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

“希望入党之后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不断自我改造，依照党的政策和决议贡献我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戴芳澜 1956年 4 月《入党志愿书》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中共党员。菌物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菌物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之一。1954 年起当选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逝世）。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会员（院士）。

1973 年 1 月 3 日下午 4 时 15分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戴芳澜在修改书稿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小时。他在 《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写道“谨以这本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

此时，距离他从 1919 年开始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过去了 54 年。

苦中求学路

1893 年 5 月 4 日，戴芳澜出生于浙江镇海，幼时家境并不富裕，小学几经中断。1905 年，在伯父的资助下进入上海震旦中学。

1911 年 4 月，戴芳澜考入清华学堂。两年后，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结业回到家乡湖北，后到沙市商业学校担任临时英语教员。

1914 年，戴芳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深造。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及留学动机时，说那个时代“几乎不断地有外人欺侮我国的事件发生，生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无不义愤填膺，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那时青年人都抱有‘实业救国’的志愿，文科都不愿学。因此，在留学时我的志愿是学农，认为美国农学颇发达，它又是一个‘民主’的‘先进’国家，很可以作我国的模范”。

1915 年，戴芳澜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第一批社员。

1916 年，戴芳澜转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1918年，当戴芳澜以优异成绩毕业时，他却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读了四年大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了自己是无知的！学海无涯，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

戴芳澜又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求学之路。但不久后，却因父亲失业而辍学回国。

辗转科教途

1919 年回国后，戴芳澜即立志建设与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其既能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服务，又能把这一学科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准。
这条路却非坦途。当时戴芳澜谋得教书职位，但因时局动荡和派系之争，几度遭遇解聘。但他仍初心不改，在辗转各地执教期间，他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和果树病害研究，在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研究。
1925年，戴芳澜（前右2）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病理专业毕业同学

1933 年后，戴芳澜担任清华大学教授。随即前往美国深造，从事真菌遗传学的研究和实验。1935 年夏天，戴芳澜回国后，谢绝担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所长，只当教授和病害组主任，开始病害组的筹建工作，并集中精力从事真菌分类的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一路南迁。戴芳澜带领同事、同学们先后在河北、云南等地区开展了大量植物病理、生理和昆虫学的调查研究，采集菌类标本 9000 余号并进行鉴定，对鸡枞菌、牛肝菌、伞菌、鹅膏菌、水生菌、鸟草菌等作了重点研究，在学术成果、资料积累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中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戴芳澜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战后的北平满目疮痍，身为植病系主任和农业研究所所长的戴芳澜，急切地想把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尽快地恢复起来。他夜以继日，伏案疾书，1947 年到 1948 年，又在美国《法洛》（Farlowia）和《劳德埃》（Lloydia）杂志分别发表重要论文。早在 1935 年 8 月，戴芳澜就当选中国植物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1936 年又当选第四届理事长，任期从 1936 年至 1949 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理事长。

1946年戴芳澜（后右2）与亲属在一起。

（前右1为戴芳澜夫人邓淑媛）

1948 年 3 月，戴芳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加入共产党

1949 年 5 月，戴芳澜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这年 9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筹建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出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

1950 年 12 月，全国植物病理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商议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复会事宜，会议推举戴芳澜为临时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于 1929 年 5 月在南京成立，戴芳澜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前，烽火连天，学会活动长期陷于停顿。时隔 20 年之后，戴芳澜再一次肩负起重任，并于 1953 年当选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

1953 年，已任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主任的戴芳澜，又兼任新成立的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室主任，他主张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特意将两套人马“并”到一起工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戴芳澜亲切握手

1955年，戴芳澜（左2）应邀出席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被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会员（院士）。（左4为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丁颖）
1956 年 4 月，年过六旬的戴芳澜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

过去逃避现实，在学校里对共产党是不认识的。到抗战前后对党虽有些了解但是还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解放后不久由于与党员的直接接触，纠正了过去对党的许多错误看法，衷心信任与拥护党，但是这种对党的认识，还只是感性上的认识，并不是彻底的认识，因为那时还未认识到共产党的阶级性。在参加政治学习以后，体会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并且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可是那时由于认识了党员的高贵品质，又由于个人缺点很多，不符党员标准根本未想到加入共产党，只能努力自我改造以非党员的身份来参加革命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入党，为了在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可以加速自我改造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意申请入党但又有些不必要的顾虑，经过解释后才决意申请入党。希望入党之后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不断自我改造，依照党的政策和决议贡献我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一年，戴芳澜还被评为一级教授。4 月，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室扩建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戴芳澜任所长。1958 年，该所与中科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任首任所长。为了集中精力专注于微生物研究所建设和发展，从 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大教授。1962 年，中国昆虫学会和植物病理学会合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戴芳澜被选为理事长。

倾心育桃李

戴芳澜（右1）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左1为菌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

“我国肯学农的少，肯学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的人则更少。”戴芳澜很早便指出这个问题。为此，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书育人上。在 50 余年教学和科研生涯中，戴芳澜培养桃李无数。仅老一辈植物病理学家就有陈鸿逵、俞大绂、周家炽、林传光、裘维番等，他们奠定了我国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发展的基础。

戴芳澜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从不轻易称赞人：“不适当的夸奖不是对人的爱护，而是对自负与自满的助长，结果把人毁了。”当然，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对别人进行指导，不是采用命令式，而是采取启发式，让对方去思考、去探索、去醒悟，直至豁然开朗。戴芳澜培养学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要求学生知识面要广，基础要坚实。二是提倡启发式教育，要求严格，赏罚分明。三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或读书会，提倡认真读书。“他工作一丝不苟，对人一点面子也不留。”戴芳澜的“关门弟子”郑儒永院士曾回忆说，但在工作之外，他对大家却关怀备至，经常和爱人邓淑媛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他没有‘大佬权威’思想，即便有人当众纠错，他也虚心接受。”

戴芳澜在南京时，家中条幅曾印有红图章：“学到老”；在北京罗道庄时，曾有一副对联：“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正是其人生写照。

……

1979 年，戴芳澜逝世 6 年后，倾注他一生心血的《中国真菌总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戴芳澜作为杰出的农业教育家，桃李盈门，不少学生亦成为著名的科学家。1962年在他70寿辰时，门生前来祝贺：前排右起：周家炽、戴芳澜、邓淑媛（戴芳澜夫人）、陈昭熙（俞大绂夫人）；后排右起：殷美姑（林传光夫人）、林传光、裘维蕃、陈贵琴（裘维蕃夫人）、蔡淑莲（周家炽夫人）

（本文参考引用资料、图片来源：《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国科学报》《中国档案》、新华网、中国农业大学档案与校史馆）

文字 | 何志勇

编辑｜桂艺鹏

责编｜于哲 姜萍萍 高云霄 张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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