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老院长胡光：三十年书写半部西政史
成都城郊，磨盘山革命公墓
绿草如茵，松柏常青
这里长眠着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长者
他朴实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
老红军、法学教育家、西南政法学院院长
胡光院长
老院长，我来看你了
带着七八级的嘱托
我让清明的风儿变得温柔
以细雨纷纷为你扫墓
”2016年3月，西政78级学生候建刚在老院长胡光的墓前伫立良久，脑中又浮起他慈祥、宽厚、儒雅的音容……这位与西政师生员工甘苦与共、风雨同舟30年，在近70年校史上担任院长时间最长的老人，又何止是78级学生在怀念。
半生戎马 半生政法
在中国军事科学院根据军队档案编撰的三卷本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军队领导干部名录，胡光在三卷本均榜上有名。
1944年冬，胡光与夫人在延安
1946年冬，胡光与夫人在陕北
1949年，胡光在西安王曲西北军大
1949年，胡光在西北军大
胡光（1913—1988），男，江苏铜山县人，毕业于徐州师范学校，1935年9月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曾任红28军宣传科长。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120师716团政治处宣传股长，邓华、宋时轮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团政委、中共北京平谷工委书记，率部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一野六纵宣传部长、民运部长，西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人事部副主任，财经委主任，中共西南局统战部秘书长等职。
戎马半生后，1954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调西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局长兼监委副主任胡光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从此，胡光开始了在政法的三十年岁月。传奇的是，自1954年接替周保中将军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后，随着“反右”“文革”等运动的来临，胡光个人几经冲击，浮浮沉沉，三任学院院长。三次任期的时间分别是，1954年10月至1959年4月，1964年6月至1978年5月，1979年11月至1983年11月任院长，其中，1982年1月至1983年11月任院长兼任院党委书记。
1954年，《西南政法学院校刊》登载了《胡光院长到院就职》的新闻
“作为西南政法学院首任院长的周保中将军，任命后还未莅临履职就调到中央军委任军史办主任。接着中央就任命胡光、刘佑东、孙孝石到西政，于是胡光院长成为实际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我国著名诉讼法学家徐静村教授回忆道。
胡光院长主持工作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扩充行政机构，健全行政工作体系。为提高学校教学水平，他大胆启用了一批旧时代的老教授和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充分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西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0年代学校校门
1959年初，西南政法学院与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合并，职工人数、土地面积都成倍增加，但也给学校的后勤带来了巨大压力。那段时间，物质生活匮乏，口粮定量，蔬菜副食品供应不足，全校师生面临着无米下锅的窘境。
“许多人因为缺乏营养而患上了浮肿病，为此胡光院长急得嘴角都起了泡，整天皱着眉头背着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原学院刑事侦查学教授、80多岁的谭宗志回忆道。就在这一刻，军人的坚毅果断与血性担当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老院长的身上。
“誓叫山岩长青菜，定要荒坡变良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胡光院长提出响亮的口号，带领全校师生齐动手将花园变菜园，见缝插针地种满牛皮菜。
“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胡光院长那双沾满泥巴的手啊。当时，房前屋后的小块空地和花圃间隙都种上了蔬菜，就连原‘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场也种满了水稻和蔬菜。学校不仅解决了自己蔬菜供应，还支援给了蔬菜公司和友邻单位一部分蔬菜。”原学院保卫处处长、80岁的老同志朱锐回忆道。
50年代的《西南政法学院周刊》记录了开学典礼的盛况
西政建立之初，师资十分有限，学校除了师资班、干训班，就是个法律系。“当时，学校刚搬到烈士墓旁新校址，全校只有教学大楼、学生宿舍、办公大楼这三幢楼，正所谓‘三幢房子办大学’。不少教职工住的还是原中美合作所的旧房子，师资、教材奇缺，校园周围都是农田、水池和荒坡。”修建东山大楼时运力不足，胡光院长亲自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到磁器口河边搬砖，一条由西政人组成的运砖长龙连续舞动了好几天。东山大楼的一砖一瓦都蕴含着西政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承载着西政人对未来的期待，谭宗志回忆道。
“在学院初创时期，在战胜困难的日子里，胡光院长始终与西政师生站在一起，这种自强不息、和衷共济的精神，始终值得回忆和称道。”谭宗志说道，胡光院长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发扬延安抗大办学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使这所新型的政法高校有模有样地建立起来，很快成为重庆乃至全国高校的一颗新星。胡光院长理所当然是我校建校的元勋之一。
建设中的东山大楼
荣辱不惊 护校护才
在西政校史上记载，自前身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后，1954年教育部调整院校系时，来自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法律系师生调整到西南政法学院。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胡光院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收留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大学的法学教授，这些教授在那个时期的极端错误的政策标准下，都可以挂上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和问题。
前任西南政法大学院长高绍先教授回忆道“1957年夏天的大鸣大放中，我在班上鸣放时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是文艺思想。这在当时可是捋虎须的事，这立即触动了一些积极分子敏感的神经，校园里出现了我的大字报。我已经做好挨批的准备，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上午贴出的大字报，下午就被收回去了，这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才知道，是胡光老院长把我保了下来。在听取汇报时，他公开表态：高绍先是政治幼稚，不是反党。他一句话免除了我一场灾难!
胡光这些对师生的爱护，为1957年“反右”之后，被批判斗争，由院长降为副院长埋下了伏笔。
1964年6月，经中央批准胡光再次回到院长的职位。他和全院职工一起克服了接连不断的运动对教学的干扰，到1965年底，学校已经成为我国培养政法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名声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1966年文革的到来，他被当成了专政对象。后来胡光院长在信中写道：“在文革中，这些小事本来不算什么，也可不去计较，但是，有时想起来又让人生气。这能怪谁呢，历史就是爱给人们开玩笑，时过境迁，放在脑后吧。”谁又能想到，这句话是出自一个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扫地出门、关牛棚、监督劳动、在一个月之内被批斗达25次之多的人之口呢？
与个人荣辱相比，学院的命运更加牵动着胡光院长的心。1971年底，四川省革委会一纸公文宣告：撤销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搬来西政校园。1972年4月底，市委宣传部来人由驻院军代表宣布省里的撤销学院的文件和人员分配名单，并限定西政教职工5月5日前到新单位报到。原来充满派系、武斗的师生员工为学院的命运、也是为自已的前途担忧，在反撤销、要复办的目标下实现了真正的联合。1972年10月，学院革委会增补胡光等老领导为核心小组成员，他们才得到“解放”，有了话语权。
谭宗志回忆道，在反对撤销和力挺西政复办的过程中，胡光等老领导又立下了汗马功劳。胡光本已被分配到本市另一所大学担任校长，可是他不走，老书记苏明德、苟良法也不走，他们就像“定海神针”把西南政法学院给定住了，全院教职工（除去少数已经被省、市强行调走和自愿调走的）也都不言走。无论省里、市里、军代表怎么催促散伙，大家都以不散的充分理由回答、抗争。不少教师干部通过各种渠道上书、上访中央和省政法部门，其中1973年苏明德、胡光等领导同志向最高人民法院（学院的上级主管）的上书，1974年苟良法等四位同志、四川省委书记赵苍壁（曾兼职学院院长）等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的详细汇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大力支持。年复一年的坚持与等待，终于保住了西政的“半壁江山”（人走了一半，校园被川外占一半），西政才有了复办和发展的基础。
70年代学校校门
胡光院长在东山大楼操场上与老师们交流教学改革问题
1977年4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教育部联合报请党中央批准决定恢复西南政学院的红头文件传来，西政人无不欢呼雀跃，激情奔涌，决心一年后就恢复招生。5月胡光成为省里组成的复办建校领导小组成员，继续为建校需要的校地、师资、教材、物质保障操心操劳：为了调回文革中被强迫调去重庆市教育局的50多名教师干部，胡光专程去做当时市教育局长田伯平的工作，使得愿意回西政的人如愿以偿，这就为学院复办争取到30几位教师干部。“如果不是胡光院长当年的所为，西政77年复办将几无教授。”朱锐认为。
78级开学典礼选址——废弃的游泳池
1978年10月12日上午，满目疮痍、劫后余生的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78级开学典礼在校举行。时任西南政法学院副院长胡光主持开学典礼。这是停止高考后第12个年头的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考生报考高校，而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仅有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首次以“绝密专业”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23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各兵种的424名学子，占了当年法科学生的“半壁江山”。从此，西政78级与国家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同心同行，与西政东山再起同步共振。2018年，78级入校40周年返校，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政78级校友中，知名学者有200多人，威震江湖至今仍然活跃在业界的律政精英也有100多人。西政78级是群体性成功，成就了中国法学教育史上的“西政神话”。
78级学生张建魁、谢庄等人探望退休后的胡光院长
后来担任了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的78级学生龙宗智说道，胡光院长是老红军、老革命，经历过创立政权和建设时期的坎坷历程、风风雨雨，是有见识、有智慧之人。他对学生和人才的爱护，表现之一是对学生的不同看法比较宽容，慎用行政措施对待某种当时看来的“异端思想”。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遗毒尚存，“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尚未完全消散。学校对学生的保护和宽容，促成了当时78级的思想活跃，探索真理蔚然成风。78级学生后来取得的些许成就，应当说与当时学校的这种学术氛围有重要的关系。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同为78级学生的张建田记忆里，1980年寒假结束后，胡光给78级同学讲话，讲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学院党委为57年反右时错划的数十名学生改正右派结论。虽然1957年胡光并不是党委书记，但他仍旧站起来，向全体78级同学鞠躬，非常诚恳地向反右被划为右派、受到残酷迫害的数十名同学郑重道歉。这一幕令78级同学终身难忘。
1979年经中央批准，胡光第三次任院长，1982年他同时还代理学院党委书记。
1982年，胡光院长接待来校参观考察的外校代表团
明师慈父 法史留名
1979年时任西政书记苏明德和院长胡光为获得市大赛亚军的男排队长张建魁颁奖
在78级校友张建田《胡光院长与西政往事》一文中介绍道，胡院长经常去学校卫生所看生病的学生，当他发现个别同学放假不回家看父母的原因，是因为距离家乡路途遥远，探亲路费是个问题后，他即上口袋下裤包里一阵急搜，把身上的钞票都拿出来往同学手里硬塞，令学生十分动容。
1954年，胡光院长在西南政法学院家中
“他是我的战友、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老大哥。”曾担任过胡光院长司机的老红军战士李祥民回忆起胡光院长时眼角噙满了泪花，“最难忘的还是老院长那挺拔的腰杆，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他那腰杆永远都挺得直直的。”
胡光院长和女儿胡燕琴
胡光院长和家人
2019年4月，胡光院长的女儿胡燕琴写下了一篇对父亲的纪念文章：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1年了，他慈祥的面容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崇高品格却始终印刻在我的心中。
父亲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爸爸。作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没有任何的官架子，朴素的着装，和颜悦色的语言，善解人意、宽厚待人的作风让每一位见到他的人都能从心里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每当跟随他走在校园里，看到他都会主动与所遇见的老师、学生、工人点头示意。哪怕是见到教职工的孩子，他都要主动打招呼，表达一种关爱之情。
记得小时候都是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回到家里，虽然爸爸妈妈还未下班，但总有为我准备好的糖果糕点放在家里，让我一回家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甜蜜。
胡光院长和家人
胡光院长手稿，写于1977年
爸爸对我们既关爱却不溺爱，总是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把我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状都贴在家里的客厅墙上展示，满以为爸爸妈妈回家看到会表扬我，没想到爸爸回家后，让我取下来，并告诉我不要图虚荣，不要有了一点点成绩就到处展示。虽然当时心里还很委屈，长大后才懂得爸爸是在培养我们踏实做事、低调做人的作风。他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关爱，特别对老人和家里的勤务人员，在那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代，有什么好东西总是想到与每一位家庭成员分享。他和母亲之间的相处，也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相敬如宾。
记得在父亲身边的十多年里，很少看到父亲发脾气，也从来没有挨过打。尽管他的工作很忙，早出晚归，但只要一回家，他总是主动参加一些家务劳动，那时屋前屋后有些空地，他就带领我们种植各种蔬菜瓜果，让我们从小就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胡光院长和家人在一起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常常看见他把自己的皮鞋、衣服、生活用品等送给当时学院里的一些有困难的工人、职工家庭。“四清”运动时，他带领学生们去农村开展运动，还专门买了一副剃头剪子，为贫下中农服务，工作和生活中他是时刻以周总理和焦裕禄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
由于父亲的正直、善良，一生中也遭遇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来听不到他的抱怨，总是勤勤恳恳的忠诚于党的事业。最让我难忘的是“文革”期间，看到父亲遭受了非法的批斗、关押和人身摧残，让我们做子女的非常的气愤和心疼，但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告诫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几十年革命生涯的锤炼，让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不仅自己不去怨恨当年那些年轻的红卫兵，还开导和说服自己身边的干部和家人，正确对待处理各种矛盾。记忆中他总是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处理问题的原则。
胡光院长陪同到院讲学的外国专家
胡光院长发表在《西南政法学院》报上的小诗
虽然历尽艰辛磨难，但胡光院长是幸福的，他担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时间之长绝无仅有，经历了学院从创建、发展、撤销、复办、发展的全过程，其间他亲自送走了西政首届（58级）至复办后首届研究生和78、79级共十四届本科学生和众多的干训、自考、成教学员，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政法人才，用30年书写了半部西政史，为西南政法学院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国务院批准西南政法学院为全国重点高校，这是对他半生政法经历的最大肯定。
1988年7月28日，胡光院长功德圆满地走完人生之路，在中国法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群山逶迤，两江回环
巍巍学府，屹立西南
自强不息，历创业之维艰
……
记住走过的路，记住同行的人
继往开来，你我当先
……
（本文特别鸣谢胡燕琴女士、78级校友张建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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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旭 李致远 方艺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