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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金庸
1973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 1972 年 6 月 7 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 6 月 9 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 60 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 50 多岁的样子。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予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 ：“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 ：“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 ；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70年代台北著名的忠孝东路
短短十天的行程，金庸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
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对这些自然感到不习惯。
70年代全民皆兵的中国，图为辉县铸造厂民兵进行运动射击训练，1975年。（摄影师：王树洲）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 6 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 18 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 45 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 20 世纪 50 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 ；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 3 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 ：“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两岸统一。
此文从 6 月 7 日到 6 月 23 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 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