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报社建议员工“少用推特”，记者应与社媒保持多大距离？
2022年4月7日，《纽约时报》总编辑Dean Baquet与副总编辑Cliff Levy发布了一系列备忘录，针对报社记者使用社交平台的准则提出了新的倡导与要求。这份备忘录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希望旗下的记者们不用或者少用以推特为主的网络社交平台。
无独有偶，《卫报》在近期也发布了新的社交媒体指南，新增“不强制记者使用推特”的条文，并严令禁止记者们在推特上互相谩骂，违反者将面临处分。
推特，一家诞生于2006年7月的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公司，以公开、即时和精炼的文字呈现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根据财报，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Twitter的可盈利日活跃用户达2.29亿。
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圈，推特长期以来都是记者感知、收集和挖掘报道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与读者及同行交流的常用窗口。例如，2009年1月，一架美联航的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在传统媒体展开报道前，推特上已经出现了现场照片和一手资料，而在最近十多年的此类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推特也是很多记者无法绕过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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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往前倒推十年，媒体基本都在鼓励记者使用社交平台。但奇怪的是，最近这两年，我们常常看到有媒体或记者公然呼吁减少对推特的使用，乃至于对整个社交媒体的“鼓励使用”也渐渐变成了“建议远离”。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对海外相关资讯及访谈内容进行综合编译，带你关注新闻媒体对推特等社交网络态度转变的新动态，并试图探究该转变背后的可能原因。
推特不再受媒体欢迎？
在网络社交成为信息流动重要形式的时代，《纽约时报》的最新要求似乎“不可思议”。推特这样的社交平台早已成为很多突发新闻的一手消息聚集处，也拥有数量庞大的人群基数。以前，媒体们不希望被互联网时代落下，纷纷催促自己的记者使用推特，就连《纽约时报》总编辑Dean Baquet本人在2014年也收到过这样的要求。
当时Baquet所做的创新报道刚刚起步，部门里所有人都为“融入社交媒体”做过努力。然而，时至今日，Baquet的推特账号仅有三万粉丝和两条与报道相关的推文。“那（发了两条推文）是我们在2014年鼓励人们进入社交媒体，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保留我们改变的权利。”在尼曼实验室的采访中，Baquet如此回复。
而《纽约时报》的最新备忘录，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大的媒体机构在当前情况下对推特这一社交媒体的态度：
1、推特占用了记者们太多的时间。
2、推特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记者的报道，影响了他们对受众的判断和对自己工作的反馈。
3、推特可能助长了网络骚扰和网络暴力等行为。
4、某些推文对《纽约时报》及其工作人员的声誉存在重大威胁。
Baquet承认，新闻编辑部在推特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今后，记者仍然能够使用推特，但他们被告知希望能花更多时间在做新闻而不是刷推特与互动上。
备忘录显示，《纽约时报》还将扩大帮助记者应对网络暴力的团队（威胁应对小组），并进一步投入安全培训和心理健康资源。
除此之外，这份备忘录重新强调了一些既有政策。例如，记者们应该“像对待任何消息来源、故事或评论一样，用专业的批判性态度对待推特上的信息”；每条推文都“需要反映《纽约时报》的价值观，符合我们的编辑标准、社交媒体准则和行为规范”，并且禁止在社交平台上提前曝出新闻（除非编辑要求）或指责其他同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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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推特的攻击，”Baquet说，“推特有巨大的价值，我们在上面有读者，也有想关注的人。问题是它的影响力变得太大，我认为，一些记者正在用推特来验证他们的报道。坦率地说，这给了推特过多的不应得的权力。”
与之相似，《卫报》近期也发布了新的社交媒体指南，提醒称，那些在推特上公开互相谩骂的记者们将面临处分。（而《纽约时报》早在2016年的“工作人员守则”中就已经规定不许在社交平台公开批评同事。）
《卫报》还告诫记者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嘲笑《卫报》，并“强烈鼓励”他们删除旧帖子。
相较于《纽约时报》的备忘录，《卫报》新社交媒体指南的要点包括：
1、 “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需要自己承担责任。
2、 不强求记者使用推特。
3、 公开表明个人选择/偏好可能会损害你作为记者的声誉。
4、 切勿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同事。
5、 不要用推特来炒作你自己的账号。
接受采访时，两家媒体的领导都表示此次社交媒体方针的更新是一个累计的过程，断断续续经历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事件的回应”。
事实上，新规范公布前，两家媒体都在社交平台遭遇过风波。
2021年10月3日，一名《卫报》记者发布了一篇关于Sarah Everard谋杀案的评论文章。遇害者是名普通的白领女性，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以违反疫情防控规定“逮捕”，实为绑架。遇害者最终惨遭奸杀，该案件引起了英国全国范围内的恐慌。
这名记者在文中提及，“男性机会主义者会以变性人为借口找到施害机会”。同日，他在《卫报》的一位同事Owen Jones发了一条推文：“坦率地说，看着惨剧发展为对变性人的攻击和进一步污名化，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于是这条推文被认为是在批评同事——虽然按照Jones事后的解释，自己发这条推文是因为收到了很多被攻击的跨性别者的私信。
此后，Jones在推特和其他媒体平台上被同事攻击了“几十次”。Jones提起了欺凌投诉，但没有得到支持：“相反，我们都被告知违反了《卫报》关于批评及间接批评同事的社交媒体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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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纽约时报》新规也被认为是在回应记者的相关批评，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就是前记者Taylor Lorenz对该报在处理记者遭遇网络骚扰和社交媒体使用问题上的批评。
在Baquet的备忘录流出后，如今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科技专栏的Lorenz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抨击前雇主的新社交媒体政策。
她写道：“这是非常令人失望和自相矛盾的局面……这不是一个新闻编辑室应该对待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方式，只会加深《纽约时报》面对恶意攻击时的脆弱性。”
Lorenz长期关注互联网的创作者文化及网络趋势，她本人有超过50万的TikTok粉丝和忠实的推特粉丝群，她代表着与社交网络深度绑定的记者群体的看法。
备忘录发布后，《纽约时报》的记者们针对备忘录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提出问题的记者中有不少以推特消息为主要报道源。问题包括“‘有意义地减少使用’具体指什么”；“报社会统计每个人发布的推文数量吗”；“报道领域依赖推特怎么办”；“是否意味着不能继续依靠推特来增加自己的曝光量”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纽约时报》给出了相应的回答：“有意义地减少使用”并不意味着给每个人设置推文限制，只是想鼓励大家少在社交平台浪费时间；推特仍然是突发新闻中一个重要的报道工具，报道领域与推特强相关的记者应该继续使用这个工具，但是报社希望记者们在对待推特上的消息时要保持审慎态度；报社会继续支持记者在报道相关方面的曝光，并且为记者提供规避风险的培训。
而从这些问答中也可以看出，互联网时代的记者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交网络，媒体机构关于网络社交平台使用规则的“重置”，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全媒体自身的公众可信度，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如果旗下记者在网上互相攻击、提前透露新闻，媒体的信誉、受关注度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媒体和记者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前者提供了基础性的知名度、读者与渠道，后者则源源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内容输出来巩固这种信誉。互联网时代，记者个人的知名度的扩大也会为媒体带来增益。
然而，增益红利期过后，相伴而来的风险开始显露，记者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如何在公和私两方面取得平衡，其实是社交媒体发展以来被持续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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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0年，路透社就在《路透社新闻手册》中增加了《网络报道守则》，其中包括记者使用社交网络的指引。大概内容包括鼓励记者使用社交媒体，可标注工作媒体但表明个人意见不等于媒体意见，发言审慎等。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存在着为规避类似风险而发出的倡议或要求。《纽约时报》与《卫报》此次更新社交媒体使用规范，本身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事情，但其强化了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多媒体意识到，与过去十年积极融入社交媒体的潮流相比，下一个十年的记者或许应该学会与社交媒体保持在合适的距离。
然而，这种建议的效用究竟如何，“少用或不用推特”的下一步又是什么？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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