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耻辱史观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废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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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映虹
来源：《凤凰周刊》
70年前，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中国人等到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性的历史性胜利：以实际行动，通过战争或是外交谈判全面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结束了半殖民地历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宣告了中日之间的所有条约终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又宣告中国和其他法西斯国家如意大利之间的旧条约无效。1942年底，英美宣布放弃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特权，次年和中国签订对华关系平等的新约，距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正好一个世纪，可谓“百年耻辱”一日雪。民族耻辱的终结，为1945年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何谓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政治象征和法律依据,主要指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机构和外国公民单方面在华享有特权，其实质是将自己主权的行使延伸到中国的领土，直接后果就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面受损。这种特权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包括当时中外关系中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次性的割地赔款不算，长期有效的特权多不胜数：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租界权、租借地、势力范围、最惠国待遇、外国军队驻扎权、外国军舰行驶停泊权、海关税务管理权、内河航行权、外国雇员任用权、电信事业权、设厂制造权、外籍引水员权等20余项。
不平等条约，有些是为了解决中外之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战争而订立，有的是就某一个具体的双边关系问题而订立，还有的则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订立，相当于今日的建交和友好条约。总的来说，这些对华不平等条约在原则上规定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西方国家提出这些不平等的要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中国在制度和治理上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它们和中国打交道，尤其是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例如他们的公民在华涉案）不能以中国当时的法律、制度和惯例为依据。
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1918年和瑞士签订的，由当时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和瑞士驻日本公使谈判并签字，条约允许瑞士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章氏一年后即为了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和中国素来没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弹丸小国瑞士居然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段历史尤其让当时的国人痛心。
在西方国家争先恐后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其他国家只要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都会向中国提出遵循先例，获得同样的特权。所以，除了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和中国签订类似不平等条约并享有不同程度特权的，还有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拉美的巴西、秘鲁和墨西哥。
当时中国也和一些国家签订过平等条约，但这些多半是由于国际国内变故失去了帝国强权的国家，如和一战后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以及几个国际影响非常有限的拉美国家，如智利和玻利维亚。这些平等条约在中外关系上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百年以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种种压制之下，政治陷于割裂，经济流于偏枯，社会趋于黑暗。积习所至，竟使国民心理卑怯而不知自拔，伦理颓废而不知羞耻，国民道德的堕落。民族自信的丧失，至此可谓已到了极点。”这些条约“不仅使我国将不国，而且使我民亦非民，真使我们中国人格丧尽，廉耻扫地。”这是在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时，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回顾历史时痛心疾首的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不平等条约之影响的批判，涉及到社会心理的层次。
废约运动经过
不平等条约绝大多数是在清朝统治时期签订的，极少数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对于自上世纪20年代下半期逐步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来说，不平等条约既是一个负担，也可以算是政治上的一笔“正资产”：南京（后来是重庆）政府不但不必为它们负历史的责任，反而可以说废约就是自己革命的目标，而绵延数十年的废约运动无疑为国民政府增添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
废约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包括在辛亥革命的纲领中，也是20年代轰轰烈烈地国民革命的目标。被国民政府视为有神圣意义的孙中山遗嘱中，也有这个要求。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被列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进入30年代，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急剧扩张和中日全面战争时刻会爆发的现实，使得中国政府把争取世界强国对中国在日本问题上的支持作为外交的中心，废约运动只得暂缓。
在1942年以前，中国已经在废约上取得了一些进展。1902年《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商约》都申明一旦中国的法律制度经调查确认为“皆臻妥善”，两国即放弃在华法律特权，至少在原则上承认领事裁判权存在的有限性。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在重大国际场合（例如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一再提出废约问题，尽管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至少做了一点舆论准备，使得废约问题在中外关系上就此从无变有，提上了日程。1926年，西方十国加上日本组成“调查法权委员会”，前往直隶、山西和东三省等地调查，看当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和中国当地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状况究竟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中国人很少知道20年代中后期的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成就。当时借助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镇江、厦门四处英租界，天津比利时租界和威海卫英租借地；和主要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签订了关税新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并申明原则上要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些都为全面废约创造了条件。1928年中国与比意丹葡西五国签订了新约，原则上规定废除领事裁判权，但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此外，1929年，墨西哥革命后的左派政党革命制度党执政后同情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宣布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根据国民党官方的说法，“我国一方面诉诸正义，争取与列国交涉，同时埋头建设、培养国力，故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得不暂时停顿。”但到了“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独自抵抗侵略的勇气和牺牲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钦佩和尊重。1941年美国国务卿赫尔和中国外长郭泰祺换文，声明在中国和平恢复后，将与华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同年英国亦作出同样表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布《大西洋宪章》，虽然主要针对法西斯的扩张，但它提出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为中国的废约运动提供了更有利的国际条件，英美考虑主动并提前废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盟邦，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过去那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完全不能反映现实。而且抗战在事实上也使得不平等条约的很多条款成为空文，例如对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的调动作的限制。从1940年开始，英美领导人都曾经表示要在和平恢复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两天后，蒋介石任盟军中国战区（包括印度支那）最高统帅。列强与华不平等条约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失去存在的根据。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加紧了和英美关于废约问题的会商。1942年夏天开始，美英外交部门就放弃在华特权问题频频交换意见，达成了尽快同时谈判解决的共识。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要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式向美国政府展开废约的交涉，得到美方迅速回应，表示愿意自动放弃不平等条约，和中国签订新的条约，在法律上建立新的国家关系。英国政府与此同时也作出同样表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取得突破。10月9日上午，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前往美国国务院，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宣读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文稿，并将它交给魏。第二天，中国陪都重庆夫子池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双十节庆典上，蒋介石正式宣布英美两国自动放弃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告诫说“我全国同胞从今天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那天，美国独立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费城独立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特为这个历史性时刻向中华民国的国庆发表祝词，并叩响了著名的独立钟三十一声，以示庆祝。重庆各报都为此出了号外。蒋介石于次日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两国政府自动放弃在华特权表示感谢。此后，中美和中英两国外交部门就签订新约展开谈判，并于1942年12月11日同时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了新约，宣布从此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当时除了美英两国，日本和意大利因为和中国是交战国，过去的国家条约自动作废；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和法国傀儡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一个主要考虑是为了照顾维希法国统治下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侨。后来东南亚的局势转化后，中国转而与戴高乐流亡政府建交，即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但正式签订新约是在1946年。总的来说，当时只要美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这个历史问题就算解决了。其他原先允诺放弃在华特权的西方国家在英美和中国签订新约后，先后和中国政府订立类似的新约。
中国和英美的废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是在中美英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中国方面自不必说，英美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十分配合，推动谈判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在此期间，英国人似乎在方式和时机的选择上更费心机，显示出老牌殖民国家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熟练老到和深谋远虑。
有两个细节很说明问题。一是1942年6月，英国外相艾登对美国驻英大使表示，目前盟国在远东军事态势不利，如果这时开始谈判，可能使得中国人产生误解（中国人会认为英美是以放弃特权来换取自己更坚定的抗战立场）。那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大胜，夺回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秋天英美就加快了彼此就废约问题的磋商。
二是10月3日美国国务院要驻英大使通知英国外相：美国建议两国于10月9日同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约见中国大使，用机密的口头方式告诉中国人英美几个月来就废约问题的会商。英国外相艾登不赞成机密通知的方法，主张两国选在10日，即中国的双十节发表联合公报，见诸报端，这会让中国人感觉更有意义。美国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还是主张两国分开宣布，英国人也同意了。这些过节，显示国际政治和大国外交的玄妙。
理性民族精神之塑造
由于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公共记忆中尘封已久，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治下地区的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欣慰和欢呼，值得今天的人们回顾。陪都重庆1942年的双十节和新年满城欢腾。从当时的报刊发表的大量社论、评论、历史背景介绍和对中美、中英谈判的报道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民族精神在那个时刻的振奋。
用当时《大公报》的话来说，“中美、中英的新约成立，是中国百年来的大事。这两个公道的条约，把‘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等各种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名词送进中国的博物馆。从此以后，中国恢复了完整的国权。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侮辱，付诸历史的长流流去了，自由、平等的光辉从晨曦里簇拥而来。”
当时国人在欢呼之余，头脑还是非常冷静。蒋介石1943年1月12日发表的文告中告诫国人：过去可以把一切问题推到不平等条约上，今后就“没有诿过卸责的余地”，“全体同胞，必须同心一德，互相激励，痛自悔悟”，彻底革除“颓风污习”。阅读当时报刊的评论，让人感到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中国舆论在欢呼庆祝的同时表现的成熟和理性，进一步反衬出列强过去以种种理由贬低中国，要在中国享有特权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无理和无据。
《大公报》发表“百年耻辱一笔勾销”的社论，在严厉批判了西方列强之后转为自我批判，说很多外国在华特权的建立，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这些不平等特权的产生，一半是由于屈辱，一半是由于自己的愚昧；所以我们不徒责人，也应责己。”例如领事裁判权对中国主权危害最大，但“当我们接受这毒物时却认为‘夷官管夷民’，甚是轻松”。社论接着回顾了领事裁判权在国际上的历史，指出它最早应用于在奥斯曼土耳其的西方人，因为土耳其伊斯兰法律不保护异教徒，欧洲人又不愿受伊斯兰法律的保护，因此有了这个制度；后来英国人又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制度用来保护自己在欧洲大陆国家活动的公民。读者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屈辱的制度并不是西方列强特意为羞辱中国而发明的，但却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最长。
这些说法，虽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吻合，但其自我批判的态度，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时候无疑是一贴清醒剂。
除了冷静和理性，当时报刊舆论中另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普遍现象，就是没有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骄狂和自大，反而充满了谦逊、自足和感恩，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废除，放在整个人类丧失、争取和重获自由的历史中来看，由此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英美盟邦的主动和合作，并没有用“他们现在需要我们”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来否定废约的道义意义。
舆论还提出今后中国要以国际社会自由、平等一员的身份，以实现普世的自由、平等为目标。官方的《中央日报》说：“中国人民有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中国人民所受之平等自由，足以影响全世界人类之平等与自由”。《益世报》说“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问题，在事实本身的意义小，而在促进民族间的真诚合作，实现《大西洋宪章》的崇高精神，预为战后永久和平树下基石的意义大！……我们盼从英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的新页起始，真正的消灭了世界种族偏见，大家忠诚携手，并肩迈进，以达大同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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