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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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统
来源：作者著《历史的真面目》
在四野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历史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怎么会有日本医生、护士呢？作者在查阅解放战争历史档案时，发现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中有日本医生、护士的记载，觉得好奇，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和研究。200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恩显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资料选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个秘密。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无”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回顾初进东北时期的情况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些部队一到东北就打仗，有的甚至于还没到东北，就开始打仗了。部队是从各地来的，但卫生人员来的却很少，没有一个整体领导的东北卫生部。当时在山海关、锦州、营口等地打起仗来，各师旅的伤兵总是要往后送。伤兵送来，当时人少、药缺，但是伤兵不能不接收，因此我们不能不利用敌伪的旧医院。各种人员大都是就地争取的，现找药品找材料”，“群众对我们的认识不高，土匪、特务到处活动。在南满我们撤出了城市之后，医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区。冀察热辽部队在撤出锦州时，医院800余名伤员坐着担架，骑着毛驴，乱哄哄地爬山越岭，后面还有敌人在追。这种状态， 抗战中都很少见，当时的混乱情况即可想而知了。”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 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 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困难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六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日本医生、护士（历史图片）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 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元木和男是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他说： “我被调到院部从事会计和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土房子里，随地堆放着装有几百万元钞票和银圆的麻袋，担任警戒任务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两条自动步枪。刘院长把这么一项重要工作放在我这个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
解放军干部艰苦奋斗、处处模范带头的作风，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使日本人感到新奇，比起日本军阀的残暴专横，有天壤之别。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第6后方医院的松本大夫表现突出，被记了一大功。卫生部《健康报》5月20日刊登了《六院突击治疗中的松本大夫》，报道： “在突击治疗开始不久，就发觉不论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大夫好。松本大夫除了正式治疗，每天去病室好几趟。不管怎样忙，治疗后，至少能保证去看一遍。有的伤员说：‘他做完了手术，穿着带血的衣服，还来病室看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17师49团政治指导员徐光忠，因负伤过重，施手术后，当晚松本大夫守候了一夜未睡觉。这件事情传出后，不但感动了全体伤员，并教育了看护员。”
辽沈战役中，第34后方医院从吉林通化行军到辽宁北票，率领外科手术队的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三千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入关。第10后方医院的浅野芳男医生从北满的克山南下到锦州兴城，随第39军行动。部队徒步行军，每天走四十多公里。头一天，浅野穿着沉重的日军皮靴，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穿上部队发的布鞋，走起来轻便多了。浅野医生和解放军战士一样，吃小米、青菜等大锅饭，腰里挂着搪瓷缸，用来吃饭、喝水、刷牙，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经过这次长途行军，浅野完全融入到解放军队伍之中了。
平津战役中，第29后方医院先后收治了四千多名伤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前方伤员无法在白天往下撤，伤员到医院的时间多在晚上。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检查和分类，或送进病房，或立即手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有时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序，还创造了一些新方法。伤员多，消毒敷料供不应求，消毒员岩本自制了土高压消毒锅。在空汽油桶上安装密封式高压，高压灭菌一次只需30分钟。解决了换药、手术的敷料问题。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进入湖南，酷暑季节使得大量病员得了疟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医务人员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江南的蚊子十分厉害，被它叮过就会患上疟疾。元木光子护士回忆：“在南方工作时，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几乎都得了疟疾，看护患者的人手不够，发烧38度以下的人都不准休息，只好摇摇晃晃地拿着注射器工作，酷热的夏天里却冷得直发抖。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身上都变成了黄色。”
回首6年参军历程，日本医生、护士用双脚从东北走到华南，行程万里。第29医院司药铃木雅子将她们从参军到南下的行程绘制成地图，真实地体现了她们的战斗历程。随解放军进行的万里长征，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他们与中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日本医生、护士以勤奋的工作，立功和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他们在战斗中救死扶伤，多次为解放军伤员输血，精心护理，将大量伤员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他们的功绩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1950年3月，四野13兵团后勤部举行庆功大会，百余名在兵团各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榜上有名，记大功的今川博士、中岛护士的事迹作为典型刊登在《功臣专刊》上。东北野战军中的日本医护人员与中国战友一样，参加解放东北的干部战士荣获一枚“解放东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平津、华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华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华中（中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中南纪念章”；参加解放海南岛和西南的同志荣获“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参军的同志还荣获“胜利奖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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