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书荐| 避无可避的过劳：能者多劳的陀螺青年，也许都是穷忙的病人

这是日剧《unnatural》的催泪场景：工厂接到大量订单，生产着受大家欢迎的幸福蜂蜜蛋糕，但工人们并不幸福，大家没日没夜地无偿加班，甚至有人连续15天都没休息。然而老板并不体恤员工，甚至还为了自己的party让本就忙碌的员工送蛋糕到家，辛苦送来后没有一句感谢，还遭到了老板“怎么速度这么慢”的抱怨。

一边是过度疲劳的员工摔下摩托车受伤，一边是老板和朋友们玩乐把一口未吃的蛋糕打翻在地。明明看到的是同一片天空绽放的烟花，员工这边却是令人心碎的结局——因为怕耽误工作，受伤的员工没有请假去医院检查，最后伤势发作导致身亡。

日本职场5年368起过劳死，日本人秉持“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价值观，劳动市场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工作狂热让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也因过高的身心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止是日本，根据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全国抽样所做的调查显示：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27.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媒体以“过度劳累”“过度劳动”等原因报道的人才猝死个案频发，也印证了部分人才过劳情况的严重性。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

过劳真的是我们的宿命吗？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来一部由日本经济学、社会学家森冈孝二所著的《过劳时代》，分析过劳背后的社会动向，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

高度资本主义催生出的过劳时代

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增加了一万多个新词汇，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 ”(过劳死)。这意味着过劳死已作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词语为全世界所熟知，还意味着过劳死这一现象并非日本所独有，而是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那么，过劳时代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本书认为，这主要受高度资本主义的影响，除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长期不景气带来激烈竞争和信息资本主义导致的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外，还有消费型资本主义和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这两个新因素。

在今天这个生活水平高、媒体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为了以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资更高的职位），为此便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这样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以24小时便利店和快递服务为代表的、追求便利性的服务型经济与信息化共同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经济活动24小时化成为了导致过劳的新因素。 

同时，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放松对劳务领域的管控，不仅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中老年的小时工、兼职员工等非正式劳动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结果随着劳务形式的多样化，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满35小时的短时间劳动者人数增加了；另一方面在正式职工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长时间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多，30多岁男性正式职员的过劳趋势也因此而日益明显。 

通过本书，我们将会理解为什么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或许我们也会意识到，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越过警戒线的物流业

消费者不仅对商品的价格和质量有所要求，同时也追求便利性，这也是导致工作时间延长、就业不稳定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日本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和全国各地翌日达的上门送货服务虽然给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同时却也对工作时间和消费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并非新出现的问题。便利店的深夜营业和翌日达快递服务象征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过度的追求催生了“just in time”制度(所需商品在指定时间送达的服务方式)，这种制度又催生了过度的服务竞争，从而妨碍了工时的缩短。 

与便利店和超市相似，快递服务的经营优势也在于方便。快递业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眼下虽尚无专门的快递业工作时间统计，但公路货物运输业的工作时间可参考厚生劳动省的“每月劳动统计调查”：不包括无偿加班在内，每月有偿劳动时间达184小时，每年工作时间达2300小时(2003年平均值)。厚生劳动省指出：“若规定时间外劳动或假日劳动的平均工时超过每月100小时，或者在2~6个月里，每月平均工时超过80小时，就属于超负荷工作，可能会引发心脑疾病。”换句话说，这就是过劳死的警戒线。按照这个标准，包括快递行业在内的公路货物运输业的“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这条警戒线。 

过劳悲鸣声声入耳

家里家外都是职场 

一旦踏入企业社会，就再也说不出很喜欢手机和电子邮件这种话了。因为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另一个世界。

罗纳尔多·多尔在他的近作《劳动的本质》中介绍了这样的场景：吉玛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钟下班。但是，即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也还没结束。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据美国《信息周刊》杂志的调查报告称，有90%使用便携式信息终端的人表示“工作时间增加了”；66%的人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84%的人说“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也在工作”。该报告指出：“很多人因为传呼机、手机和调制解调器的存在而被工作拴住，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 

随之而来的是眼睛疼痛、肩周炎、颈椎病等一系列身体疲劳预警……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连信息技术的使用者都出现这样的状况，可想而知，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是多么辛苦。在与互联网工作相关的网站上，有个叫“编程者SE”的网页，上面充斥着“好累”“拼体力的活”“真想好好睡一觉”“加班天经地义”“假日也要工作”“数码土木工”(相当于中文里的“程序猿” “码农” )这样的字眼。

这项调查还表明，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职务领域)”越广，“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在家里也读、写工作邮件的人，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增加。

再也不能按时下班，更不用奢望能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了。

医院里找回正常人的生活

在一些职场相关网页上，有时能看到男性员工的发帖。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说被迫工作的现状怀有疑问和不安。但是，在报纸上投诉过劳现象的一般是男性员工的母亲或者妻子，员工本人则因为工作太忙或者过度疲劳，根本没有精力抱怨。在这极少数男性员工的投稿中，一封寄给《读卖新闻》的稿件偶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份稿子说自己因为生病住院才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

      平常，我以公司为中心，被工作追得团团转。而在医院，我又过起了规律作息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不方便，甚至会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适应了住院生活后，才发现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多么平和、恬静。

由于超负荷工作和工作压力造成的过劳自杀事件有增无减，这与家里家外都变成职场的情况不无关系。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聚焦现代》节目制作的一期特辑，名叫“30多岁的人急速增加的过劳死和过劳自杀”(2002年10月16日播放)，该节目对近5年内过劳死、过劳自杀者的67位遗属做了问卷调查并进行追踪采访。其中讲到一名负责空调维修的男性员工，因工作极端忙碌，最后劳累过度而死。据说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工作相关的电话，上司还对他说:“手机要是打不通就扣你钱。” 

2004年的《厚生劳动白皮书》显示，自1993年日本泡沫破灭、经济萧条加重以来，患抑郁症和摄食障碍(厌食症或暴食症)的人明显增多。据说这些病症的来源是现代社会的压力。由于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公司裁员增多，人们很容易积累精神压力。 “得了抑郁症，公司不会给你援助，而是想方设法劝你辞掉工作，导致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病情。”

《厚生劳动白皮书》还指出，劳动者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或职场人际关系等环境压力造成的。要想预防抑郁症，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静养。然而现实却是，有的人对看医生心存疑虑，有的人因为工作太忙而根本无暇看病。在一次关于过劳死的座谈会上，精神科医生中泽正夫发言称，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时期，因为压力过大而到精神科看病的公司职员明显增多。然而，在泡沫破灭之后，来看病的人反而逐渐减少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果只是压力大就去看病, 因为这种程度的身心不适就请病假，很有可能被炒鱿鱼。 

给过劳踩刹车

如何评价主动过劳？

作者在大学授课时一名男同学表示：“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其他学生反驳说：“如果你死了，你的父母和恋人都会伤心。”这样他才收回了“得偿所愿”的观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所谓的“自发性过劳”呢？

除了不受时间和劳务合同束缚的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经常被人用来形容工作的词汇有“热衷于工作”、“埋头工作”、“工作投入”等。表达充实感，可以说“有干劲”；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可以说“做得到”、“交给我”。上述词汇所表示的内心活动都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契机。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或制度性动机的存在，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虽说有些工作单位的定点概念薄弱，下班时间也不甚明确，但那种经常工作到深夜、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工作狂是存在于大部分职场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导致过劳的并非雇主，而是同一职场中的工作狂们。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玩命地工作，也是因为雇主欢迎或者允许他们这样做。同时主动过劳不等于能者多劳。杨河清教授认为能者多劳是充分发挥个人价值的体现，多劳动完后会得到相匹配的回报，而不是无偿加班，这才是合理的。

希望与正常工作时间重逢

有相关制度，各国也有“平衡生活”的运动兴起，但都效果平平。和欧洲相比，日本的加班情况则完全不受限制，像《劳动基准法》在限制加班方面完全起不了作用。尴尬处境中，员工们将“缩短工时”的希望寄托于精神世界。书店里、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关于“田园生活”的书和信息，掀起了一股“慢潮流”。

人们渴望脱离忙碌的大都市，憧憬田园生活，于是搬到乡下或者地方上去住。在这些人里，最典型的是迁居到冲绳去的人。据日本总务省“居民基本台账人口移动报告年报”(2004年) 统计，近几年每年有两万四千人到两万五千人从其他都道府县移居到冲绳。冲绳的迁入人口却比迁出人口平均多出近2000。但要想真正让慢速主义和慢生活在社区里扎根，需要更重视“过劳”这个当代陀螺青年们避无可避的话题。合理分配工作时间和享有个人可支配时间，才能让员工在健康工作效度内以最佳状态发挥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