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的关键人物胡均鹤：屡屡转向的多面人
青年胡均鹤
作者：贺越明
来源：广州政协网 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八期
原题：《胡均鹤：屡屡转向的多面人》
近世中国，长期处于外患内乱的动荡变迁之中，生存其间的不少人应时随机，不断变换政治立场。这当中，不能说没有心甘情愿的，但更多的恐属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被视为潘汉年案关键人物的胡均鹤，可称为这一类人的典型。
首度转向，成中统特务
在中共早期党、团历史上，胡均鹤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人生履历的起始处充满鲜红色彩。他于1907年生于江苏省吴县甪直镇，幼年丧父，母亲靠给人帮佣养家糊口。他本人在苏州长大，由叔叔资助念完小学，14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在酱油店当学徒，去旧衣店做店员，后进纱厂成为工人。这个出身贫苦的热血青年，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工友联谊和学习，在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这一年，他经瞿秋白三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分派，胡均鹤主要从事中国共青团的工作，担任不少重要职务。到了1931年，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列名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在白色恐怖下化名陈炳文开展工作。此时，他才25岁，风华正茂，已是代表中共领导共青团的职业革命家了。
1932年春，共青团中央在上海租界秘密举办各地团干部训练班，主持这项工作的胡均鹤结识了来自哈尔滨的女团员、后来壮烈牺牲的“抗联”领导人赵尚志的六妹赵尚芸，在互相接触中产生感情，不久共赋同居。这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正在位于租界内的机关熬夜工作的胡均鹤，突然被几个破门而入的外籍巡捕堵在屋里，随后被引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工总部。先后被捕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团中央遭到重大破坏。这应是内部出了叛徒，由中统特务提供线索给巡捕房出面抓人。在狱中，胡均鹤经受了严刑拷打，起初表现坚强，一度还萌生自杀的念头，但因为看管太严而未果。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见硬的一手不管用，就采纳主持过中共特科的原中央委员、大叛徒顾顺章“攻心为上”的献策，命中统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用软的一手试试。一天，史济美弄来几本中共的内部刊物，到牢房拿给胡均鹤看，说共产党已经把他除名了，可他居然还在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史济美还告诉他，赵尚芸临盆在即，总不能让孩子出生后就没有父亲啊。胡均鹤禁不住敌人用离间计和亲情牌组合的心理攻势，终于投降了。
胡均鹤在1933年春节前重获自由，与妻子和母亲团聚。他头一回坐牢，不过两个月时间，却背叛了革命理想，决定效力于中统特务机关。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变化，给他后来曲折的人生历程种下了苦果。
二度转向，变汪伪特工
虽然胡均鹤进入中统等于从头开始，但由于国民党大力镇压共产党人，而他熟知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方式，并有一定的人脉，在侦破和搜捕中不时建功，升迁很快，先后出任中统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等职。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获任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拥有了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末从“陪都”重庆出走越南河内，公开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第二年5月回国抵达上海，筹划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日本军方为增强汪伪实力，将早前落水当汉奸的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系统拨给了汪精卫，成立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专门打击国民党特工系统、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其他爱国人士。这年9月，也是中共叛徒的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苏成德向“七十六号”自首，悉数供出与他共事的同僚。但他不知道区长徐兆麟的行踪，就在餐馆设下“鸿门宴”，对胡均鹤和其他同事软硬兼施，逼迫他们转而投靠“七十六号”。散席后，他又故意把答应变节的胡均鹤放回家，但条件是将徐兆麟诱骗拘捕。果然，胡均鹤到家不久，徐兆麟来电话通知苏成德出了问题。胡均鹤这时没有按苏成德的计谋去做，也没有提供他所知道的徐兆麟住址。苏成德的叛变，使中统在沪特工几被一网打尽，但由于胡均鹤有所隐瞒，徐兆麟及会计蔡均千得以幸免。
即便如此，胡均鹤投向“七十六号”，终究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叛国行为。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丁默邨和李士群，早先均是中共党员，被中统特务逮捕后叛变自首，加入了中统并成为头目，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摇身充当日本军方的鹰犬。胡均鹤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本为中统旧识，因而颇受重用，先是被“七十六号”派任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调回上海本部出任二处处长，主管情报工作，专责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情报人员。
在同事们眼里，胡均鹤平素不苟言笑，心狠手辣，属于李士群的心腹。李士群的经历更复杂，曾被中共组织选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又到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情报学校受训，一年后回国，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来一再变节，是个利欲熏心、善辨风向的角色。他在“七十六号”内与丁默邨明争暗斗，后来不仅升为主任，还当上汪伪政府的警政部长、江苏省主席。同时，他又暗地里和国民党特工人员有往来，也与共产党情报系统有联系。1939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奉派上海、香港等地组建华南情报局，面对复杂的形势和险恶的环境，为了调动和利用一切有利因素，与拥有日伪情报资源的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胡均鹤便充当了李这一方的联络人，并负责潘在日占区的人身安全。兴许是天良未泯，胡均鹤像对待来自重庆的国民党特工一样，也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做了不少事情，有的还很重要。1942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及家眷撤往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便由潘汉年负责安排，让升任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的胡均鹤护送，并命属下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送过封锁线，最后平安抵达目的地。
三度转向，汉奸罪获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一面下令各战区抢先接受日伪军队投降，一面筹划从重庆还都南京，一面准备惩处汉奸以平民愤。9月20日中秋之夜，已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的杜美路七十号花园，一派节日气氛。胡均鹤手持军统局局长戴笠的请柬，与周佛海、丁默邨、苏成德、万里浪等数百名汪伪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来参加中秋赏月晚宴。戴笠致辞表示：“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这些吃了定心丸的大小汉奸，节后又收到分别于23日、24日去愚园路等处的邀请函，谁知按时到达后个个自投罗网，束手就擒。胡均鹤自然也在其中。第二年，他和羁押多时的同僚一起，站在了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汉奸罪”的被告席。
有研究者认为，因为胡均鹤当年没有向“七十六号”出卖中统局苏沪区区长徐兆麟，这位前上司为他说了好话，使他得以保住了性命。这不无道理，与胡均鹤不相上下的汪伪特工头目丁默邨、苏成德、万里浪等，均以死刑而被处决。当时为他说了好话的不仅是徐兆麟，还有其他中统特工人员。胡均鹤任职中统局上海区时的同事陈奕作供，胡均鹤任职“七十六号”时，暗中掩护中统特工人员，解救国民党的党官和军官，还提供电台等重要通信工具，确实为抗战大业出过力。但在法官看来功不抵罪，这些事实不能洗刷他的汉奸劣迹，虽未判死刑，还是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四度转向，蒙冤廿八载
不过，胡均鹤正式服刑不足三年就获释了。原因是抗战胜利没多久，国共和谈破裂，双方开始了军事较量，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由弱变强，节节胜利。1949年初大局已定，国民政府危在旦夕，仓促撤离，将狱中的刑事犯统统释放，以图给共产党接管政权制造混乱。胡均鹤出狱后，被特务机关委以重任，要求他潜伏下来戴罪立功。但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不愿再为之卖命，就托往昔的部下刘毅去香港找潘汉年，转告他在大局变动之际寻求出路的想法。
潘汉年思虑胡均鹤等人虽当过汉奸，但暗中也为中共做过一些好事，上海解放以后还可发挥作用，就让他们到汇聚了各路接管人马的丹阳去，并电告中共华东局社会部考虑接纳。于是，胡均鹤去了丹阳，随解放军在5月下旬进入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他获任该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兼专员，也穿上军装，参与破获和肃清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他凭借多年经验和社会关系，及时整理出《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而公安部门依据这份关于前中统和军统特务的详细资料，顺藤摸瓜，掌控或搜捕了许多潜伏和派遣特务，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清除了隐患。胡均鹤成为人民政府公安战线的一员，使台湾的特务机关头目大为恼怒，先通过电台点名威胁，后派特务当面策反。过去在关键时刻几度动摇而转向的胡均鹤，此时十分坚定，还和公安人员抓获了前来策反的特务分子。
这是胡均鹤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可惜为时不长。上海公安部门任用一些反正特工、变节分子“以特反特”的做法，原经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同意，但中央公安部门的领导层有不同看法，认为存在着严重错误。1951年初，政务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沪检查公安工作，下令对市局任用原国民党特务进行清理，并表示如上海对胡均鹤处理不便，可将他调到北京。3月，华东公安部派员启动清理工作，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此作了检讨，胡均鹤则被解除情报委员会主任之职，脱下军装，留在上海控制使用。这位早年的中共重要干部，一度回归其昔日立誓奋斗的革命事业，但毕竟有过投敌事伪的不光彩经历，当任用他的上级遭到怀疑和处分时，好时光也就到头了。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通知，要他赴京去公安部汇报工作。他抵达后一下车即被拘押，要求交代有关问题。12月底，已被免职的扬帆也被突然拘留送去北京审查。他们二人被隔离审查，这与党中央开始从组织上处理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密切相关，要从饶漱石主持华东局及上海市的工作中发现并确定罪错，而重用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以特反特”被列为其中一项。这一来，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不免产生心理压力，因为他也同意市公安局采取“以特反特”的工作策略，而且是他介绍并建议使用胡均鹤等人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多年前情报工作中被动酿成一个敏感事件而未向上级报告。
那是1943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有迹象表明，日伪可能对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为了尽早获取敌人军事行动的情报，潘汉年赶往上海与胡均鹤联系。但没想到的是，李士群出于自己在汪伪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抬高身价的动机，让胡均鹤出面以找他为由，把潘汉年从上海引到苏州再引至南京，又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安排潘汉年与汪精卫见了面。虽然时间很短，双方只谈了几句话，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以及后来去延安，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未向上级和中央报告此事。在他个人而言，无疑是犯了政治纪律的错误，自然也构成了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
有研究者称，到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前，此事的当事人汪精卫、李士群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之秘书陈春圃也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见证人。又说，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一说法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此事的知情者中，汪精卫、李士群固然已于1943年和1944年相继死去，但陈春圃并没有死，解放后因“叛国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6年3月19日瘐死。另据已知的此案内情，胡均鹤受审查期间，并未交代潘汉年见汪精卫之事。有论者对此分析称，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时对其重用而未杀人灭口的回报。然而，可能更为合理的解读是，以胡均鹤曾在中共有过的经历，会以为潘汉年当年肯定已向上级报告，这桩陈年旧事不在他主动交代的范围。当然，从胡均鹤赴京被审查起，潘汉年的内心开始纠结，他自己或许并未想到这一层。
1955年3月下旬，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进京出席全国党代会，会议的议程包括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有关文件中还有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提到，凡是和高、饶有牵连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这让潘汉年感受到更大的压力。4月1日，他向率上海代表与会的陈毅和盘托出12年前见汪精卫的经过，说明自己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的原因，并请陈毅把书面报告转呈中央。次日毛泽东接报后作出严厉批示，并下令拘留审查。于是，潘汉年的问题与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夹缠在一起，后被整成“饶、潘、扬反革命案”，胡均鹤既算证人又成同案犯，竟被当作国民党潜伏特务，犯下了反革命罪。不过，他只是其中之一，该案还牵涉一大批潘汉年的战友、部属以及有过工作关系的人被捕受审。连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也受到牵连，被关押受审，数年后被释放，但成了“反革命家属”。
曲折人生，“脚踩几只船”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胡均鹤与潘汉年很多年同囚秦城监狱。1980年4月，经家属申诉和中央领导批示，扬帆由公安部平反并恢复党籍。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为潘汉年平反，恢复名誉。可是，他已于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茶陵县一个劳改茶场病故，无从知晓这一切。而胡均鹤直到1983年才因年老多病假释。在其子申诉下，有关部门经过复查，于1984年作出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其已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就此，宣布撤销原有判决，无罪释放。鉴于胡均鹤受潘、扬冤案牵连，身陷囹圄长达28年，上海市公安局申报上级批准，安排他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安度晚年。1993年3月，他以86岁高龄谢世。
综其生平，政治面目变换之多，似已无关政治信仰，实乃夹缝中求生的必然结果，是脆弱的人性本能使然。客观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情报系统为达各自目的招降纳叛，也给他的屡屡转向提供了机会。其实，乱世中像胡均鹤这样的人并不少见。2015年很火的谍战剧《伪装者》，主人公原型据说是某位拥有四重或五重明暗身份的“红色特工”，游刃于几股政治力量之间，故事情节因而离奇得匪夷所思。其实观众稍微想想就明白，现实中一个人再三变换政治面目时，信仰和立场还能那么坚定吗？人格和气节更无从谈起，他们无非面对变幻莫测的时局“脚踩几只船”，为自己多留后路而已。
那些乱世的多面人，大抵由此而生。
以下这些号，每一个都有值得你关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