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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朝光
原题：《进退之间的博弈：战后东北苏军撤离研究 》
苏军在东北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随之攻入中国东北，沉重打击了盘踞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其后日本战败投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日本投降后苏军撤离东北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数度延期，反映出围绕其间的国际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和中国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本文以苏军进入东北后的撤离过程为论述的中心，并讨论影响其撤离的各种因素和多方博弈，期以使相关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1]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领的百万苏联远东军，分三路突进中国东北，不及两周，即粉碎了号称日军精锐的关东军的抵抗，基本占领了东北全境。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并于9月2日向同盟国方面签署投降文书。9月3日，苏军总部进驻原伪满“首都”长春。
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完全彻底的胜利，作为同盟国的苏联，于此亦有重要贡献。为此，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14周年之际，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蒋还特别表示：“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2]蒋介石在这番谈话中，对苏联态度友好，称赞有加，表明他此时希望维持中苏友好关系，甚为期待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给予支持。
不过，在表面的友好言辞之下，中苏关系的发展，却未必如蒋介石之主观所愿。苏联进军东北，固然是履行其参加二战的同盟国义务，对于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苏联毕竟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诉求，还在战争结束前1945年2月的苏美英雅尔塔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即提出以恢复其战前东北权益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并得到了美英两国的认可。其后，在具体落实雅尔塔协议条文的中苏条约谈判中，虽然中国并不情愿接受雅尔塔协议条文的约束，但毕竟实力不济，筹码有限，最终还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不过，鉴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考虑，主持谈判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都意识到，如何使苏军在进入东北后按期退出，需要得到苏方的承诺和条约的约束，因此，他们在谈判中向苏方明确提出了苏军进入东北后应定期撤退的问题。斯大林对此感到颇为“不快”，认为“无论何地，均无要求解放一国家之军队于一定时限之内撤退”。宋子文等不甘退让，反复询问斯大林，“在击败日本后，苏联军队将留驻满洲若干时日？”“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日？”斯大林先是说，“有何情形将使苏联军队留驻较久乎？”继又言，“倘中美双方均无延长驻留之要求，则除旅顺驻军外，当于三个星期内撤退。”在宋子文等一再追问和坚持下，斯大林终于表示，苏军撤退“当视铁路运量及军队数目而定”，“倘无意外事件发生，无需三个月时间。”斯大林还一再强调，是美国方面希望苏联派兵进驻东北的，[3]言外之意，苏联并无意驻兵东北，但也预埋了苏联在东北驻兵将视美国动向而定的伏笔。不过，斯大林既有上述表示，再经中苏双方谈判代表的协商，有关苏军进入东北后撤退的时限，最后以谈话记录的方式，经中苏两国外长签字后，列入中苏条约的附件，其中说明：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内足为完成撤退之期。[4]此事貌似在谈判中得以解决，但由谈判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观察，苏方对苏军在东北的驻留时间其实有自己的想法，有关撤退时限的规定也未列入中苏条约的正文，说明这是存有相当变数的约定，不过在谈判当时，中方也算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达致了大体说得过去的结果。
日本投降之后，苏军进驻东北，过程大体顺利，苏方最初也按约提出了撤兵计划。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通告中国政府，苏军已开始自东北部分撤退，主力将于10月下半月开始撤退，以便于11月底撤退完毕，请中国代表在10月10日以后到长春与苏军当局晤会，进行苏军撤退问题的谈判。[5]可是，就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前后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此举立即触动了苏联敏感的神经。5日，苏方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接着在6日正式答复中方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6]联此举实出国民党的意外，尤其是蒋介石更为之恼怒，因苏联此举无异断绝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接收东北的最佳通路，蒋由此认定苏联“违反同盟协定，侵我主权，不顾公理，盖已昭然若揭。”但蒋也意识到，苏联“此或为美军近日在秦皇岛、天津登陆之故，使之疑忌嫉妒而有此举”；“余并不以此介意，仍照预定方针，忍气吞声，据理进行，料彼在此时不敢强横到底，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也。”[7]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其中关键原因，是苏联始终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担心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接收东北，将因此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其自身利益。然而，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是明显的信号，预示着苏军撤退和东北接收未必如国民党前所预期的那般顺利。
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开始了接收东北的艰难交涉。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见。谈到撤军问题时，马氏表示，苏军已开始由南向北撤退，预定11月20日撤至沈阳一线，11月25日撤至哈尔滨一线，12月1日完全撤出中国，希望中国军队亦由南而北，紧随接收。但对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协助运输问题，马氏明确表示，因苏军正在撤离，需要占用铁路，并且东北数地发生鼠疫，需要封锁，故铁路客运尚未恢复；汽车绝无可用者，船舶根本缺乏。换句话说，就是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爱莫能助。[8]熊式辉对此次会见的总结是，“未得完满结果”；张嘉璈和蒋经国的印象是，苏联“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9]
从熊式辉等抵达长春开始，东北行营在长春，国民政府在重庆，便不断与苏联方面交涉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大连、安东、营口、葫芦岛]登陆事，甚至蒋介石亦数度亲自出面，与苏联驻华大使商讨此事，但都被苏方软磨硬抗而予以回绝。与此同时，中共部队得地利之便迅速进入东北，早在8月30日便已占领了出关必经要地山海关，卡住了国民党军队循陆路出关接收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时间，东北成为中共发展的重点所在，此时苏军的收缩撤离，既有利于中共填补其撤退后的空白，也以其自称“守约”而令国民党无法提出异议，国民党则因无法运送军队进入东北，对于接收可谓一筹莫展，更谈不上关注苏军能否按约撤离的问题。
中共力量在东北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受阻于苏联的不合作，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其原定方针，决定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10]11月14日，蒋介石“召集军政干部研讨东北问题”，决定“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11]
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声明：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12]至此，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受挫。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合影
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后，苏联感到了一定压力，毕竟其需要顾忌条约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关系。苏联立即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对中国军队的接收予以应有之协助，并严守中苏条约，不对中共部队给予任何帮助。[13]国民党的回应则集中在要求苏方解除东北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共武装，安排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和沈阳，给予国方接收人员以实际协助等要求，至于苏军撤离问题，并非当时双方交涉的中心。[14]
不过，因为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也使东北苏军的撤离形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国民党军尚无一兵一卒进入东北，苏联如果在此时撤军，东北便无法按约移交给国民党接收，将给国民党和国际社会留下苏联“违约”的口实，这是苏方不愿背负的责任。其实，苏联本来也未必遵守约定的撤军时间，因为苏军在东北占据的时间越长，苏联可能得到的实际利益就越多[如拆迁东北的工业设备，要挟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方面让步]，何况苏联从来就将东北视为其势力范围，苏军驻留东北更可凸显苏联的地位，而东北局势的变化，恰为苏军的延缓撤离提供了对外可供解释的理由。在国民党方面，最初希望苏军按期撤离，以便彰显其在东北的主权。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15]然而，当东北行营撤退后，国民党却改变初衷，主张苏军暂缓撤离，因其非常顾虑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在其军队一时还无法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如果苏军按约撤离，势将使中共更得以在东北放手发展，而苏军暂留东北，将使苏方顾虑国际反应，可能对中共有所约束，便可为国民党运兵北上赢得时间。正因为双方各有考量各有图谋，东北行营撤退后，有关东北苏军撤离的问题，却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结果。中苏双方都强调东北应“按约”交给国民党接收，但苏军却因此不能“按约”撤军，中方也没有表示异议，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
11月17日，苏联大使照会中方，提出：倘中国政府现在希望苏军自东三省撤退延缓若干时间，则苏联政府能将其军队之撤退延缓一个月至二个月。19日，中国外交部复函，表示可以另订东北接收办法，如苏方能够协助中国军队运输及接收，苏军撤退时间可以延期1个月至1946年1月3日。[16]12月5日，蒋经国和张嘉璈与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会谈，马氏表示，“因目前驻东北之苏军数量甚大，不知中国政府是否能在此短期内建立政权，否则，似可改为苏军自一月三日起，开始自南北撤，在二十天或一月完全撤离中国国境。”马氏还再三声明，“苏方必将尊重中国政府之意见。”[17]7日，蒋介石致电蒋经国，提出“苏军撤兵日期如嫌太促，可由外交部与苏大使再商变通办法，即将苏军最后撤完日期改为二月一日”。同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召见苏联大使，表示对于苏方提议，“原则上可予同意”。[18]12月底，中苏双方完成了有关苏联延期撤军的换文交换，苏军撤退时间先是由当年11月底延至1946年1月，继又延至1946年2月。
苏联暂缓从东北撤军，表面上似对国民党有利，可因此使苏军为其占有若干地盘，并在苏军协助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19]但在实际上，苏军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了国民党的活动空间，对于中共的发展并非不利。所以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20]还在10月底，中共即主动要求苏联延迟撤退时间至次年1月或2月，以便中共可以在东北继续发展。对国民党而言，这实在是颇有讽刺意味，如果其知道自己争夺东北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惟受制于当时的内外环境，国民党既无法自苏联得到对其派兵进入东北的支持，故也只能与苏方协议暂缓撤军，企望由苏军替其看守东北城市，以免东北“更形糜烂”。
1946年初，苏军撤退虽经两次延期，但距其完全撤退的约定时间越来越近，可是，苏方此时却表现出继续延缓撤军的动向，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与警惕。1946年1月，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和东北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会谈时，特氏告董，热河苏军撤至外蒙应无问题，但东北其余部队因撤退路线和燃料的困难，恐难如限撤完，故撤退计划只能完全根据铁路交通情形而定。[21]张嘉璈也报告国民党中央，苏方称由于缺煤影响运输、中国军队开入迟缓，及若干问题尚未解决，全部撤离将可能继续延期至开春以后。[22]
东北现地传回的情报，引起蒋介石的“特别注意”，使他考虑苏军“如不如期撤退，则如何准备”的问题。蒋判断苏军“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不过，此时正值停战令刚刚发布，政协会议正在举行，国内和平气氛甚浓，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对中共的动武之心，还期待“近日国际形势与俄国注重欧洲与反英政策，其或能如期撤退”。因此，蒋介石的决策是：“不能不防其意外之阻碍，故仍应一照预定计划……我军主力集结于北宁路，并进入沈阳近郊，完成接收工作之准备，待其正式交代。……最后一着，如俄真违约久占，则提交联合国会议解决，此为一贯之主张也。”[23]于此观之，蒋介石决策的重心仍在静观待机，但已在考虑不使苏军继续延期驻留。
正值此时，内外环境的变化，促使国民党及其决策层改变了要求苏军延期撤离的方针，而开始谋求让苏军尽早撤离东北。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确实功莫大焉，但是，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在日占时期留下的物质资源巧取豪夺，一些苏军官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表现欠佳，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与反感。最先出关的中共部队对此感触颇深，据他们反映，苏军“有的纪律相当坏，来华后又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24]国民党接收人员初到东北，发回的报告也谈到：金融业，现钞均被提走；交通业，铁路车辆“均为苏军征发运赴它处”；工业，“重要工厂机械已有多数撤去”。[25]苏联的这些作为，表现出大国强权主义做派和对同为同盟国和胜利国的中国国家主权的轻视，此种情形的逐渐披露，给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民众兜头泼了一瓢冷水。
1946年2月，美、英、苏正式公布“雅尔塔密约”，中国民众由此得知，中国的主权受到大国间私下交易的损害，再加苏军在东北不仅有伤害民众感情的举动，而且迟迟不撤兵[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民党的要求]，并在经济合作谈判中处处要挟中方，[26]因而激起对苏联的强烈不满，要求苏联尽速撤退东北驻军。这种情绪也给了国民党内的反苏反共强硬派以可乘之机，他们本就对1946年初政协会议前后中国政治走向的民主化进程颇为不满，2月下旬更借此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以实现他们改变政协决议和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企图。美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极力鼓动中国排挤苏联。2月8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征求美国特使马歇尔对苏联迟迟不从东北撤兵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27]
因为上述内外环境的变化，国民党的前恭而后倨，美国的态度偏向，使中苏关系的气氛急剧恶化。1946年2月26日，东北苏军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国民党的宣传“不正确的曲解真实情况”，是“反动的反民主分子的造谣和仇视苏军的结果”，“企图切断中国人民对把东北由日寇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红军之信任与好感”；继而声明，苏军中的“极大一部分”已经撤离，而其“耽误”则是因为中国政府军的到来十分缓慢，使政权无法移交，而且东北的铁路和车辆多被日本破坏，燃煤不足，冬季严寒，土匪骚扰，等等，都妨碍铁路运输；最后强调，苏军的撤离不会晚于在华美军。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告诫说，“现有戴鸡[麂]皮手套，裹有金元之人物，企图将手伸入中苏之间，幸勿受其诱惑，而走入歧途。”国民党由此判断，苏军迟缓撤退之企图是：[1]藉口继续驻军东北，[2]欲获得中苏条约以外国防性之经济特权，[3]培植亲苏之地方政权；“总之，企图造成东北之特殊化，以形成其在远东有利之战略态势。”[28]
本来，国民党认为苏军留驻东北于己有利，所以同意苏军延期撤离，但是，苏军撤退之日到期却仍不撤，国民党此时判断这将对己不利。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在讨论此事时认为：“苏联目前拖延东北驻防军撤退时间，似确有利用此时间完全充实中共军之实力，滋长共党在东北蔓延之趋势。一俟将来苏军撤退，则共军装备亦已完成，根据地亦已巩固，即国军北进既难克尽收复之任务，且对装备优势之共军亦无可奈何。”[29]因此，国民党有意改变其对苏军缓撤的方针，转而要求苏军尽快撤离，以为自己能在东北放手动武、武装接收准备条件。[30]1月30日，王世杰致电在长春的张嘉璈，令其转告董彦平，向苏军询明撤退情形电示，“询问时可力持友好态度，但必需询明”。[31]2月13日，蒋介石令熊式辉，对苏军“阻扰国军接防，延宕撤退期限”的对策是，“不再许苏军撤兵之延期，赶运国军先控置于山锦沈之间”，[32]以备因应苏军的撤离，随时接收。2月下旬反苏游行发生后，国民党正可借“民意”向苏方施加压力，要求苏军早撤。但是，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苏联此时又一反常态，并未就苏军继续驻留东北有所交涉，而是表示苏军可以尽快撤离。此后，东北苏军的撤离进入加速实施的阶段。
被苏军拆走设备后留下的工厂废墟
事实上，在1946年2月东北苏军撤离时限将至前，苏军已经开始自东北各地不断收缩撤离，只是其进程比较缓慢，而且经常与东北政情发展相联系，用以对国民党表示苏方的态度。1月中旬，苏军开始自南满新民、彰武、鞍山等地撤离，并在撤离前通告国民党，“该地带八路军及非法武力势力雄厚，国军如往接收，须准备较大武力，庶不致遭受挫折。”[33]这接近于明示国民党，苏军对其接收不负移交的责任，或有以此警示国民党、逼其就范的意图。
至1946年2月原定的苏军撤退时限到来时，东北还驻有40余万苏军，其中苏军总部所在的长春驻有5.5万余人。[34]3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要求“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35]9日，张嘉璈致电熊式辉，告其外交部要求苏军撤离的情况，“望嘱沈阳方面密切注意对方动向，并竭力保持沈阳锦州间交通。”他还致电在长春的董彦平，“望密切注意对方动向”，“如有发生特别变化……请随时相机处置。”[36]
苏联方面对国民党的要求反应迅速。3月11日，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通告董彦平，即日起苏军自沈阳开始撤离，董认为苏方“语气态度较前次好转”。[37]但在蒋介石心目中，苏军撤离“不宣布其原由，且对我驻长春之联络人员皆避而不见，使我疑惧不决”；“俄军退去沈阳，事前并不通告我军，亦未商有交代，其不友谊之态度自可想见”。但因国民党军已进至沈阳近郊待命，故能在苏军撤离时立即入城接收，总算令蒋松了口气，认“此为半年来对俄慎重坚忍之效果。”[38]
不过，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苏方的回应及其自沈阳的撤离实暗含玄机。苏军在向国民党通告其撤离决定时表示，“由于城内已有一部分中国军队，故无须办正式接防手续”，[39]而苏方并未明确说明中国军队的概念究为何。事实上，东北的多数城市及其周边，当时都有中共部队，故苏军以已有“中国军队”为理由而不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即行撤离，无异为其将撤离城市交给中共，为在东北现地已有大发展的中共部队接收苏军撤离的城市、从而控制全东北大开方便之门。此等情况的出现，显然是苏联对国民党挑动反苏游行、靠近美国、对苏态度摇摆不定而引发不满的直接表现，也是苏联在国民党要求苏军加速撤离时没有多所交涉的缘由所在，国民党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
了解东北情况的张嘉璈，对苏军撤离将引发的问题颇有所虑。3月11日，他致电熊式辉提出：“长哈沈三地形势瞬息万变，留在各地人员安全，必须为万一之准备”。[40]留守东北的国民党官员对于情势发展的认识更贴近实际，他们认为，“根据以往经验，接收步骤似宜以军事为主，政治次之，经济第三。”[41]唯以当时的情形，国民党军队还在沈阳以南集结，在苏军将撤未撤之际，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冲突，国民党军队难以立即大举北进，故蒋介石主张，“对东北不求急进，而求纯一，有多少实力收多少主权”。[42]
3月13日，苏军自长春铁路由沈阳北进的咽喉要道、辽北省会四平撤离。中共部队旋发起对四平的攻击，国民党保安部队独立难支，18日四平失守。董彦平紧急联络苏方，希望会见特罗增科了解情况，但特罗增科拒绝见面。张嘉璈认为，这说明“苏方安排非法武力抗拒我方接收，不愿与我方以任何协助，已十分清楚。”[43]确实如此，苏方此时已改变其原先在东北对国民党接收的态度，一再向中共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苏联认为，国民党此时正在利用美国反苏反共，因此希望中共全力控制东北，使国民党无法达其目的。[44]亲历其事的中共高级将领黄克诚评价说：“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修整、补充时机。”[45]
四平落入中共部队之手，从而扼住国民党军的北进通路，使国民党感到形势的严峻。3月21日，王世杰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苏军自东北某地区撤退时，事前并未通知我方。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要求苏方预先通知撤退日期，“对中国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次日，苏方正式通知中方，“苏军依照政府之决定，本年四月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但对是否协助国民党军接防全无表示。[46]特罗增科在长春告董彦平，“关于接防问题，如贵军在苏军预定撤退之日期以前到达，我军可采一切必要之步骤交防接防，如未到达，苏军亦不能改变预定计划”；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至于长春以南，苏军虽表示可以交国民党军接收，但又称因鼠疫停止一切铁路客货运输，中国军队应在公主岭停留10天以接受检疫；“四平街事件发生后，路线割断，沈阳附近铁桥亦被炸”；“煤炭因抚顺供应断绝而缺乏”；总之，对于国民党军接收不提供任何帮助。[47]马林诺夫斯基则对董彦平称，苏军“因等待甚久，外间误会滋多，故不得不及早撤退”。[48]因为国民党不断公开要求苏军尽早撤离，故对此亦无话可说，真是有苦难言。东北国民党接收官员认为，“据今日形势，苏军全部撤退已在眉睫，而苏方迄未通知协助运输，恐无诚意，前途暗淡。”[49]由于苏军的撤退，不仅使国民党军队的跟进接收行动不及展开，而且使国民党已经派出的部分接收官员处境尴尬，不安于位，熊式辉不得不部署紧急撤退计划，将北满各省的国民党接收人员陆续经由哈尔滨撤回长春。
苏军撤离四平之后，长春苏军的动向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3月19日，张嘉璈致电在长春的秘书张大同，令其转告苏方，“苏方既已准备由长哈撤退，亟盼将由长哈撤退交由我方接防日期见告，并允确实协助我方由铁路运输队伍至长”。[50]20日，中长路理事会总务处长耿匡禀命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会晤，“彼对撤兵问题，以非其职权以不愿倾听，嘱径向特[罗增科]中将接洽。”[51]同日，董彦平会见特罗增科，特氏告董，在长春、哈尔滨等地苏军未撤前，苏军将绝对保障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安全，并禁止非政府军进入市区。对于运兵问题，特氏表示，苏方对国民党由中长路向长春运兵无异议，但是按条约规定，中长路秩序由中国路警维持，请即负铁路安全责任，意为中长路交通断绝的责任不在苏军。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国民党还是不能得到苏军当局对运兵的具体帮助。其后，董彦平派人与中长路苏方副理事长卡尔金面商运兵问题，卡氏承诺“下令路局给予一切便利与协助”，但“需用机车及燃料，饬由沈阳路局与我军当局就地解决”，结果仍是诺而不行。[52]苏联方面红脸白脸两手运用，配合默契；国民党方面半是天真，半是无奈；苏军撤退的过程便在苏方从容撤离、国方一筹莫展的情势下接近终点。
自反苏游行发生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感情转趋恶劣，国民党是能够感觉到的，其决策层似也无意予以缓和。故此，蒋介石此时关注的基本面是在苏军撤退后如何以武力接收，而对“俄共狼狈，当在预计之中”；[53]国民党高层不顾实际，只强调“苏军撤退必须交于吾方接防”；[54]熊式辉在锦州主持东北行营的工作，着重军事与人事，更兼迎来送往，常为“客来求见，纷纭不已”而头疼；他们对苏军撤离引起的具体问题和东北接收的实地状况似均不甚了了，也没有多少切实的指示。唯有张嘉璈，还在关注东北局势的具体发展，虽其自感处境“逆多顺少”，“将至无能为力之境遇”，但还在通过留守长春的董彦平和行营经济委员会同仁的关系，对苏军撤离前后的具体问题有所指示。一方面，张嘉璈关心东北留守接收人员的处境，3月21日指示经济委员会人员“俟多数撤退后，如形势不佳，兄等可至沈阳”；中长路人员请与中方理事“商量同进退”；“电信员工除留必要人员外，可撤至沈锦”。[55]另一方面，他还在继续努力，企望得到苏军当局哪怕是些微的让步。22日，张嘉璈致电董彦平，告其“关内空气非苏方所能想象”，“原盼苏军表示自长哈撤退日期，预定接防手续，并协助我军抵长，以期空气可以改善，璈等可返长一行。今苏方既表示四月底撤完，但无明确长哈两地接防日期，尚有公主岭停留之条件，尚难祛除众疑。极盼苏方顾到目前中央处境，及百年友好大计，转移全局。璈等始终愿尽最大努力，改善中苏友好关系。”31日，他又致电董彦平，“望告苏方，沈长间沿线本无地方非法武力，长春附近亦早不存在，故目下沿途阻碍及将来设或共军进占长春，不能不谓由于苏方不照协定协助之故。吾军如能到达长春，关内空气可至为之一变，友好工作仍可继续。苏方当能领会，希婉达之。”[56]但张嘉璈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4月1日，董彦平会见特罗增科，“面提接防问题，并说明中苏军队在接防上之合作，实为将来在东北其他一切合作之起点。如我军在今后一个月内能由于获得贵方合作之故，顺利适时到达长春哈尔滨以及东北其他各地接防，则对于两国合作当有良好影响，盼作深远考虑”。特氏的回应是，“可将撤离长春哈尔滨及其他各地之确期通知。但因苏军系大规模撤退，亦惧沿途被袭击之故，自长哈等地撤离之日期实不容延缓，盼中国军队及时赶到各地。于四月中旬时苏军在长春数量即将减少至最小限度，不能留置一有力之部队，盼中国军队届时已有相当军力进驻长春”。[57]国民党要求的是苏军协助其运兵北进，苏军当局的回应则是希望中国军队早来；苏军在明面上并不拒绝国民党军的北进，而在得不到苏军协助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实际又无法顺利北进；如此一来一往，国民党的硬要求总是撞在苏方推拒的软墙上，正应了张嘉璈所言，“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决定“微妙”的关键，又在于国民党的对苏态度及其作为，国民党既无法有关键性的让步，所以，苏军当局对国民党要求的回应总是不能如其所愿也在情理之中。
4月3日，苏联大使通知王世杰，已告苏军司令部，撤退时应事前通知驻长春中国军事代表团，并在实际可能的场合，对于中国政府军队执行接收任务予以协助。[58]同日，特罗增科约见董彦平，奉令宣布：苏军驻东北总部将于6日撤离长春，苏军各部将于4月上旬撤离佳木斯及其以北各地，中旬撤离长春和吉林，下旬撤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月底撤离牡丹江，4月30日可自东北全境撤至苏联国境以内。[59]当董彦平询问特氏，在苏军总部撤离后如何与苏军保持联络时，特氏告董，驻长春苏军未撤前，与苏军司令卡尔洛夫联络；苏军撤离长春后，与驻哈尔滨苏军司令高福同联络，直至苏军最后撤离；政治事项，可与留住长春的苏军顾问巴罗富契夫联络。[60]对于国民党军接防事，王世杰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出，“苏方应迅速设法修复中长路交通，应以一切可能方法协助排除中长线沿途及其他各地障碍，俾国军于苏军撤退前按期到达各地接防。若苏军撤退，各地让共军侵占，重演四平街故事，不能不认为苏方违背友好精神。”[61]但特罗增科在4月5日与董彦平会见时，明告其“无可置复，亦未接政府任何新指示”。[62]对于是否“违背友好精神”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从来不是苏方考虑的中心，何况在苏方心目中，国民党也未必是能够保持“友好精神”的交涉对手，故以董彦平的体验，苏方的回应哪怕是表面上的热络他也感觉不到，确实是冷冰冰的。
进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
驻东北苏军总部如期于4月6日撤离长春，其余苏军部队亦在准备撤离，中共部队云集长春四周，形势更形紧张。9日，驻苏军总部担任联络的董彦平等人，跟随苏军撤离长春转进哈尔滨，而他们在哈市面对的形势是，中共部队已经进入，经他们与苏军司令高福同的交涉，对方才允“转饬该军于二日内撤出离市十公里之地带”。苏军当局还故作姿态，11日对董彦平表示，四平至长春铁路可令中长路当局予以修复，哈尔滨至满洲里和绥芬河铁路可以运送中国政府军，中方可以空运部队至哈尔滨及齐齐哈尔等地。[63]在中共部队已经占据四平，切断中长铁路的情况下，苏方如此表示毫无现实可能性。当董彦平提议，在不影响苏军全部撤退计划的前提下，苏军可否在各主要城市酌留少数部队，负责警备，以便国民党军接防，苏军当局立即表示，苏军将“忠实履行诺言”，于4月底前撤完。[64]在国民党方面反复请求苏军“协助”的言词前，苏军当局倒可以居高临下、义正词严地表示其“履约”的坚定性，如此这般的历史进程，对国民党而言更似讽刺。
就在苏军将要全部撤离的时刻，蒋介石又曾动过以东北经济合作谈判换取苏方让步、以利国民党军接收的念头。张嘉璈认为，如此则“苏方态度当可改善”，请随苏军行动的董彦平转达苏方，谓经济问题希望能获圆满解决，他稍后即可返回长春继续商谈，目下最急要者为政府军早达长春，及于苏军撤退前抵达哈尔滨，希望苏方迅速协助政府军到长春。[65]但是，现实仍然只能令张嘉璈失望。董彦平向苏方转达张嘉璈的意见后，苏方的回应是，“中国军队之接防，阅数月既未能前来，苏方无法再予有效协助，深表惋惜”；并指责“苏军撤退之处，即有不幸事件发生，中国官方未能事先预为防止约束，而美国人到处受到周到保护，是否对于同盟国家有不平等待遇”。[66]
4月14日，苏军自长春全部撤离，中共部队与留驻长春的国民党保安部队随即发生激战。18日，中共部队攻占长春。25日，苏军自哈尔滨全部撤离，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及团员前一日即乘苏方提供的专车离哈前往伯力，在哈尔滨集中的各省市接收人员或已空运撤返沈阳，或随苏军撤到海参崴。[67]中共部队随后进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北满各市。5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已于5月3日自东北全部撤退完毕。至此，困扰国民党大半年的东北苏军驻留问题告终，不过对国民党而言，此时中共已经占据了东北的半壁江山，国民党对东北接收的军事行动刚刚开始，而且面对着不得不以武力方式接收并为此而背负内战骂名的尴尬处境，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
临近二战结束之际的苏联对日宣战及其后的苏军进驻东北，对于中苏两国而言，既可谓是战争的最后一幕，在获得对日战争的胜利方面具有相同的意义；然而又因中苏两国的情境之差，对于两国的战后因应具有不同的意义。苏联通过进军东北，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扩张其势力范围，驻留时间越长对其越有利，而即便是如期撤离也并不妨碍其已经获得的权益。对于国民党而言，收复东北是其战后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无论是彰显国民党恢复东北主权从而掀过当年丢失东北的屈辱一页，还是东北在地缘、资源、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东北在未来国共争夺中的高度意义，都使国民党不能轻易放弃东北。但是，国民党对于苏美两强相争的国际环境和国共两党相争的国内环境，却一直缺乏明晰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战略战术，从而使其在解决战后东北问题包括因应苏军撤离问题时进退失据，不能达其所愿。东北苏军的留驻和撤离，在苏联是个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在国民党却缺乏明确的对策，由乐观苏军按期撤离，到希望苏军延期撤离，再到催促苏军加速撤离，前恭后倨，不断摇摆，最终的结果，不仅苏军未能按期撤离，而且国民党也没有因此而有何收益。或许，国民党如此作为亦有其实力不济、左支右绌的无可奈何之处，但是，这样的结果却也预示着其后国民党在东北争夺中败于共产党的最终结局。
注释：
[1]有关苏联对日宣战及其后苏军进入东北的前因后果，学界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如沈志华、杨奎松、牛军、邓野等人的研究均可参阅，但对苏军撤离东北的研究则比较缺乏，目前所见有苑朋山、段希祥、刘子芬的《美国与一波三折的苏联东北撤军》[《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惟其文比较简单，史料引证和论述都远不充分。
[2]《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9日，第2版。
[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五次谈话纪录》，1945年7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24-625页。
[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40页。
[5]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为苏军撤退事面陈宋子文院长照会》，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6页。
[6]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19页。
[7]《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6日，藏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USA.
[8]《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十月十三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谈话要点电》，1945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24页。
[9]《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13日，藏Rare Archives &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USA；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3日，藏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USA；《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22-123页。
[10]《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7日。
[11]《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46页。
[12]《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47页。
[13]《熊式辉致张嘉璈电》，1945年11月22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藏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USA.
[14]《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54页。
[15]《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
[16]《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54页。
[17]《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58-159页。
[18]《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王世杰部长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要点》，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初编》第7编第1册，第166-167页。
[19]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国民党先后在东北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辽北省和四平市、松江省、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等地的行政管理权，但因为没有军队随行，接收人员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刘翰东：《本省接收一年来之回顾与前瞻》，高永昌主编：《四战四平》，长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8年，第365页]
[20]《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9页。李宗仁认为：国民党“两度要求苏军延期撤退，贻苏联以拒不撤退的口实，而予中共以从事发展的时机。”[《李宗仁回忆录》，南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899页]
[21]《董彦平与特罗增科第四次、第五次会谈记录》，1946年1月7日、10日，高纯淑：《战后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之经纬》，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1993年，第332页。
[22]《张嘉璈主任委员致蒋经国特派员告苏军缓撤理由电》，1946年1月29日，《张嘉璈主任委员致蒋经国特派员告苏军又提缓撤我应如何应付电》，1946年1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73-174页。
[23]《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19日、28日。
[2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
[25]《熊式辉主任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委员长报告长春当地金融交通经济情形函摘要》，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242页。
[26]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提出在东北与中方实行经济合作的要求，以借机占取东北的更多资源，相关情形请参阅汪朝光的《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27]Marshall to Truman,Feb.9,194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1949,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 D.C.,1946,Vol.IX,p.426.
[28]《驻东北苏军对延期撤兵声明及于红军节演说研究意见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85-187页。
[29]《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关于中共军与苏军勾结情形之研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584页。
[30]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舰陆续运至秦皇岛登陆，然后开始循北宁铁路北进，11月16日攻下山海关，25日进至锦州，此后暂时按兵不动。到1946年春，国民党已有7个军开入东北，集结待命。
[31]《王世杰致张嘉璈电》，1946年1月30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32]《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4日。
[33]《张嘉璈致熊式辉、杜聿明电》，1946年1月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34]《熊式辉主任致王世杰部长告调查苏军未撤退部分情形电》，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76-177页。
[35]《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87页。
[36]《张嘉璈致熊式辉电》，《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3月9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37]《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38]《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13日、16日。
[39]《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40]《张嘉璈致熊式辉电》，1946年3月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41]《耿匡、张大同、杨湘年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42]《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21日。
[43]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20日。
[44]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3页；《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566页。
[45]《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46]《王世杰部长为先期通知我方撤军日期事致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照会》，1946年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4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88-189页。
[47]《张大同、耿匡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0日，《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ao Papers，Box 10。
[48]董彦平：《苏俄据东北》，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80页。
[49]《张大同、耿匡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0日，Chang Kia-ao Papers,Box 10.
[50]《张嘉璈致张大同电》，1946年3月19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1]《张大同、耿匡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0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2]《董彦平致徐永昌、张嘉璈电》，1946年3月22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3]《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31日。
[54]《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3月3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5]《张嘉璈致张大同、耿济之电》，1946年3月2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6]《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3月22日、3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7]《董彦平致徐永昌、张嘉璈、蒋经国电》，1946年4月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58]《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复王世杰部长关于苏军自东北撤退事照会译文》，1946年4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93页。
[59]《董彦平致白崇禧、徐永昌、张嘉璈、蒋经国电》，1946年4月3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0]《董彦平致徐永昌、张嘉璈电》，1946年4月4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1]《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4月7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2]《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4月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3]《董彦平致张嘉璈、蒋经国电》，1946年4月10日、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4]《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4月12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5]《张嘉璈致熊式辉电》，《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4月14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6]《董彦平致熊式辉电》，1946年4月17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26.
[67]撤入苏境的接收人员于5月中旬回国，军事代表团成员暂驻伯力，处理善后问题，6月中旬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