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词：求真

作者：郑天挺

反清斗争与秘密结社 清朝的起义的背后

清代中期，各地不断发生多次人民起义，说明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几次用兵，大量军费的支出和官吏的贪污枉法；另一方面是皇帝的奢侈浪费。康熙、乾隆前后都有六次南巡。但是他们两人的南巡目的不同。康熙六次南巡的时间是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南巡的目的在于了解治河的情况，看看黄河工程，看看运河。特别是后三次，正是康熙治河成功的时期。乾隆六次南巡的时间是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和1784年，一般是到苏州、杭州，目的完全是游逛，而且比康熙的六次花钱多，地方供应更为繁重，耗费巨大。地方官有不少人弄虚作假，甚至在没有麦苗的地方用绿色纸张伪装成麦苗，粉饰太平。这六次南巡进一步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

一般说，清朝中期的人民起义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在西南、在大小金川（今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和西北的甘肃等地都发生过起义。回民起义不止一次，苗民起义也不止一次。苗民起义在湖南、四川、贵州先后都爆发过，时间是1735年到1736年和1795年到1806年，西北甘肃回民起义发生的时间有1781年和1784年两次。此外在维吾尔族地区也发生过起义，时间是1757年到1759年。

第二类是秘密结社组织的起义，其中以汉人为主体。如1787年到1788年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包括了高山族和汉族人民。1796年到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四川、湖北、陕西各省，同时还发展到了河南、甘肃，面较广。1813年到1814年的天理教起义爆发于北京，还到达了河南。

这些起义的经过在这里就不谈了。

白莲教起义

这些起义爆发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民族矛盾。如苗民要求清廷照顾本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不用汉人的礼法制裁苗民，在征收地税上对苗民也应有所不同。最后清统治者作了让步，决定苗民田产按照当地的习惯处理，新开垦的土地也不征税，苗民诉讼或犯罪按照苗民的风俗习惯，不按汉人律例处断。

起义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剥削的加重和官吏的贪污暴虐，欺凌农民，霸占土地，诉讼株连。如苗族起义，鲜明地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就是要驱逐潜入苗寨强夺苗民田地的外来地主，并要求归还他们被夺的土田。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坚决的武装斗争，后来清政府都作了让步，如查还侵地，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挑留苗兵驻守，以屯田粮租充饷，宣布官民不得擅入苗寨的禁令，制订了提高当地文化、改革当地陋俗的措施，某些问题才逐步得到局部缓和，但根本上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并没有得到解决。

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银一亿两之多

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老人”，又自称有十全武功，这是他在嘉庆元年时自封的，意思是说打了十次仗，十次都打胜了。当然，这些战役不尽是正义的，是不值得自我夸张的。现在我们只谈这十次用兵的时间和军费：

清朝中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次数很多，虽然或久或暂地遭到了镇压，但农民在阶级斗争上获得了一定认识，一定经验。前一起义常给后一起义播下了种子，安排了条件。小金川斗争了六年（1771—1776年），湖南、贵州苗族前后就斗争了十二年（1795—1806年），白莲教起义斗争了九年（1796—1804年），到清后期的太平天国就斗争了十五年（1850—1864年），捻军就斗争了十四年（1855—1868年），都说明了这一点。

乾隆皇帝列举的十次战役实际上是勉强拼凑起来的，记载也时有出入。如准噶尔的两次战役实际上是第一年没有结束，第二年又打。廓尔喀两次战役也是如此。这些战役的性质也不一样。镇压林爽文之役，实际上是镇压台湾农民起义，是极端反动的。对国内外各民族的战争，有的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统一，是必要的；有的则是非正义的。无情地反击外国的武力入侵，是绝对必要的，但出兵国外，用大国的武力威胁别国安全，干涉别国政治，如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则成为侵略了。至于战争间接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大小金川之役以后，少数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增多了，加速了少数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乾隆当时没意识到的。所以十全武功是怎样拼凑起来的，在研究时，我们并不注意这些，而要看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关系如何。关于军费问题，有的战役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数字。

嘉庆年间，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经过了十二年，花去的军费约有银一亿两之多，而且愈到后来，军费开支愈大。如果按年计算，则每年平均军费将近一千万两。军费开支浩大，就更加重人民的负担，人民所受痛苦更深。前面谈过，清代国库收支每年都是有节余的，有时约五百万至一千万两，有时甚至到二千万两，但是不够也不能用来解决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些军费究竟是怎样筹措的呢？清朝政府自己说不曾有过加派，实际上并不如此，它对人民的压榨仍是很重的。直到清末，国家正常赋税未尝增加，也是事实。但不是除了正常赋税之外就没有其他捐税。后期的厘金、膏捐（鸦片烟膏）都是明显的事实。在中期，用来维持军费的主要是靠“捐例”。所谓捐例就是捐官费，捐官就是买官，在朝廷就是卖官鬻爵，从小官到大官都可以用钱来买。京官可捐到郎中，地方官可捐到道台。特别是1801年以后，由于军费开支大，捐官之风更为盛行。

除了捐官以外，乾隆时还有所谓“商捐”，是勒索商店捐献的。商人因为要输捐所以在货物上提高价钱，结果仍然转嫁在人民身上。货物有时加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钱，比他们捐献的更多。捐官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清末，丁宝桢的奏章里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捐官的人分配到了省里。省里编制上只有几个员额，除去正规升调占去的员额之外，所余无几，而捐官的人太多，轮到补缺做官，至少须等待十年。即使轮上了，最多也不过做一年官。因为还有别人在后面等着。一个人为了捐官，往往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他的欠债和后半辈子的生活费用全靠做这一年的官捞回来，因此贪污非常严重。所以，捐例收入依然出在人民身上。

以上说明几次战役的军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灾害。但是我们不能只从这一方面着眼，而抹杀历史上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是有进步性的，是对后来起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