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真相看护者”：在中国做一名事实核查员是怎样的体验？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年度词汇，这个词代表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情感为首而真相为次的时代。同一年，ONE实验室成立，并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媒体事实核查员职位，希望坚守非虚构写作中的事实真相。本期全媒派（qq_qmp）采访了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事实核查员刘洋，带你了解在中国做一名事实核查员是怎样的体验。

 唯一的事实核查员

在西方，新闻事实核查员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时代周刊》和《纽约客》就有事实核查员的雏形，40年代德国《明镜周刊》创办，档案部门和实施核查员逐渐分开，到如今《明镜周刊》已经是拥有世界上最大事实核查队伍的传媒机构。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互联网对新闻时效性的更高要求，独立的事实核查型新闻机构诞生，并在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这些事实核查机构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政治，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栏目Fact Checker一句句地核查候选人的言论，并给出相应的匹诺曹指数。

由于国情的差异，事实核查在中国并未形成一个专门的岗位，采编者天然承担了事实核查的部分工作。于是ONE实验室也就成为中国首个设立事实核查岗位的媒体。

据ONE实验室介绍：设置事实核查员的初心是坚持“非虚构”，不让稿件出现错误或者一个十足受争议的地方。从2017年ONE实验室的第一篇特稿《飞越十三号室》到现在，所有ONE实验室推出的特稿作品都是经过事实核查的。而事实核查员其实也只有一个，刘洋。

在好友林珊珊的邀请下，出于对ONE实验室团队欣赏和事实核查岗位的好奇心，刘洋接受了邀请。

从新媒体工作者到事实核查员，刘洋坦言：“从前的编辑工作让我能够预知一个稿子有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更容易分辨是写作手法的问题，还是采访量不够的问题，还是作者主观的问题。”

事实核查员刘洋

后真相时代的事实守卫者

刘洋觉得事实核查员这份工作没想得那么复杂。因为事实核查员只针对事实进行确认，不用对稿件的完成度负责，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份工作就是一句一句看嘛，保证每一句没问题就可以了。”但是“为真相而生”有时候并不容易。

尊重作者的主观表达

《时代周刊》编辑EdwardKennedy曾在备忘录里对事实核查员的工作有过如下描述：“在核查中要时刻牢记，文章的作者是你的‘天然敌人’。他试图想尽一切办法蒙混过关。”

对于记者和事实核查员的关系，刘洋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给记者“挑毛病”，但是不觉得存在这种“敌对”的感觉。她觉得事实核查员和记者是各司其职的合作关系，记者对稿件的完成度负责，而事实核查员则对事实的可信度负责。很多时候记者并不是故意写错，只是大量的采访内容让记者在写作的时候很难什么都记得很准确。而事实核查员的工作就是把可能出现的疏漏避免掉，其实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做法。

而特稿作者林珊珊也很欢迎事实核查员的加入，她说在之前的工作中也会重听采访录音去核查信息，但远没有刘洋核查得细致。而刘洋的加入，也可以让作者和编辑专注于稿件的方向、结构和语言的修改，而不需要纠结与信息源的问题。

每个人对人物的理解都不同。刘洋说她开始也问过：“如果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描述和我对对象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怎么办？”组建ONE实验室的李海鹏给出的答案是：“要看作者是否在选取材料上以偏概全，如果没有的话要允许作者有偏见，尊重作者的主观表达。”

虽然有着这样的担心，但刘洋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采访量足够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规避的。未来如果真的出现的话，解决方案可能是和其他的编辑还有作者一起讨论。

以旁观者的身份全程参与

事实核查的程序在稿件接近完成的后期才会启动，但其实事实核查员从开始定题到最终成稿，每一个环节都是参与的。

刘洋说：“ONE实验室的每一个稿子都有讨论小组，每一个讨论组自己都会参与。在小组里，事实核查员、记者和编辑会一起讨论稿件的选题、走向和角度等问题。”

在选题阶段，刘洋会了解作者选题的原因、角度和资料的收集。在成稿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稿件修改比较大的时候，刘洋还会了解作者的修改思路。

但是真正进入事实核查的具体环节要到稿件信息大致稳定的时候。作者在交稿的时候，会把所有的采访资料收集的背景资料还有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都发给刘洋，事实核查程序也就正式启动了。

有的时候作者会和刘洋一起去回访采访对象，而刘洋则以旁观者的角度判断作者文章中对于采访对象的描写是否客观。比如第一篇特稿《飞越十三号室》，刘洋和作者钱杨对文中母亲邹虹的采访持续了8、9个小时，对于文章中关于邹虹的描述一一核实。

虽然整个核查的程序只有几天的时间，但事实核查员刘洋其实是旁观了整个稿件从定题到定稿的全部过程。

不同的稿件标准不同，各有困难之处

往简单了说事实核查就是一句一句地看，但其实因为文章的类型不同，要面对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而ONE实验室从开始对于事实核查的要求就很高，要做到每一个信息都能够找到准确的信息源，实在无法确认的信息就不能使用。

高标准背后是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对信息源的不懈搜寻。

有的时候虽然信息源看起来是可靠的，但还是不能放弃对信息源头的追溯。刘洋提到在核查《传奇古典谋杀的终结》那一篇稿子的时候，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罪案研究，在初稿里提及了一个机器人和俄罗斯棋手对战，机器人被人类激怒，向棋盘发电的案例。刘洋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很玄，但是好几篇学术论文都有提及这个案例，就暂且相信是真的。在后来审核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一个小报，而且是以大量制造假新闻著称的小报。刘洋又继续深挖那个俄罗斯冠军，也没找到相关资料，于是判断这个信息有90%的可能性是假的，作者就删掉了相关的部分。

除了核实学术论文，稿件里涉及的任何历史相关的信息都需要核实，追溯到哪个朝代的历史，就要去查看相关的史料。刘洋提到在核查《开封犹太千年寻家记》那篇稿子的时候，她发觉网上的数据有问题，最终一直查到了《宋史》和《太平寰宇记》。最终个别数据还是因为有争议有质疑而没有被写在文章里。

 截图自《开封犹太千年寻家记》by ONE实验室文|张瑞 

被问起遇到过最难核查的对象，刘洋说：“有时候要警惕采访对象满嘴跑火车。”在核查《特朗普先生在整形医院》的采访的时候，刘洋只是想问十几个问题，但是采访对象特别能说，每一个问题都讲自己的情怀，后来发现采访对象说的部分事实是假的。采访对象说整形医院给他颁发了一个证书，其实是信口开河，对自己私人博物馆的描述也有夸张的成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刘洋觉得需要让采访对象拿出一个客观的证据来。

截图自《特朗普先生在整形医院》by ONE实验室文|荆欣雨 

刘洋还遇到过方言的障碍。在核查《岁月不饶羊》那篇稿子的时候，钱杨的采访对象是山西老乡，里面涉及的方言刘洋并不熟悉：有一个词是说一个人很恓惶，但是方言里听起来像“xi huo”（音）。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把用“熄火”来形容自己很丧，所以刘洋当时觉得这样的翻译没有问题。后来两个山西记者指出来说应该是恓惶。

不论是对于刘洋还是对于记者来说，这样的错误前期都很难预测，要求的知识储备量非常大，刘洋能够坚持的就是对源点信息的一再确认，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选择删除还是咨询更专业的人的意见。

事实核查的苦与乐

刘洋觉得事实核查的工作和特稿写作相比并不复杂，这份工作带给自己的与其说是成就感不如说是责任更多一点。在ONE实验室的每一篇特稿中，都会把记者、编辑、事实核查员的名字分开写，而事实核查员那一栏的名字就是刘洋。 

 在刘洋做事实核查回访采访对象的时候，采访对象都会欣然接受，并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甚至有一次刘洋在给《绝命深潜》的男主人公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在忙，后来给刘洋回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刘洋说采访对象知道我打电话的目的之后显得很开心，觉得ONE实验室足够专业，也觉得这是为他负责的一个表现，因为那次潜水事故之后，他受到了很多非议，对于这次的写作是否准确，采访对象其实也很在乎。

有的时候，事实核查的程序还会带来对采访对象进一步的了解。在《飞越十三号室》的核查程序中，孩子的母亲看了最终的成稿。刘洋说：“可能是因为采访对象从来没有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过自己，当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客观描述的时候，会在情感上不好接受。”那位母亲看到稿件的反应是和儿子对峙，她有要求对稿件中的表述进行调整，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对于她的要求有选择性地进行了调整。

刘洋记得很清楚，写稿的记者钱杨在回访之后，夜里又对稿件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鹏总很喜欢最后修改过的稿子，说“最后这个版本是最好的了。所谓‘理解之同情’，总是建立在更细腻的事实和更好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篇稿子从一个很差的故事基础开始，最终做到这个程度。这是广泛悲剧中的一点善意，也意味着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听到鹏总这样的评价，让刘洋觉得很感动。

刘洋觉得事实核查员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目前所知这份工作在国内只有独一份。所以有时候在回访的时候，她会说自己的身份是编辑，因为采访对象可能对事实核查员不够熟悉。

至于事实核查员缺乏的原因，刘洋提到组建ONE实验室的李海鹏说：现在内容生产产业，最在乎的其实是运营。新媒体起个标题都在尽可能地标题党。而ONE实验室的模式可以说是又精又贵的，在国内这样的模式非常少，也很少有机构会想要设置一个岗位去做事实核查。

刘洋（左）和林珊珊（右）

即使没有人商量如何去做，能借鉴的只有国外的论文和资料，即使在短时间的未来，中国可能也不会出现第二个事实核查员，即使在中国没有这个土壤，整个行业更重运营，刘洋还是想要做到最好，做到足够细致，坚持对事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