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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效民
来源：爱思想
胡适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本文为《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下）——在北京大学》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振兴北大立下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做出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
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下达后，著名学者张其昀、丁声树、贺麟、罗常培、许宝騄等人都在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喜悦。
张说：“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页）
丁说：“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同上，第39页）。
贺说：“先生长北大之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在这封信中，他还就国内政局谈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但仍须教育、思想、言论各方面积极努力，基础方巩固。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乏民主精神也。”（同上，第40-41页）
当时还在国外的罗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复员，特别是由先生主持，我义不容辞地应该早回国。”他还说：“先生去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要想复兴，须恢复民八至十三以前，或二十年至战前的学术空气。”（同上，第41至43页）
由此可见，北大的复兴、中国学术的进步，与胡适密切相关。
1946年6月初，胡适忙完国外事务后，由纽约启程，经过大约一个月行程，才抵达上海。回国后，胡适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大公报》在一篇通讯中特意附录去年他给毛泽东发出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希望中共领导人能“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胡适还说：“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大公报》的编者按说，他们发表这份电报，是为了反映胡适“对国事之主张”。（《胡适日记全编.7》第623页）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为他完全北大的复员任务，并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傅斯年在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瞻徇。同时更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他认为，没有傅斯年的伟大魄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185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傅斯年卸任时，胡适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胡适归国之前，曾考虑过发展尖端科学的问题。为此，他与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商量，准备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骏、张宗燧、李四光、钱学森、汪敬熙、黄昆等学者来北大任教。饶还建议钱学森可以担任工学院院长，后因故未能实现。1947年他还在写给白崇禧、陈诚的信中建议，北大应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专门从事原子能研究。其中还提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以及胡宁、吴大猷等人。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出席上任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我注意到，在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0卷中，收有这篇演说。据全集编者介绍，这篇演说原载于当年的《经世日报》，后来收入白吉庵等编的《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细读该文，其中有“最后胡适谈到”和“胡氏讲话，历时七十分钟”等语，好像是记者的通讯稿。《经世日报》不大好找，白吉庵在《胡适传》中，结合《大公报》报道对演说内容有详细介绍。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的风采和当时他讲了些什么
据说开学典礼在位于城南国会街的北大第四院举行。当时胡适穿着长袍马褂，他首先把北大48年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1898年至1916年为“开办时期”，北大被世人讥为“官僚养成所”；1916年至1927年为“革新时期”，在此期间，北大领导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运动；1928年至1931年为“过渡时期”，北大曾经遭受歧视，一度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1931年至1937年“中兴时期”，虽然困难很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的侵略，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但北大在蒋梦麟校长领导下，仍取得很大成就；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是“流亡时期”，北大与清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此他“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胡适全集》第20卷，第224页）
在演讲的结束时，他特别强调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人有多么重要。他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
他还说：“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他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诫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白著《胡适传》第422页）。他的意思是说：人不是神，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作金科玉律去信仰，这样很容易被人利用。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在学术界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学术的发展，更关心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结束以后，中国即将进入宪政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蒋介石希望胡适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认为这是给他帮忙，给国家和政府“撑面子”。对此，胡适的看法是：“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他说，我们这些人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5页）()
后来，胡适在致蒋介石电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棉力。”（同上，第194页）1948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又想让他竞选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尽管胡适认为蒋是真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后来，这件事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学者个人的独立地位外，就整个学界而言，也有个能否独立的问题。1947年9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十所大学，他在十年内两批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7》第667页）。胡适提出这个计划，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的独立打下一个基础。为此，他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各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20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十万美金用于物理系。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因为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被胡适视为“极可耻”的出国留学热潮，而“争创一流大学”的口号，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头禅。至于胡适所谓学术独立的追求，却似乎被人们遗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本来应该进入一个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这本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许诺，然而由于武装夺权、暴力革命的趋势已经不可扭转，致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这期间，以北平为主要策源地的学生运动，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状况，《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在前言中写道：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广大革命学生宣传呐喊，唤醒民众，揭露敌人，促进了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成为反动统治当局的心腹大患。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加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溃败”，因此学生运动被毛泽东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第二条战线”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反美运动。
沈崇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学生，1946年圣诞节前夕被酗酒后的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事件发生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中国女大学生的污辱，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50页）。与此同时，有人故意混淆敌友，把不久前还是朋友的驻华美军与日本侵略军相提并论。于是，一场以学生为主的反美运动爆发了。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红军在东北也有类似行为，却没有变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件事，谢泳已有深入研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写的《重说沈崇案》，在这里我只谈谈胡适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南京参加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愤慨，并说这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要依法处理，“不应与撤退美军这一类政治问题发生联系”（同上，第51页）。可惜直到现在，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见。
1947年5月4日前后，北大举行“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周活动。不仅有科学、文艺、历史、经济、戏剧等晚会以及各种体育比赛，图书馆还举办校史展览，其中有李大钊事迹、毛泽东故事和周恩来、邓颖超的照片，这充分体现了北大自由与容忍的精神。当时，胡适在文章和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这种精神，并指出这也是负责任的精神。言外之意，是希望大家不要醉心于学生运动，以免耽误学业。他还借用孙中山的话告诫学生：“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胡适全集》第22卷，第673页）。
在此期间，北大学生还是卷入了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共地下组织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反攻”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它涉及北平、南京、上海、天津、唐山等许多大中城市。5月16日，北大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决定自18日起罢课3天，把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通电全国，号召各行各业起来响应。5月18日和5月20日，北大学生参加了由“地下党学委”领导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并与军警发生冲突，致使多名学生受伤（参见《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四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为此，当局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也发表文告，宣称近日学生所为，是“共产党直接或间接之策动”。由此可见，白吉庵先生在《胡适传》中认为“蒋的这个谈话显然是……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胡适传》第433页），显然与事实不符。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胡适始终站在学生一边。他一方面指出：“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替人民说话时，干预政治，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一方面又表示，只有潜心研究政治科学，才能解决问题，“罢课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胡适日记全编.7》，第655-656页）。
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学生与当局的冲突时有发生。作为校长，胡适在保护学生的同时，始终坚持依法办事。1948年，他因为学运而萌生退意，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后来电说：“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傥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09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在学生中的威信。
就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进入高潮的时候，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邓说，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七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感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他针对所谓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才有出路。可见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在这封信里，胡适告诉自己的学生：“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5页）
这封信很重要。后来胡适把它改为《青年人的苦闷》公开发表，并把“除了苏俄之外”改为“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使语气趋于和缓。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指的是谁。可惜没过几年，这个道理就被完全颠倒了。以至于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不能觉悟。
除此之外，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也值得注意。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要内容谈的是选举，其中谈到普通公民或民众团体能够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评、讨论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第二，要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这就是所谓“扒粪精神”。第三，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参加选举。在这里，胡适已经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那样很容易被利用。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随时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追忆胡适》第478-489页），可谓胡适的真实写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究竟是谁对青年真好，谁在利用学生。
二战以后，世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专制主义的扩张，胡适于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华等学校的部分教授，组成“时论社”，希望对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问题，发表独立公正的评论。于是，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还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呼唤民主和自由。
5月18日，他在《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中明确指出，由于苏俄与美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愿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至少在最近十年内，大概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胡适全集》第22卷，第689-680页）
8月1日，他在中央电台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题发表演说，在介绍了文化自由选择、自然交流之后，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三百年来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苏俄用阶级斗争创造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他的结论是：“所谓‘两个世界’的对垒，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这个集团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这就是害怕的铁证！……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同上，第687-694页）。这篇演说还被《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很大。
一年以后，正是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的文章，并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广播稿。从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异。其中谈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拥护民主，讲求容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他还说，反对党存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同上，第727-728页）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庄大道。
胡适诚恳地告诉人们：彻底改革、绝对正确的思路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和专制主义。从世界近代史上看，“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同上，第739-740页）
后来，他还应周鲠生、竺可桢两位校长之邀，分别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讲演。在武汉住了三天，他讲演十次，噪子都哑了。当地报纸说：“他的讲演和他的清畅的文体，都可以表现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朴实笃学来，在今天中国我们有一个胡适，这是值得骄傲的。”（《胡适日记全编.7》，第718-719页）在浙大，胡适的讲演也是盛况空前。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竺可桢日记》第1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也是胡适58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是兵临城下，被围得水泄不通，谁都知道政权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月13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胡适全集》第20卷，第269-272页）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地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页）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胡适两次当校长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正是国民党刚刚夺得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批评国民党而被迫离职；到了40年代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却跟着国民党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见识，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这样。
1947年3月18日，胡适曾经拜访过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他对大使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胡适日记全编.7》，第649页）可见结束训政，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那年夏天，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文章说，早年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是在最近30年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上却与欧美政党完全不同，这就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
为方便起见，他把前者称为甲种政党，后者称为乙种政党。甲种政党有以下特色：
第一，党员没有确定人数，没有党籍，来去自由；
第二，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人干涉其言论自由，投票采取秘密的无记名方式；
第三，党派在竞选中，能够容忍并尊重其他党派的权利，也不可能操持选举；
第四，竞选结束后，任何一方都有“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动用警察或军队来打击对方，霸占政权。
相比之下，乙式政党便完全不同了：它有严密的组织，确定的人数，详细的党籍登记，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党必须经过审查，党员必须能服命令，而且没有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此外，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得政权时要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因此它绝对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
胡适认为，孙中山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大革命时，他需要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因此他将国民党从甲式政党改组为乙式政党。现在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从乙式政党变为甲式政党了。这就是当年胡适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