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是理工科，从事的是汉语言研究，精通多门外语，开创外语编辑室，这样的编辑现在找不到了！

主页君说：2017年，人教社建社67周年。67年来，人教社的路，是无数个“人教先生”一锄一铲开掘出来的。12月1日是人教社67岁的生日，为此，我们在微信上开辟 “人教先生”纪念专栏，我们希望通过一篇篇文章回望过去，跟您念叨念叨那些曾经在人教社挥洒过青春与汗水、在各行各业烙下姓名的老先生们。

今天，要带大家走近的，是张志公先生。

张志公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他沟通了语言学的各个门类，沟通了汉语界和外语界，沟通了高等教育的语言教学和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沟通了各个学派，沟通了学术界和政界，还沟通了老中青三代人。

1956年—1997年，张志公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他担任过人教社的汉语编辑室主任、是人教社外语编辑室的创始主任，后担任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张志公是一位有着独特地位的学者。他是继叶圣陶之后，再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赢得巨大社会声誉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迂回包抄”的求学之路

张志公祖籍河北南皮，1918年生于北京，父亲是从事工程测绘的政府职员。与同时代很多传统学者相比，张志公并非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也没有受过传统的蒙学训练，而是接受了比较系统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一个人眼界开阔，见识清通，文理艺术各科全面发展。

高中，张志公考入了河南名校——开封高级中学。用他的话说，“开高”名师荟萃，“有一窝子北大优秀毕业生，地地道道的蔡元培派”，他们在治校、教学中奉行蔡元培主张，提倡学术民主，兼收并蓄，全面发展。这种校风一直让他津津乐道。步入青春的张志公逐渐展露了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在学习上，文理皆优，但高二分科时，他选择了理科。当时他的想法是：

“大学我将学文科（很可能学外语，也喜欢文史哲），在中学时代先把理科基础打好些，否则，到了大学再不接触理科，只凭初中那点常识，太少了，就会成为只知文不知理的瘸腿子人了。那可不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赞成高考的一种办法（分科）。”

这一段话还是很让人感触的。从十六七岁起，张志公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冷静自觉地完善知识结构(打下理科基础)。1937年，张志公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三个大学的自主招生，北京大学、唐山交大，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后又先后转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外语系，直到1945年27岁时才获得大学文凭。）回顾张志公的求学和研究道路，他有意识地迂回了一个大圈子，初选理工、再入外语（主修英语、法语，自学俄语和日语，毕业后又从事多年外语教学），最后才回到他早已看好的学术阵地——汉语语言学。这看似多余的一段路，对他的研究裨益不尽。早年扎实的理工科基本训练，使他具备了超乎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注重客观分析、缜密论证的语言语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熟练驾驭多种外语，让这个“语言天才”得以随意出入不同的语言环境，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随机触动的无穷灵感。

张志公的大学时代正值抗战危局，国势飘零，他那张大学文凭也来得极其不易。1938年转系，1940年被中央大学强制休学，之后三年从军赴云南抗日前线，退职后于1943年考上金陵大学外语系，两年之后获准毕业。即使在毕业前夕，也险些突生事端。由于校方和他自己的疏忽，还有3个学分的“基础国文”课未修满，按规定要推迟毕业。他不服，向校务会议写了一封申诉信。这封信被所有与会人员传阅，最后一致认为文章写得理直气壮而出言得体，不越份，仅此一项即可抵得3个“基础国文”的学分。替他仗义执言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当时受聘于金陵大学。他说，张志公用英语写成了优秀毕业论文《从<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一般非中文系学生即使修满9个学分估计还未必能读懂《文心雕龙》，所以应予免修。张志公这个论文选题曾经难倒金大外语系，因为找不到一个中西兼通的导师来指导他。后来总算找到了，就是吕叔湘。从那时候起，这一对师生就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

 三斧子

1950年底，刚刚从上海迁往北京的开明书店（后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一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青年。这是从香港回归大陆的张志公，他由老师吕叔湘推介，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也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人评价说，张志公在汉语语言学界一共抡了“三斧子”，其中两斧子是50年代抡出来的。第一斧就是初进开明不久主编《语文学习》杂志。

由于过去近百年的战乱不断，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的规范。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定稿的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来学习、掌握汉语的规律，并将其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高度。开明书店立即决定创办《语文学习》杂志，由33岁的张志公任主编。

“志公没编过刊物，他却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两三位同事，当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铺喝酒。……大家靠着酒缸盖，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 语，几个中午下来，《语文学习》的编辑方针就有了；该设哪个讲座，该辟哪个专栏，都有了眉目”

——叶至善《大酒缸》

根据叶至善先生的回忆，约莫一个来月，没有编委会，也没有召开座谈会，《语文学习》的创刊号就出笼了，初印10万册售光，又重印了两次。刊物重印是非常罕见的，需求量大是一方面，杂志办得对人胃口才是最关键。直至1960年《语文学习》因纸张供应紧张而停刊，张志公主编此刊9年，共出刊105期，发行量逐年增加，最高曾达30万册。由于刊物内容实在，生动活泼，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一些投稿者也由此被张志公发现、扶持从而成长为专业语言学者，如李行健、徐枢等人。以此为平台，张志公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逐步成为他们的领军人物。

《语文学习》刊物

至于“第二斧”即主持制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与此紧密相关。在上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中曾提到，“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是以此为引子，将中学《语文》科分设《汉语》《文学》两科，很快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责成负责编制两科的大纲和教材，一批文学和语言学工作者也由此组织起来。经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张志公于1955年正式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汉语》科的相关工作。时年，他37岁。

让年轻的张志公来负责这件大事，吕叔湘说了一个理由，“从主编《语文学习》来看，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为中学生编写《汉语》教材，这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教材中大部分要讲语法知识，这就需要先确定一套适用于中学教学的语法系统。如果说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公认规范的系统，拿来简化改造一下即可，但恰恰没有。理论语法是一件“舶来品”，是西方学界立足“科学化”来分析各种语言现象，试图探求其条理清晰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

20世纪的前半叶，一批受过西方语法训练的中国学者怀着极大的科学热忱，针对汉语言语法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分歧很大。各派分立在学术发展中，在大学教育中都是可接受的，但在中学基础教育里却必须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的依据（为区别理论语法，我们称之为“教学语法”）。可事实上，各种体系不尽相同，使用的术语也差异很大，要在短时间内拟定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初出茅庐”的张志公硬是做到了。在语法学界前辈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试教、审定，在三年时间内，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他的主持下定稿了。这个《暂拟系统》最大可能的博采众长，融合吸纳各家体系的优点，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自成一个适合于中学教学的新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成为了语法学界的“共同纲领”，在汉语语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50年代抡出来的这两斧，尤其是《暂拟系统》的成功推出，使张志公在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都赢得了极高声誉。老一辈语言学者深深信赖他，年轻一代学者又真心推崇他。一些朋友对他明说“大家佩服你，是由于你开头的那两斧子很像样子”。

张志公略带调侃地说，“这意思是：最后一斧子就不像样子了”。事实上，这一斧一直没有真正抡出来，因为他要抛开西方外来语法理论而“独辟蹊径”——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

《暂拟系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也暂时使语法学界搁置了争议，有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说法。但它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事实上，因为西方语法理论与汉语之间的天然“水土不服”，分歧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消解。当十年动乱终于结束，语言学界的研究空气日益自由、活跃，西方的各种新式语法理论也随着国门打开如潮般涌来，老少学者们对于沿用了近30年的《暂拟系统》不满和分歧就越来越激烈。

1981年-1984年，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再次领衔主持修订《暂拟系统》，经过六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次修改，最后形成《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应该说，《提要》比《暂拟系统》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中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提要》的变动太大，基层教师难以从原有的模式中转变过来，一时抵制声音很高。而且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实际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语法教学成为中学语文课的一个难见成效的“鸡肋”。

这是晚年的张志公很感痛苦的一点。他的痛苦不单单是《提要》没有有效地促进语法教学，也是反思《提要》乃至《暂拟系统》本身对于汉语应用的指导意义。前面说了，这两个教学语法系统都不是“重起炉灶”之物，而是融汇各家之体。尽管它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张志公知道它们都有根本的缺陷。他不止一次的对朋友和学生说，他认为汉语在根本上是不适应从印欧语系产生的西方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始终会存在着牵强难通的地方，应该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言框架，从中国文化背景和汉语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要 “走自己的路”。这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凭借他个人力量、老病之躯，注定难以完成。尽管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一直在尝试着探索这条路并取得丰富的成就，在辞世之前还在规划《张志公语法》（又名《张氏简明语法》）一书的出版，但最终他没能完成这“一斧子”。或许，他留下的这个难题还需要一辈或者几辈学人来完成。

1980年11月8日，叶圣陶先生（中）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左）、张志公先生（右）在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座谈会上讨论教材改革问题。

 最后二十年

文革十年，张志公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因为恶劣的政治形势，大多无法正常开展了。这十年的日日夜夜，对张志公这样一个正处于学术巅峰阶段的学者来说，浪费得叫人心疼。由此我们也就更好理解，为什么他的最后二十年总是处于一种“拼命三郎”的状态。

1977年，张志公即将迈过花甲。二十多年前初入人教社的翩翩才子，今已是两鬓霜染、老态初显。这时候的他，无论是年龄、成就还是声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专家”了。这一年，他上了北京香山，作为语法专家主持全国统编语文教科书（文革后首次统编人教版教材）的工作。在起草教学大纲的时候，他对中学语法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目的概括为六个字“精要、好懂、有用”，高度凝练，言简意丰。他的人教社同事刘国正先生说，这是张志公颇为自得的“神来之笔”，是对文革前17年语法教学最简要而中肯的总结，也是张志公自己语法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

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依然在人教社工作，先后担任分管外语（英语、日语、俄语）教材编写的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务，为文革之后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作为当时国内有数的几位语法界权威之一和语文教育专家，他还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因为，作为一代学术领袖，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影响着整个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们的信心和方向。

  晚年张志公与冰心在一起

晚年张志公“拼老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尘仆仆的讲学历程。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似乎总在全国各地进行教学调研，指导教学试验，在大学开设选修课程，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讲学和考察，主持并参与国内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他善于演讲，也喜欢通过这种自由的交流形式，向研究同行和教学一线传递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并获得回应。从50年代初期主编《语文学习》开始，他从来不是一个枯坐书斋和沉醉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强烈关注研究与实践的密切结合。80年代的中国正迸发着如潮的求知热情，张志公的演讲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学术界人士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教育一线的动态，广大教师则迫切希望他给以理论上的点拨和启迪。为了尽量满足这些需求，张志公时时展现一副“拼命”的架势。某年8月，他结束了四川成都的讲学（之前已经连续多地讲学），紧接着要赴重庆，那里已经有一千多教师集中起来等候他了。但直到临行前也没有买上火车票，有人建议电报通知重庆改期，张志公断然说：“不能让一千多人为我改日期，马上去车站，就是买站票也要站到重庆”。大家只好陪着老人晃了整整一夜，好容易到了重庆。他不用早餐直接到会场开讲，从9点至中午1点半，中间休息15分钟，喝了一杯牛奶。中途无一人退场。

作为语言学家，也作为语文基础教育专家，身兼两任的张志公晚年还一直在营建一座沟通这两种身份的“桥梁”。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语辞章学论集》，这是张志公自60年代以来逐步构思、完善起来的学术结晶。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中学生怎样才能较快、较有成效地培养起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能力？为什么大家都感到“语法难学，学了没用”？因为语法学者是把语言的字词、语句肢解分离，探索其内在规律，却抽取了文字蕴含的思想。而人们学习语文却是为了听、说、读、写，为了能阅读大块的文章和书籍，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这两者之间一直是两张皮，缺乏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即张志公所命名的“辞章”，它是语句和思想得以结合的单位。为了让人们充分理解这个想法，在不同的场合他举了很多生动的比喻，就像力学和航空技术之间需要流体力学做桥梁，解剖学和绘画之间需要艺用解剖学做桥梁，甚至小麦做成馒头还需要面粉这个过渡阶段。“汉语辞章学”就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之间的桥梁性学科，为多年来举步维艰的学校语法教育指出了一个比较明朗的前进方向。

人教社出版的《汉语辞章学论集》书影

 

张志公虽然没有抡出自己的“第三斧”——张氏简明语法，但是他晚年抡出了“汉语辞章学”，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应该说“更上一层楼”，可以让他欣慰了。

先生非酒人

人教社同事、诗人刘国正先生在张志公生前曾赠诗曰：

“豪饮传天下，先生非酒人。一心为赤子，五卷著雄文。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笑看桃李盛，更酿百年春。”

其中“先生非酒人”一句，后来被广为传诵。张志公一生好酒擅饮，这是圈内外皆知的。每次大会小会用餐，把盏言欢最晚离开餐厅的大多是他和三两酒友。叶至善曾撰文《大酒缸》追忆他，两位古稀老翁常常嘬酒聊天忘了时辰，饭店服务员收拾好别的桌子，都远远地“瞄着”他俩。张志公本就善谈，如果趁着几分酒兴，则更是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很多学术上的灵感往往都是在酒桌上闲聊产生的。但他一生勤奋严谨，从不因酒而耽误正事更不沉湎于此。就如刘国正所说，他不是酒人，不过以酒为友，饮酒如谈心，借以遣怀。酒，只是给他的生命添了一点潇洒。

先生好酒、好烟、好茶。到了晚年，又添了一件嗜好：糖果。现在的人教社同事回忆起他，依然可以描绘出一幅场景：身材颀长须发俱白的老先生，兜里随时揣着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连作报告也不时要摸出一颗放进嘴里，神态悠哉。实话说，“烟酒糖茶”这四样大都不利于老人健康。于是亲友还有学生都劝他放弃这些不良嗜好。但他却倚仗滔滔辩才，大谈自己东方式的养身之道：这四样东西单吃不行，但一块吃却是可以相生相克的，如果陡然戒掉了，反而会打破体内的平衡。劝的人，也大都无奈何地由他去了。想说服他，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因为他实在太能说了。

   张志公的口才卓绝，可以自如应付各种场合的口头表达，如演讲、报告、即席讲话、辩论、主持会议或者闲谈。几乎有缘见过他开口的人，都会不惜一切溢美之词来形容他的口才。与大多数长于著述而讷于言谈的传统学者不同，张志公十分在乎口头表达对人的感染力。他常常引用西方叔本华的名言：“没有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的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为此，他偏爱简明、实用和通俗的文风和语风。吕叔湘称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而他更善于打比方来把深奥的道理说明白。比如在全国修辞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对于修辞的研究对象、范围争论较大，很难达成一致。张志公则在发言中表示，不要急于确定对象和范围，如同建公园，不要忙着修围墙，而是对人们认为可能属于公园的亭、台、楼、阁、水榭、小桥、流水、花、草、树、石都展开研究，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哪些应属于公园，否则围墙修早了，容易把一些亭、阁划在外面，再迁进来，就难了。一个巧妙得体的譬喻，让大家都搁置了争议而注重具体研究，事后多种研究成果也都证明他这番话的前瞻性。

1987年7月18日，叶圣陶（左三）与张志公（左二）等同志讨论语文教育问题。

1997年5月20日，一代学术领袖张志公逝世，留下了著作等身的丰硕成就，也留下了未及出版的《张氏简明语法》等诸多遗憾。

先生一生个性鲜明，“蹚”出了一条和所有的同辈学者都不一样的道路。他可以只做一个出色的语法理论家，但他偏偏要挪出大半个身子，站到理论与应用的结合部上，一生致力于语法知识的普及和实用化。他完全有资本做一个很西化、不断捣腾洋货的学者，因为凭借外语优势汉语学界难有人和他匹敌，但他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钻到旧时科举蒙学的故纸堆里，扒拉出一条条传统语文教育蒙尘已久的“借鉴经验”，以构建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育学。

他似乎从来不甘心居以某个领域的中心、深处，他总要时时来到常人无意驻足的交界点、分水岭，在这里左右顾盼，以他滔滔的辩才为各行其道的人们指点出一片柳暗花明。

这就是“通人”张志公。

 更多“人教先生”纪念专栏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关注更多人教社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