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度过新闻界最艰难的十年吗？听听15位国际顶尖媒体人怎么说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开始，报业陷入困境的警报声便不绝于耳。而到2019年初，“报纸已死”的论断已无需任何先见之明，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因为证据是如此直接而鲜明：2018年底十余家纸媒宣布停刊，媒体大量裁员，数字媒体难逃卖身寒潮，大多数人美国人在哈里斯民意调查中相信传统媒体在十年内消失，调研机构发布新闻报道品质退化的报告，报业危机被建构为重要而紧急的公共议题。
尽管传统新闻业仍在困境之中，但是积极行动者们塑造了美国新闻业的现状，“特别是非营利新闻机构的发展，以及美国新闻业在重重危机中仍然维持甚或发展了报道规模和影响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陈红梅在论文中写道。
我们一边听着报业危机的惯性论调惴惴不安，一边看着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在技术变革的刺激下努力促成社会的共识，如坠五里雾中，天际晦暗，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还是黎明将至的前兆？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对比新闻界十年前后的状况，缕述新闻人十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在整体和个人两个向度展开运思，回望新闻界被人称道又被人痛诉的悲喜交加十年，展开未来的进路。
漫漫长夜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新闻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广告收入一度支撑着新闻业发展，然而，科技巨头吸走了大部分，媒体收入自然有所下滑。皮尤研究中心提供数据表明，从2008年到2017年，新闻媒体的收入萎缩了23%，其中报纸下降45%。
在《圣路易斯邮报》有着10年工作经验的普利策奖得主David Carson哀叹：“全国范围内，新闻编辑部在裁员这件事上毫无温情可言。”也许，无情不是新闻编辑室的主动选择，而是在刺骨的冬季风猛烈攻势下做出的无奈之举。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媒体与新闻学院201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报纸数量有所下降，相应的报社社长数量也不断减少，多数媒体集中在大型综合集团或对冲基金。媒体数量下降，且更为集中，多样性大打折扣。
打折扣的不仅是报纸的多样性，报业人员的多样性发展也不容乐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2017年调查发现，在598家报纸和63家在线新闻网站中，少数族裔员工占员工总数的16.55%，仅比2008年的13.43%上升了3个百分点。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人们消费新闻的渠道越来越单一和分化。受政治立场影响很深。2016年，28%的民主党人和24%的共和党人表示，阅读国家媒体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一件事。而两年之后，这个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7%和11%。
商业模式的探索是新闻界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囊中羞涩的媒体纷纷试水付费订阅，Digiday将这种趋势称为“转向付费”。尽管有些报纸在这种模式上小有成就，比如《纽约时报》拥有300多万订阅用户，去年11月的净收入达2490万美元，但大多数新闻媒体，特别是本地媒体依然在处在亏损的困境中，不得不裁员。
就像2016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所说的那样，随着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对内容分发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在渠道重要性凸显的今天，媒体作为内容生产方，只能与媒体巨头签订不平等的广告分成合作协议。当曾经依赖的单一收入源泉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现金流，媒体自身的操守，从业的人员，新闻的质量都处在危险的边缘。终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又逼着媒体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搭建自己的渠道。罗马非一天建成，模式也非一日完成，在这段黑暗期里，媒体需要想着怎么活下去。
黎明将至
纵然是深沉的黑夜，也遮不住一丝光亮。这十年，新闻界见证了令人振奋的成功。
由技术搭桥，媒体向受众直接讲述故事。在Facebook、Instagram等平台上，在媒体自己的评论区里，记者和读者可以建立联系，一对一地实时交流。美国新闻学教授们组织的《报纸研究杂志》（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22％的美国记者有时会从评论区找到一个故事的想法。
而且，技术的发展为媒体提供了多样的方式来报道新闻。野心勃勃的媒体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图文，视频、音频、甚至AR，都是新时代吸引读者的资讯形式。
2008年iPhone的发布促成了播客的二次浪潮，《卫报》、《纽约时报》纷纷组建音频团队，后者在发布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达成了下载浏览量超2000万次的成就；2016年后，媒体开启了“媒体+视频”的新时代，Mic侧重利用短视频报道一线新闻，《局面》、《陈迪说》等视频类报道也迅速走红；2018年，《纽约时报》运用AR技术报道冬奥会，获得了美国网络新闻奖。
纽约时报报道的演示图
波因特研究所报道称，许多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在经历裁员风波之后，选择成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继续发光发热，现在美国国内的非营利性媒体机构超过180家。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 Research Council)联合众多大学发起New Beats项目，追踪调查2012年至2014年被裁员的225名新闻工作者。研究发现，大多数人仍从事新闻工作，或新闻与其他工作的结合。
当本地新闻业举步维艰时，ProPublica、Report for America和波因特研究所的Knight-Lenfest Newsroom Initiative等机构都伸出援手，将本地新闻编辑室拉出泥潭。在波因特研究院的2017-18本地新闻创新计划中，三家成员媒体均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丹佛邮报》在四个月内数字订阅量增长5100份，忠实读者人数上涨20％；TheState Journal Register的Facebook粉丝数增加10％，Instagram粉丝数翻了一番，播客下载量增至2万；The Beaver County Times 的新近合作项目利润提高了40%。
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中，荷兰新闻众筹网站De Correspondent以其特别的会员制度迅速累计了数量可观的订阅用户，尝试着将成功经验应用到更庞大的市场，在2018年推出了美国版的The Correspondent。这堵看似平凡无二的付费墙与其他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对用户的态度，网站主编佛斯说：“我们相信用户愿意付费不是为了接触到你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份子。”卫报评价这种商业模式为“高尚的新闻业的纯粹表达。”
失落、探索和热爱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新闻界的一点风吹草动，对从业者来说都是狂风暴雨。波因特研究所采访了美国各地共15位从业人员，以他们的陈述作为原点，将个体感受作为参考系，对新闻业的十年风雨再透视。
15位媒体人身份各异，经历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十年来未曾换过工作，而有些人的职位甚至已经不复存在；有些人仍然在报社工作，而有些人跳槽过数家媒体。但是他们有着2008到2018的共同从业经历，享有新闻不能死的共同理解，期望在技术浪潮中达成新的共识。
有所失落
同时面临着经济危机、专业危机、信任危机的新闻业绝不会否认过去十年的悲情色彩，从业人员也无法掩饰时而涌上心头的失落感。
在被问到用一个词汇来形容过去十年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Michael Schudson选了“动荡不安”。
2008年的金融危机搅乱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节奏，并将这种混乱送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新闻也不例外。2009年，Schudson教授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Leonard Downie Jr.教授发表了题为《美国新闻业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的文章，认为“报纸这种形式或可放弃，但是报纸所代表的自由独立、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不可或缺。”
学者们大多同意，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传统新闻业商业模式的颠覆是不可逆转的。在2008-2009年的悲观论调之后，媒体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就转向了创新、合作的方向，“拥抱改变”是当时和当下的主流话语。改变带来的是力量，是希望，也是无止尽的压力。CNN Digital的资深副总裁Mitra Kalita坦言，“老实说，我很害怕回首过去，觉得自己没有做出足够大的改变。”
技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跨越了时间，新闻报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强调时效性。在越来越快的报道节奏里中，“做‘快新闻’的压力越来越大。（速度太快）可能会导致报道不准确，我们需要核实消息来源才能确保消息真实性。”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大四学生Peter Baugh叹息说，“互联网的发展和对点击量的追求催生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报道，其中许多故事对读者而言根本没有价值。”
《德克萨斯论坛报》的主编Ayan Mittra担心人们为了跟上永不间断的新闻周期做出不理智的决策，害怕他们的热情在不停歇的新闻轰炸里燃烧殆尽。同时，他也害怕自己无法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长期工作。
裁员的阴影之下，媒体人戳破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痛惜报道质量下降却无可奈何。
维基媒体基金会的资深受众发展主管Melody Kramer“常常担心自己会被解雇，养家糊口成了一个难题。”相信新闻项目（Trusting News Project）的总监Joy Mayer在2008年还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印刷设计，想着十年后，“在大型新闻编辑室里管理一个设计部门。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个职位根本不存在了。”“我从没有想过，十年后我的工作主要是向受众证明新闻的重要性。”
《圣路易斯邮报》的摄影记者David Carson回忆说，“现在的摄影记者数量大约是我2000年刚到这里时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有7名摄影师和2名摄影编辑，有些摄影岗位甚至不再存在了。尽管我坚持认为我们的摄影报道很优秀，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报道的东西远不如过去那样全面。”
有所探索
在线新闻协会的前执行董事Jane McDonnell认为“挑战”是描述过去十年最恰当的词语。 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70年代末，尽管被奉为新闻的黄金时代，但是工作并不轻松，“新闻一直都很艰难，因为你得非常努力地工作，却赚不到很多钱，但这就是这个行业的常态。”
行业面临挑战，大大小小的媒体面临挑战，形形色色的从业人员也面临挑战。
《查尔斯顿宪邮报》（弗吉尼亚州当地报纸）调查记者、2018年的麦克阿瑟奖（天才奖）获得者Ken Ward Jr.回答说“社交媒体”是过去十年来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最害怕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作恶，不仅夺走了我们的读者，还导致新闻报道政治立场越来越极化。现在网上那些两极化的报道真的多到令人震惊。” The Bigheart Times（俄克拉何马州奥色治县周报）的发行人Louise Redcorn忿忿不平。
WNYC广播节目The Takeaway的主持人Tanzina Vega对社交媒体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我很庆幸自己在电视、数字媒体、纸媒和广播行业都工作过。对我来说，最大的转变是学习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尤其是将Twitter作为一种报道工具。”
非营利媒体机构VTDigger的创始人Anne Galloway说，商业模式既让她忧愁也让她欢笑。“寻找能赚钱的商业模式”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而“找不到赚钱的办法”也让她郁郁寡欢。“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 Schudson教授说，“（不过）我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慢慢走出一些可能走得通的路。”
身为应届毕业生，Peter Baugh最头疼的就是工作挑战。“我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找不到一个让我快乐的工作。不久后，我可能会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工作，这既让我觉得兴奋又有些畏惧。”
那些已经在新闻行业谋得职位的从业人员面临着自我提升的挑战。《洛杉矶时报》高级副总编Kimi Yoshino表示，“我现在的工作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总体来说，现在每个媒体都得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把它做好。我们必须考虑用什么形式去传达一个故事，是视频、音频，还是社交媒体等等。”
有所热爱
当我们回望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记忆可能会模糊，痛苦也可能已经微不足道，但当时推动你的力量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并将继续推着你往前走去。对传媒公司Hearken的CEO兼创始人Jennifer Brandel来说，“好奇心和热情”就是那股劲儿。
《商业诉求报》（孟菲斯市的主要日刊）的责任编辑Mark Russell则将自己“对监督报道的重视和投入”视为向上生长的动力。“从《奥兰多哨兵报》对特雷沃恩•马丁之死的报道，到佛罗里达农工大学乐队成员的惨死报道，再到现在推进的有关们孟菲斯市市政府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报道，这些都是我们所做的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报道。”
如果给你一个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的机会，你会说什么？独立媒体VTDigger的创始人兼主编Anne Galloway想要给过去的自己更多的定力，“留在新闻业，顺应时代的潮流。”虽然过去十年不太理想，但是希望和快乐并没有消失。
Louise Redcorn为十年里不断涌现的调查报道组织而惊喜。Mitra Kalita认为新闻分发促成的新闻议程民主化是好的开端，“读者参与进来告诉我们该关注哪些议题。”而且，Schudson教授、福特汉姆大学的Beth Knobel教授的发现均指向了一个事实，与之前相比，2010年后的新闻编辑部更有进取精神，更雄心勃勃，也更擅长分析和调查。
《俄勒冈人报》即将退休的记者Les Zaitz回忆一生，“帮助刚入行的年轻记者们打基础，带着他们开启高效且充满活力的职业生涯，”难道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因这份事业而燃起的热情并非十年风雨就能浇灭的。
对保尔·柯察金而言，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也许是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但对新闻人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将献给新闻的进步，民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至于未来新闻业将以何种形式呈现，必定是历史合力的结果。Leonard Downie Jr.教授认为重建新闻业离不开政府、新闻界、慈善事业、高等教育和社会其他领域各种力量的创造性合作，事实上，“这样的话语是将重建新闻业的责任置于每一个社会机构和个体肩上。”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们很难形塑未来的想象，但我们至少可以立定一种意愿，“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正走向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