
3.朱时茂
人物：朱时茂
公开资料显示，郭文贵最早进入北京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是1998年6月。彼时，郭文贵与著名演员朱时茂相识，共同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其中，郭文贵出资300万元，朱时茂出资200万元。
两年后，2001年左右，朱时茂退出，郭文贵将股份转让给岑曦。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最后更名为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
4.郑介甫
人物：谢建升、郑介甫、赵云安、曲龙、李明炯、张越
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围绕着天津华泰之间的争斗，因为郭文贵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认为时任法人代表赵云安转移了天津华泰旗下资产，2008年，天津华泰的实际控制人郑介甫，向警方报案，天津市公安局当年5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对赵云安立案调查。
赵云安被抓之后，其妻子找到郭文贵，希望他能捞出赵云安。
在郭文贵的操作下，赵云安于2008年6月下旬取保候审。为了感谢郭文贵，赵云安愿意借款3亿元给郭，双方制定了一笔交易，郭文贵旗下的证泉控股，以不超过3亿元的价格，收购赵云安持有的达和创全部的股权。
曲龙是上述计划的操盘手，曲龙于2008年5月到8月担任政泉控股执行董事。但随后，曲郭二人因此事反目。
2011年，曲龙主动向媒体透露郭文贵的问题。
2011年3月，曲龙被河北承德公安经侦支队带走。最终，曲龙因职务侵占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据媒体报道，曲龙被判刑的背后，有河北省前政法委书记张越的身影。
目前，与此案有关的谢建升逃往海外。郑介甫也因为被通缉而逃亡海外。替郑介甫持股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赵云安则入狱。
5.赵大建
人物：赵大建、杨克森、马建、张越
作为地产商，郭文贵2009年开始涉足金融领域，收购民族证券。赵大建为民族证券前董事长，杨克森和单蔚良后分别曾出任民族证券的总裁助理和副总裁。
郭文贵获得民族证券的整个过程颇为扑朔迷离。2009年，第四大股东石家庄商业银行宣布挂牌出让民族证券6.81%的股权。按照相关规定，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为民族证券的股东，具有优先收购的权利，但最终这6.81%的股份被郭文贵获取。
随后，民族证券61.25%的股权又落入郭文贵手中，并且是以“白菜价”，当时民族证券的这部分股权估值为34亿元，郭文贵拿股权的价格仅为16亿元。至此郭文贵掌控的政泉控股成为民族证券的大股东。
作为金融领域的“门外汉”，郭文贵能够拿下民族证券的背后人物就是赵大建和张越，彼时，作为国家安全局前副部长的马建也被认为起了重要力量。
据《棱镜》报道，收购民族证券是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的赵大建找的郭文贵，赵大建的初衷是击败“对头”—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由此全力协助郭文贵入住民族证券。最终，张志忠在此项交易中落得被调查并被判刑。
赵大建被认为是郭文贵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媒体称其为郭文贵背后的“军师”，亦曾深度介入政泉和北大方正之争。2015年9月民族证券确认赵大建失联。在赵大建之前失联的为民族证券监事会主席杨克森。
6.李友
人物：李友、吕涛、杨英、马建
虽然被称为“百变大丧星”，但让郭文贵一战成名的非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的酣战莫属。
2014年11月2日，北大医药开盘后暴跌超7%，始作俑者便是郭文贵控制的政泉控股。其连发多封举报信，举报北大方正集团涉嫌内幕交易，由政泉控股代持，通过关联交易，对北大医药低买高卖，获利的钱进了李友的腰包。
政泉控股举报的矛头直指方正集团CEO李友，称其通过北大医药进行内幕交易获利近4亿元。并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双方的斗争拉开序幕，其激烈程度和接连不断的互相爆料，让资本市场为之震动。据《财经》报道，郭文贵与李友相识多年，二人均起家于河南。
方正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员曾表示，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最终，李友于2015年1月被带走调查，一同被调查的还有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等。
在这次酣斗中，年轻的吕涛被推到了前台。此次斗争期间，郭文贵一直在海外，政泉控股的常务副总吕涛担负起了对外发布消息的主要力量。
在2015年，吕涛和政泉控股财务总监杨英被曝失联。
第二次确实是为了躲债。2005年，郭文贵正处人生低谷，分别位于奥运村和亚运村区域的两个金光闪闪的地产项目因缺钱而濒临易手绝境。他花光了所有借款，在一位帮他筹钱的朋友被警方逮捕后，郭文贵选择逃离。好在第二年，郭文贵就开始了否极泰来的转折，一次至关重要的结盟让他从此无役不胜。
到了第三次出国避祸，就只是策略性的了。越多的胜利也意味着越多的敌人——包括昔日的朋友。2012年，敌人一起涌来，郭文贵暂避锋芒，之后大杀四方，将敌人送进了监狱和更漫长的流亡之路。
这一年年底的十八大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让郭文贵如鱼得水的昔日游戏规则。但即使身在海外，郭文贵并未收手，太多的胜利蒙蔽了郭文贵，也蒙蔽了他围猎的那些掌握国家安全和政法力量的盟友们。
2014年12月19日凌晨，七八名外省警察突袭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博雅国际酒店。与郭文贵反目成仇争夺方正证券的前北大方正CEO李友仓皇逃走。同为枭雄的李友反戈一击，在末路逃亡中写信举报。2015年1月7日，郭文贵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落马。
一个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不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结逼迫商业对手就范，为其失败的资本运作输血的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农家孩子出身，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个，郭文贵行七，只是初中毕业。据传其父早年曾“闯过关东”，后携妻子返乡，所以郭文贵也能讲一口东北话。
河南省会郑州是郭文贵起家之地，这里既是郭氏打通政商关系的演练场，也是郭文贵日后发迹的大本营。可能是为了凸显与郑州的特殊关系，郭文贵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此外，郭文贵还有香港身份和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获得证实的香港身份名为郭浩云。不过相关公司中的简历上显示，郭浩云（郭文贵）出生于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为黑龙江政府职员；1989年-1992年，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郑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
以此推算，郭文贵在20岁左右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到河南郑州进入商界。林药联营公司与大老板家具厂，均不必细考。郭文贵真正的起家，始于1993年9月，香港女商人夏平以香港爱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的名义，与郭文贵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达置业），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经过一系列安排，整个公司主要归属郭文贵，更由其掌控。
结交权贵与郭文贵的早期创业相依相伴。早在1995年，裕达国贸大厦开工前后，时年27岁的郭文贵已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的座上宾。1999年大厦建成后，郭-王利益链也臻于完善——这年11月，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裕达置业，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被任命为公司董事。而香港兆泽的老板郭浩云，正是郭文贵香港身份证上的新名字。
王有杰认为郭文贵“讲义气、可以信任”，还曾通过儿子王锴，将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转移至裕达置业存放。据称，当时是因为王家发生了“盗窃案”。
2005年，已转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有杰被中央纪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积极配合调查”的郭文贵，并未在王有杰案中受到指控。
终究是财务上缺乏底气，裕达国贸大厦的建设对郭文贵并不容易。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远超这一预算，总投资达26亿元。裕达国贸大厦建成后，郭文贵并未结清各种债务。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超过14亿元。
仅工程款一项，就使郭文贵陷入诉讼泥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下称中建二局）于1995年承建裕达国贸大厦，1997年6月大厦完工，总造价为2.4612亿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达方面仅支付了8975万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达置业拖欠工程款纠纷起诉至河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裕达置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2002年8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裕达公司于终审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垫支的材料款等合计3129万元。
郭文贵的开发资金主要来自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在工程建设中，他还将楼层分层抵押换取贷款。他一度已经陷入债务危机，靠工行郑州分行给他发放新贷款救了一命。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曾累计以裕达国贸大厦66676.04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获取中国工商银行28笔贷款，合计5.88亿元，这一房产面积接近裕达国贸大厦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此外，郭文贵还进行民间借贷，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债主追债中身死。
事实上，郭文贵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也并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郭文贵早期曾有6000万美元是截胡了菲律宾政府追缴的贪污高官赃款，此事一度东窗事发。“当时郭文贵跑到美国躲起来，都想把裕达大厦给卖了，还在纽约见了买家，但最后没有谈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
2002年左右，郭文贵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在此之前，郭文贵已有踏足首都的铺垫。1998年，他就与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演员、山东同乡朱时茂合资成立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摩根投资）。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的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成立。
在郑州官司缠身的郭文贵，在京城再次展现了“拿地才能”。他控制的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拿到了朝阳区大屯乡的两个地块，分别开始建设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商业地产项目。
据2006年《商务周刊》杂志的报道，2002年，摩根投资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接盘该地块，并与北京市国土局分别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签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摩根投资获得该地块共需出资约3.6亿元，核算下来，每建筑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投资当时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让金，计5400万元，剩余85%的出让金须在180天内缴纳。
建设过程很不顺利。2003年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之后，摩根中心的白色长条造型和3倍于“水立方”的体量被认为“十分刺眼”。北京市规委提出修改设计规划，摩根投资多次修改方案后才得以通过。
但设计更改后，原建筑面积在42.67万平方米的基础上缩减了1万平方米。摩根投资据此向国土局要求降低大约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却未获答复。此事随后被搁置。
资金并不丰厚的摩根投资，与建筑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团也争执不断，致使工程开工不久，即于2003年11月一度停工。这个“北京第一烂尾楼”，更引来多方觊觎。
2004年， 国土资源部下发有关“停止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规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的协议出让问题处理完毕，从当年8月31日起，将收回开发企业手中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史称“831大限”。文件颁布后，摩根投资先后派人、发函与北京市国土局协商，愿意按照原来合同交纳全部土地出让金。这一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摩根投资与施工单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纠纷。
一年后的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以未在约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价款为由，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此时，摩根中心项目的公寓和酒店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资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此案被舆论称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摩根投资最终败诉。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国土局联手其他部门，亦取消摩根中心的立项、规划、建设和施工等许可证，摩根投资失去了对摩根中心的开发权。
据称，期间摩根投资为挽回局面曾多方努力，郭文贵也找到当时主管城市规划、土地审批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刘志华态度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信息显示，招标底价为9.91亿元，包括地价和地上建筑价值。最终，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将其收入囊中，并更名为“辉煌中心”。
但仅半个月后，风云突变。2006年6月9日，刘志华被中央纪委“双规”。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在首都机场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不久，北京奥运工程副总指挥金焱也被“双规”。
人们很快得知，刘志华落马是摩根投资被逼到墙角后导演的一幕复仇剧。郭文贵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及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扳倒”这位主抓“一号工程”奥运会建设的副市长的，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
尽管属于“自卫反击”，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见识了郭文贵一剑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刘志华被偷拍，即为郭文贵动用特殊手段所为。这盘录像带经由相关部门特殊渠道，直接递进中南海，高层领导震怒，当天晚上即召开会议，责成中央纪委火速查办刘志华。调查结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标，实际在刘志华的操纵下，变成刘的一名情妇借首创集团旗号对摩根中心项目的豪夺。
事态再度逆转。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将摩根中心地块再次收回的决定，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组成的投标联盟放弃摩根中心地块。随后，郭文贵以3.6亿元原价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权，仅补缴了85%的土地出让金。
2006年摩根中心的失而复得，显然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郭文贵在商场上气势凌厉，继续令人吃惊地收复失地。
其中之一就是金泉广场。金泉广场是郭文贵与摩根中心同步操作的另一个北京项目。郭文贵早在2002年1月8日就获得了该地块，项目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周边商业氛围尚未形成，商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也导致计划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写字楼、公寓无力开发。2004年底，整个工程处于停滞。
2005年秋，已经因摩根项目不堪重负的郭文贵，决定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引进央企保利集团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北京保利）。当年10月，就在北京国土局宣布收回摩根项目的阴影下，摩根投资与北京保利签订协议，由后者入主金泉广场。
按协议，北京保利为郭文贵提供8亿元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金泉广场的后续开发，3亿元提供给摩根投资。作为交换，郭文贵将自己控制的政泉置业两家股东所持合计80%政泉置业股权转让给北京保利，并承诺北京保利可从金泉项目销售中获得不低于27%的回报。
北京保利入主金泉广场之后的2006年4月，项目开始预售，价格大涨，且销售相当顺利。然而，郭文贵后悔了。在当年摩根中心凯旋之后，他也向北京保利提出回购金泉广场项目。这当然遭到了拒绝。2007年5月10日，郭文贵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保利，要求回购其持有的政泉置业80%股权，诉讼标的金额为4000万元。
此后的内情无从知晓，但郭文贵与北京保利的纠纷以和解结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广场项目，在政泉置业的股权也如约退回原股东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北京保利对政泉置业的8亿元投资款及相应收益合计人民币13.71亿元，由郭文贵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投资）承担，盘古投资以其拥有的盘古大观（即原摩根中心）A座写字楼整栋房产预售给北京保利进行抵付。
此时的郭文贵已经不仅能在北京妙手翻盘，在河南，他也获得机会轻松处置当年欠下的巨债隐患。
2005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余额。其中裕达置业的28笔贷款共计6.01亿元的债务本息（含5.88亿元的贷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作为“可疑类资产”剥离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发布公告，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裕达置业债权本息合计7.17亿元，以2.7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但无人问津。
郭文贵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资产。若干年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和敌人曲龙，在一份致有关部门的狱中揭发材料中，曾提及郭文贵如何逃废这笔债务：“后经过领导批示，转为不良资产，郭文贵以1亿元的价格，从资产公司回购债权。”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认识郭文贵的人士均曾听他谈及此事，但未能联系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实。
对郭文贵来说，2006年确实是一个转运年。在那之前，和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官商勾结故事一样，郭文贵在郑州与当时的市委书记王有杰关系密切，但还没有让他达到无往不胜的程度；作为一个外乡人，郭文贵在北京拿到了两个地处黄金地段的开发项目，却难逃“怀璧其罪”的劫数。但之后的郭文贵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他不仅在摩根中心事件中显示了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也逐步认识了一些新的“贵人”，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关系，其中就包括2006年升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马建。
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正是从2006年打开。郭文贵裹挟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介入财富争夺。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登堂入室，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利用强力国家机器“借刀杀人”的场景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集团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权和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三季度，股市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之中。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2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询问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表感谢，同意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还有一些其他债权和固定资产；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不过，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此事件后来经历了更多的曲折，郭文贵与多年的商业伙伴曲龙反目成仇。
据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账上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这套安排中的两人，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曲龙，与郭文贵曾经是“不分彼此的兄弟”。
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前后，郭文贵到国外避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欠下曲龙巨额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待曲龙取保后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以后均分公司利润，因此合作继续了下去”。
郭文贵在2006年6月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便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或是二人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不过，直至2009年12月，曲龙的中垠公司还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据此可推知两人决裂当在此后的2010年。这一年，曲龙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轿车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曲龙15年有期徒刑。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大利亚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事后看，这只是郭文贵的避其锋芒之策。他与马建建立的联盟已经围猎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以至于郭文贵可以身在国外，遥控指挥对敌人的剿杀。
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向财新记者讲述了他的调查所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到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又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案件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赵云安被再次抓获时，正在河北保定服刑的曲龙也通过司法途径押解至河南。但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有高层赶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将其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就谢建升一案询问焦作市公安局，该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目前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现金流更为充裕的金融机构。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业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这一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的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后来，身陷囹圄的曲龙曾再度写出举报信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 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曲龙在这一举报信中还表示，他向安全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之后，“郭文贵却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这一不合常规的情况，令我极端震惊。”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财新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称郭文贵的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制了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但民族证券仍属业内小券商，现金流有限。政泉的债务危机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舒缓，尽管曾开出了高达约25%的投资回报率，并提供地产项目的抵押，却少有金融机构敢与之合作。
2013年春，急需盘活资产的郭文贵与同由河南起家的李友决定，开展另一单更为重大的资本运作：将民族证券与李友执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证券（601901.SH）合并。
2014年7月21日，合并方案获得证监会批准，8月初合并正式完成，合并后的方正证券第一大股东北大方正只有30%的股权，第二大股东政泉控股占股21.86%，以2014年12月方正证券的股价估计，郭文贵的持股市值达到200亿元。
精明的李友选择与郭文贵合作，原本就是各有所图，同床异梦，详情则需等李友、马建案情公布才能捋清。
一位与郭文贵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在重组民族证券过程中，郭文贵与李友一度好得蜜里调油，郭文贵将马建介绍给李友，三个人常常聚会。2013年5月，郭文贵无钱增资民族证券，通过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东亚信托融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增资，抵押物是郭文贵政泉控股的地产项目及民族证券股权。2013年10月，方正东亚信托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转让了这笔49亿元、利率13%、为期两年的债权。
此外，政泉控股还在平安信托、中诚信托各有25亿元的债务，而信托公司背后又是一些商业银行。根据方正集团向北大校方汇报的情况，政泉控股在方正的债务是80亿元，实际抵押给方正集团的资产加股票约250亿元。
两家证券公司在法律上合并完成后，政泉控股即提出要在方正证券董事会中占据5席，并要求六大部门中的三个总经理职位，方正方面一口回绝：“四个董事席位可以给你，经营权就别想了。”遭到回绝的政泉控股此时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股票和资产基本都被抵押给了方正，还失去了对昔日钱袋子民族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翻脸，对李友说：“这是你下套让我钻。”
此后双方决裂，开始陷入由暗到明的口水仗乃至公开举报，政泉方面曾提出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被质押的部分股票和资产，但方正集团不配合。对于郭文贵和李友的合作，一位知情人的评价是：“刺猬和刺猬怎么可能交朋友？”早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重组前，有熟悉郭文贵的人士断言，郭文贵肯定会把李友赶走并控制公司，“李友根本不是郭文贵的对手”。
但李友并未束手就擒。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2014年12月19日凌晨逃离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带走期间，李友曾给有关部门写信，举报郭文贵和马建。“李友把钱直接打到马建家人的账户上，证据确凿。马建被查之后，他家人也有被带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报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的消息。消息人士称，马建最迟在1月7日就被带走。
财新记者获悉，继马建之后，其弟弟马龙、前任秘书亦被调查，马龙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别墅，6名情妇和两个私生子，其中两名情妇亦为安全系统官员。在马建落马前后，安全部还有至少两名局级干部被带走。据称，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亲自掌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授权。在郭文贵、马建的内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的利器。该处有多名干部遭到调查。
郭文贵所围猎的官员中，包括一些“与安全部门有关系”的特殊人员，这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为其商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
有举报称，郭文贵长期以来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达国贸酒店、北京盘古七星酒店接触领导官员，利用酒店内的高档娱乐设施、奢侈品和色情从业者进行拉拢腐蚀，并用隐秘的音像设备摄录领导干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挟。
郭文贵喜欢四合院，经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四合院，装修豪华，石材专门从意大利进口。一份评估资料显示，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2010年时的评估价值为7亿元。院子平时戒备森严，有20多个保镖，出入车辆都是防弹车。郭文贵在此招待高层级的显贵。
很多人还被他请去参观盘古大观顶层的空中四合院。盘古大观公寓、酒店和商业三座楼的顶部，都加建了两层坡屋顶复合式四合院，共12组。
北京市规划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些四合院是未经规划许可而擅自修建的违章建筑，共增加违法建筑面积11297.62平方米，但经事后“运作”，也未让拆除。坊间传言，多位与郭文贵熟悉的领导、商人在盘古大观拥有可鸟瞰奥运村的空中四合院。据悉，某官员的女婿、一位投资界的知名人士就买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过户。
多位接近郭文贵的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郭文贵总是笑脸迎人，但城府太深，乍见之下往往给人留下友善的好印象，下手却十分老辣无情。
“圆脸、大耳朵，很有佛相，也经常对人说自己信佛，还说会气功。”一位与郭文贵有过商业合作的“老江湖”称，“但他说的话不可信，连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编出不同的地方来。”
“老江湖”的说法还包括：郭文贵经常给人偷录，所以也防范别人偷录自己；很少离开自己的盘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参加公开活动，也提前通知不允许拍照，加之搞定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大佬，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极少能搜索到他的信息，更难找到他的照片。
郭文贵不是不知道“魔鬼盟约”的险恶。在2006年“初尝禁果”反败为胜后，一位记者曾经采访过郭文贵，郭文贵称，自己去中纪委，兜里随时揣着准备自杀的毒药。当时他曾慨叹：“做记者还可以凭良心，商人就像坐台小姐。永远不要经商。”
但他自己已经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从河南裕达国贸大厦算起，郭文贵在20年间构建了数百亿元的庞大资产，虽然这些资产缺乏流动性和足够的现金收益。他在2014年的胡润百富中国富豪榜中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58亿元身家）飙升至第74位。
记者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律师，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见识过郭文贵的威力，据说他"驾驭权贵如刍狗"。不过，就算是郭文贵这般善于攀附权力、操纵权力的富豪，结局也未必很妙。马建被查，他本人也不得不跑路，而他一心觊觎的方正证券最终也未能顺利到手。
独裁者与佛教徒
在盘古公司多位前高管的眼中，郭文贵具有多面性，既有“人情味很浓”的一面，又会随时翻脸，威胁恐吓员工，暴力性侵女员工，是“独裁者”。
一方面，郭“孝敬父母”，“家庭责任感很强”，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对待下属，有时十分和善，会嘘寒问暖，还常常以人生导师自居，加之郭文贵外形俊朗，非常健谈，“员工们看他都像看神一样”。
多位受访者都谈到，郭文贵只要在北京中午都会尽量回家陪父母吃饭，在公司和家里都设有佛堂，每天拜佛。
原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称，郭文贵情商极高，非常善于拉拢自己用得上的人。比如，在郭文贵安排下，吕涛及家人能在很好的位置上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更让吕涛感动的是，“我母亲身体不好，他会让酒店把汤做好，让司机直接送我家去。”“让你觉得不这么卖命好像就是背叛他，有愧于他对你的好。”
马建在视频中供述，郭文贵文化程度不高，言谈举止经常用错成语，词不达意，写作能力也比较低，他的内心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但又极力掩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他对公司的经营理念比较混乱。
据马建的供述，郭文贵追求享乐奢靡生活，从他购买私人飞机，并对飞机进行豪华装修，他也很注意自身仪表等方面看，实际上就是图慕虚荣。
原盘古公司财务总监杨英认为，郭文贵胆大，正常人不敢干的事情他就敢，口才好，能够第一次见面，把一个人说得对他很佩服，这是他具备成功的因素。
在杨英看来，郭文贵为人也很霸道，因为整个公司是家族企业，但是家里其他人没有话语权。
杨英说，郭文贵作风十分粗暴，公司氛围十分压抑，内部经常传闻有人因说郭文贵的坏话而被打了，有人因不忠而被郭送进了监狱。杨英一度想辞职，但郭文贵放下狠话，“只许我辞退你，不许你辞职。”公司也有离开的员工，但要提前偷偷更换住处，转移社保，然后某天手机关机，人就再也找不着了。
谈到自己为何不辞职时，杨英不禁抽泣起来：“我真的是很害怕，郭文贵知道我住哪儿，我有家庭，有孩子。”
结合员工的说法，以及记者调查，2014年3月9日，因怀疑公司员工许照辉侵占郭文贵财务，在郭文贵的授意下，原盘古酒店保安部经理赵广东指使人员在济南机场将许照辉强行控制后，驾车将其带至盘古酒店，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50多小时，后将其送公安机关处理。
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利于郭文贵的帖子后，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
在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看来，郭文贵“心毒手辣，有时候他让人感觉老板挺好，但经常又威胁，不讲信义。”
另外，据接近办案人员的消息，郭文贵曾多次强奸身边女下属，多数下属选择了屈从，少数不从的，要么被调到边缘岗位，要么只能离开公司。
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
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此后，陈某将此事反映给公司多名领导未果，2011年陈某辞职。
2012年7月，盘古董办秘书张某在找郭文贵签字时，郭文贵多次对其进行言语威胁，要求发生性关系。张某不从，称如果再对其进行强迫，就从办公室跳下去。后郭文贵提出更过分要求，张被迫屈从。
据知情人透露，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政商生态剧变，富豪阶层面临洗牌
十八大以来，政商两界处处收紧，众人各自忙不迭收起尾巴，但郭文贵兀自翻云覆雨，搞得坊间议论纷纷。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的恶斗，说得上是近年来罕见的奇观，交织着资本运作、权力帮衬、黑手横行的迷雾。而这一切，竟然就发生在北京这座肃穆的大城里。郭文贵之所以在风口浪尖上还如此嚣张，是因为他嚣张惯了。他要的东西，好像总是能到手。他想搬走的绊脚石，无论级别多高，总是能除掉。沾上他的官员，好像总没有好下场。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如鱼得水，原因在于他背后有着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柄利器，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靠山。马建被查，他本人也不得不跑路，而他一心觊觎的方正证券最终也未能顺利到手。他最终能否顺利落地，现在来看很是个疑问。
企业家冯仑在他的书中曾经不无睿智地谈到政商关系，说是最好不牵手、更不要坐怀。平心而论，在诱人的巨大利益面前，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但看一看这两年来很多富豪的状态，难道不会生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吗？时代真的在改变，攫取财富的方式如果不变，早晚会落个人财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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