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国作协《文艺报》为什么遭到批判？
作者：张僖
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我猜想，当时中国作协党组的有些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没有想到事态的严重，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引起对《文艺报》后来那样严厉的批判，致使整个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都要为《文艺报》承担“领导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责任。
时隔十天，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同志署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文艺报》捅了娄子。1953年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推荐《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对于像李希凡、蓝翎、白盾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论点的文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拒绝刊登的态度。
按我们的想法，刊物发稿、退稿是常有的事情，即便退掉了一些好稿子也在所难免。但此事既然毛主席过问了，事情就重大了。当时的《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副主编是陈企霞（兼编辑主任）。尽管在《文艺报》第１８期上转载了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但大局已难以挽回。一个原因是“登晚了”，另一个原因是冯雪峰还加了编者按。按照后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就是“转载时，编者又加上了贬抑这个批评的重大意义的错误按语……”
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论《文艺报》采取什么措施，可能都无济于事，不在这里犯错误，也会在那里犯错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但当时人们却是非常诚惶诚恐，觉得毛主席目光敏锐，毛主席博学多才，他能在那样繁杂的国家大事中关心文学界的事情，而且关心得那样具体、那样准确，这便决非小事了。
从10月31日起，中国作协主席团和中国文联主席团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首当其冲是冯雪峰同志，其次是陈企霞。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文艺报》在名义上是中国文联的机关报，但文联委托作协来领导，因此《文艺报》的事情一出来，两个主席团都要“表示态度”。
10月31日那天，冯雪峰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他的态度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确有些想不通，同时也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他在巨大压力下的检查中仍然有这样的话：“特别严重的，是我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又不是很快认识到的。在主席关心到这问题并给以严厉的批评后，我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这不仅证明我的思想确实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思想中却是十分单薄；同时我身上的严重的包袱又在阻碍我从思想上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例如我自以为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以及自以为我平日在工作上是艰苦的等……”
冯雪峰的检查是交给作协党组和周扬同志的，并请周扬转呈中央宣传部和党中央。
根据冯雪峰检查中要求的“我决定立即在党报上和作协及文联主席团会议上公开做自我批评”，作协和文联党组决定，冯雪峰的检查文章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刊登。
11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以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宣传部，并转呈党中央。报告附上了冯雪峰的检查，并写上了“党组认为冯雪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
报告同时明确指出：“作协党组在领导文学工作上同样犯有这样错误倾向……”也诚恳地承担责任，并向中共中央做了检查。
接下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会议，商定对《文艺报》的处理意见。
第一个草案初稿的名称是《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初稿）。
这个稿子在后来有两处较大的改动：一处是一稿中“无疑将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危害”一句，在第二稿中改成了“无疑将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害”。另一处是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在检讨对于“文艺思想领导的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部分，在第二稿中加上了“文艺艺术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刊物都没有从1950年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中认真吸取教训”。
第三稿又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更加强调了《文艺报》对“小人物”的态度，说这样“必然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起来……对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傲慢的……”同时又加上了《文艺报》“今年１月间对李（（造字））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所取的冷酷的批评态度……”
这些修改让人看出是在竭力回应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内容。
这三稿草案最后涉及到的对《文艺报》处理的决议部分，改动也比较大。
我现在手里保存的最后的第三稿上，有邵荃麟同志19554年12月4日的批示：“先抄发文联主席团委员作协主席团同志、党组及有关负责同志”。还有林默涵的附言：“荃麟同志，此件已送中央。林默涵十二月四日”。
也就是说，在1954年的12月4日，两个主席团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草案），已经送给中宣部和中央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并根据决议中对《文艺报》改组的内容做出决议。
关于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的决议：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文艺报》编辑机构予以改组，兹决议：
一、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主任职务。
二、成立《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决定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七同志为编辑委员，并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同志为常务编辑委员。免去黄药眠及康濯同志原任的《文艺学习》编辑委员职务。
三、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改进《文艺报》的具体方案和新的编辑方针，提交主席团审核。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全面地对中国作协系统的各个刊物进行检查。1954年12月１6日，在作协第四次常务办公会上，拟订了作协全面检查工作的计划，并指定由严文井、阮章竞和我组成检查工作小组，协助主席团具体研究与掌握全盘检查工作。除了《文艺报》以外。将各部门分为以下七个检查单位：
一、《人民文学》，二、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三、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四、创作委员会，五、《译文》，六、《新观察》，七、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
之后，对照总体计划大致划分了检查工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文件、酝酿检查阶段，时间截止于年前；第二阶段为进入检查阶段（包括对领导提意见），时间约在元月4日至14日；第三阶段为提出改进方案阶段，时间约在元月15日至22日。
检查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严文井负总责，另外主要负责联系了解《人民文学》、创作委员会。阮章竞负责联系《译文》、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新观察》。我负责联系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办公室等单位。指定丁宁同志为检查小组秘书，负责各部门的联络。
在将近一个月的检查活动中，各部门主要是从刊登稿件、来稿退稿的工作中对照毛主席的信，检查是否存在《文艺报》一类的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要检查“对资产阶级思想容忍和投降的问题”、“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执行创作上的自由竞争的问题”；从具体方面来讲，要检查“权威思想”、“名人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当前斗争任务”等等。
检查文章的过程中有些突出的例子，比如《人民文学》检查了3月号刊登的《洼地上的战役》，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倾向的小说，但刊物至今也没有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是作家路翎的作品，描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军人在一瞬间有了害怕怯懦的念头。这篇文章主要受到来自部队方面的指责，还是那个老的争论——能不能写军人的弱点和缺点？
还有柯仲平的诗《献给志愿军》。有人认为这诗的质量并不高，只因为他是名人（文联副主席），就给予发表。
到了1955年初，对《文艺报》的批评处理和对作协系统各个刊物的检查算是告一段落。
在谈及《红楼梦》、批判胡适文艺思想期间，北京多次召开和《红楼梦》有关的研讨会。
1954年11月29日、12月21日和1955年的1月15日，曾在东四头条4号的全国文联会议室三次召开《〈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规格很高，分别由茅盾等同志主持。其会议通知都是由中国作协新成立的一个叫做“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陈白尘同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那时候，作协所属各刊物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作协分管普及工作的同志拆阅这些来信并进行汇编，再发给党组成员阅读。从来信中不但看到群众的思想十分活跃，也感到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红楼梦》，谈《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文学的热潮。从有些典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
“通过这次讨论，我们才懂得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两个阶级的斗争。”（北师大）
“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看了李、蓝的文章都很受感动，都说愿意走他们的道路。”（北大）
“我们那里的人对这次论争都很关心，但有人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有人就说：‘搞文艺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则在建筑学中早已有复古思想存在，有人讽刺这种复古思想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打底儿，共产主义镶边儿’倒是怪恰当的。”（自然博物馆）
在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程中，冯雪峰同志虽然想不通，但他的态度并不太激烈。他写检查，承担了《文艺报》所犯错误的责任。相比之下，作为《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情况就不同了。
为了李（（造字））、于黑丁等人的文章闹起的风波，陈企霞激烈地辩解，在党组扩大会上当面和周扬顶撞起来。于是，陈企霞“恃才傲物”、陈企霞“抗上”、陈企霞“反领导”的印象和舆论开始形成了。尽管他也勉强做了检讨，但心中是很不服气的。在《红楼梦研究》被批判的事情发生以后，陈企霞被召回北京（那时他在下面深入生活）。
《文艺报》最初创办的时候，丁玲是主编，陈企霞和萧殷是副主编，陈企霞曾表示不满：“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找周扬商量，周扬点了头，于是《文艺报》就出现了三个主编并列的现象。凡此种种事情，陈企霞都给各级领导——当然主要是周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连丁玲后来在“帮助”陈企霞的会上，也认为和陈企霞一起工作“像背了一个大包袱”。
这时候，中国作协所面临的战斗已经不光是要解决《文艺报》的问题了，一个更大、更激烈的运动已然悄悄临近。
中国作协的战斗方向已经开始要向胡风转移，但是我相信，就是党组中的所有成员也没有想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错误”能够发展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中国作协需要尽快结束对内部的检查，以便投入到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来。在那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陈企霞才勉强做了检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陈企霞也做了检讨。最后，他被撤消《文艺报》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的职务。
最近看到陈企霞病中的自述，谈到他勉强接受处分的环境和心情，他说：“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
同时我又接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陈企霞谈到了丁玲、冯雪峰、艾青、康濯等同志劝他马上认错时自己无奈的心情。
当时的丁玲并没有被触及到任何问题，在党组会上她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可是事隔一年，丁玲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想，陈企霞即便当时没有任何检讨，没有接受处分，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他的命运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许多回忆文章谈到在批判《文艺报》期间有封匿名信的问题，我把所知关于这封信的情况说一下：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信的大意是对当时正在激烈地批判《文艺报》各种错误的反驳，为《文艺报》打抱不平，鸣冤叫屈……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信如果是署名的，这封信可能会很“简单”地处理。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记得当时参加查找笔迹的有丁宁、胡海珠、罗立韵等同志，还有我。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
谁也没有想到，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丁陈二人又被划成右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
1957年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陈企霞在他的检查里说：“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这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只是陈企霞又多了两条罪状。
如今看起来，陈企霞的这两年事都不能构成什么罪状。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就两件事都将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以下这些号，每一个都有值得你关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