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觉金陵梦" ：胡适叹惜吴晗"走错了路"
| 核心词：求真 |
作者：施京吾
原标题：“可怜一觉金陵梦”——吴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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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吴晗和夫人袁震1939年在昆明的结婚照
少年时，正逢改革开放，父亲带回一本《朱元璋传》，作者吴晗。这大约是我与“学术著作”的第一次接触。
我从未削减过对中国史之兴趣，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筚路蓝缕，最终令我投身于欧洲史——对于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需要在另外一个可参照的世界里寻找现代文明的缘由。这是一条惯常路数，从晚清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寻觅。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也是寻觅者之一，当他坚定信念、献身事业时，他的信仰不仅粉碎了他的信念，也剥夺了他的生命。1980年，其好友、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音容犹在，吴晗却早已化骨成泥。
师法胡适，成一代明史大家
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道颇严。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有，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该校停办，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1930年3月19日，吴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年鉴学派大量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家，如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等。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可见，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虽不能并肩欧美学界，但追赶已非遥遥无期。
吴晗的婚姻与革命
正逢其时，年轻有为的吴晗开始了自己的婚恋，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
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抗战全面爆发两个月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云南成为历史学教授，年仅28岁。此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3年的吴晗重回母校，思想开始全面左转。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诸如孔祥熙用飞机抢运私产、带狗上飞机之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这些账一股脑儿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查吴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吴晗选择了左翼道路，并抨击“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吴晗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还同时拥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呢？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而到了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
吴晗、胡适分道扬镳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特别在经历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后，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
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道，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
同年的7月17日和18日晚，吴两次在张君励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他来说更是巨大鼓舞，遂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此时已成为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他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感染，不久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1946年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吴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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