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垄断地位与专家失灵的可能性

如果专家给出了不好的建议，那么专家就失灵了。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只要结果偏离与专家建议相关的规范性期望，就算是出现了“专家失灵”。

专家失灵的两个维度

专家代替客户选择时，专家失灵的可能性比客户为自己选择时更大。概括地说，我们可以认为，当专家具有知识垄断地位时，专家失灵的可能性比专家必须相互竞争时更大。尽管竞争结构的细节很重要，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我在第5章中就指出过，“竞争”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这无法避免。我会使用“专业知识生态”一词，部分原因是想要强调专家之间“竞争”的共生态特性，这样的竞争可能有助于降低专家失灵的可能性。专家权力的这两个维度构成了表10.l,这个表识别了四种问题：专家统治，依赖专家的选择，准专家统治(quasi-rule of experts),以及自治(self-rule)或自主(autonomy)。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普通人越能自由地无视专家建议，专家失灵的可能性就越低，而专家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专家失灵的可能性也越低。

专家统治

专家统治的危险最大。专家统治下，垄断专家为普通人做决定。政府资助的优生学计划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政府雇用优生学家，让他们决定应该允许哪些人生育。我在第4章中已经指出，我们不能将这类事情完全抛诸脑后(Gaitan 1998；Stem 2005；Ellis 2008；Johnson 2013；Shreffler et al.2015)。显然，纳粹德国将优生原则推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极端。

还有一些情形，一些看起来更为适度、合理的专家统治，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是专家统治的例子。史蒂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 2012)通过深入分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仔细研究了这样的案例。他指出，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为了应对正在蔓延的危机，开始行使自认为 ‘必要’的各种新权力”，尽管其无权这样做。“这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夺取’(seized)过来的，因为无论国会还是公众，都没有进行真正的辩论，来探讨美联储是否应该获得这些新权力”(p.67)。霍维茨尖锐地指出，“美联储声称（或对或错）金敞体系即将崩溃，面对这种情况，对专业知识的主张战胜了民主政治进程”(p.68)。我们已经看到，特纳(2001)和亚桑诺夫(2003)都很厌恶不受民主约束的专业知识。霍维茨(2012)指出在中央银行等环境下，民主控制专家有多困难。他说：“如果一项复杂的任务只由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负责，那不可避免地，这个人或组织会寻求专家来帮助实现目标，并利用自己对专业知识的需要，来排除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关键人员的影响。”(p.62)霍维茨在此描述了所谓的神秘制造(mystery-making),在伯格和卢克曼(1966)对“消解”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他们对这种神秘制造的警告。

霍维茨(2012,pp.72,77)认识到，专业知识与垄断之间的联系具有动态的一面。“对专业知识的信赖会导致垄断，而在垄断的制度背景下，垄断会带来对真正的专业知识的需求。”在中央银行的案例中，专家“负责决策过程，专业知识没有其他来源，使用专业知识这种产品的人也不可能‘退出’”。然而，我们无法“有力地检查决策的准确性”，并且“专业的政策制定者还能运用只有其他专家才懂的语言，掩饰自己的决策，避免产生反馈。垄断产生对意图明确的政策的需求，因为这样，政策制定者就可以绝口不提其他观点，模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这么做的原因”。

怀特(White 2005)给出的证据支持霍维茨的观点，即货币政策专家“保护自己”免受批评。他指出，美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人员依赖联邦储备系统。

根据2002年12月出版的e-JEL编写的摘要判断，美国经济学家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货币政策文章中，约74%或出现在美联储出版的期刊上，或著者中有在美联储任职的经济学家。在过去5年中，美国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略多于30%的文章至少有一位未自美联储的合著者。略多于80%的人在网上简历中至少列出了一位与美联储有联系的合著者（现任或前任美联储雇员，包括访问学者职位）。《货币信贷与银行业杂志》中相应的百分比分别为39%和75%。在这些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和助理编辑）中，与美联储有关联的经济学家比重甚至更大（分别为11人中有9人与46人中有40人）。

(White 2005,pp.325-326)

怀特(White 2005,p.344)冷淡地总结道：“美联储赞助的研究通常坚守高学术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机构偏见或一定的政治审查。”

优生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提供了专家统治的例子。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这两个领域以及道德方面都支持专家统治。他想要在经济、人门和道德方面都实施国家政策。我们看到了辛格曼对凯恩斯的解读：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功规划，都取决于其他两个领域的规划(2016,p.564)。

凯恩斯曾就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辛格曼对凯恩斯的韶读，更新了我们对这封信的认识。凯恩斯告诉哈耶克，他对哈耶克的书“深表赞同”。但他继续为国家经济计划辩护，反对哈耶克的批评：“但是，执行计划的社区需要有尽可能多的人（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完全认同你的道德立场。如果执行计划的人，在思想和心灵上都能正确地面对道德问题，适度的计划将是安全的。”凯恩斯告诉哈耶克：

我们需要恢复正确的道德思维在我们的社会哲学中回归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如果你能将矛头转向那个方向，你就不会看起来或感觉起来像堂·吉诃德。我所要指责的是，你可能有点儿混淆了道德和物质问题。在一个思考与感觉都正确的社区里，危险行为是可以安全地进行的，但如果这些行为的执行者是那些思考与感觉有误的人，那将会是通向地狱之路。

(Keynes 1944,pp.385-388)

凯恩斯似乎认为，哈耶克的警告中，真正的核心是错误的道德可能会盛行，这是凯恩斯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哈耶克忽略了道德错误中很重要的优生学维度，因此才会有错误的反计划立场。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在呼吁良好道德方面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但却偏离了正轨，因为他忽视了道德的优生学维度，而这个维度需要经济计划。

依赖专家的选择

依赖专家的选择，在宗教中有很多例子。垄断牧师提出建议，告诉信徒什么行为正确，告诉他们如何进入天堂。在许多情况下，牧师的建议没有强制力，因此牧师只能抱怨教区居民的罪行。

在美国，宗教之间自由竞争。专家们就来世和其他宗教问题相互竞争。但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宗教专家的垄断地位得到了政府支持，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之后，便是如此。在第2章中，我们了解到亚当·斯密认为宗教竞争使宗教领袖学会“坦率与温和”。佛教文本支持了斯密的分析，这些文本描述了佛陀如何在竞争激烈的 “专家”市场上吸引追随者，“他没有近乎秘密地向少数人透露神秘的教义，而是向想聆听的广大听众讲话。他讲话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能理解……他适应了听众的理解能力”(Narasu 1912,p.19)。化普乐·罗喉罗(Walpola Rahula 1974)说：“大多数宗教所理解的信仰，与佛教大不相同。“佛陀教授宗教宽容，并强调学生需要靠自学来找寻真理，而非从权威那里接受真理。罗眼罗说：

当你看不见的时候，是否相信的问题就出现了……你一旦能看到，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如果我告诉你，我握着一块宝石，是否相信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但如果我松开拳头，把宝石给你看，你自己看到了，相信与否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古时佛教徒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悟时如睹掌中珍”。

(1959,pp.8-9)

掌中宝石的比喻，有助于说明竞争将巫师变成了老师。

如果斯密对宗教竞争的看法无误，那么垄断牧师往往神秘而极端。事实上，在1427年，也就是“异教徒”约翰·威克里夫死后40多年，罗马教皇下令将他的尸骨挖出来焚烧成灰，扬撒在斯威夫特河之上。这一做法“实现了1415年5月4日宪法委员会对威克里夫及其所作267篇文章的恶意”(Hudson and Kenny 2004)。虽然采取这一做法，是为了回应威克里夫发表的异端观点，但似乎有理由猜测，威克里夫在当时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因为他激励别人将拉丁语的《圣经》翻译成英语。正如近现代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所说，这一翻译确保这本书“对俗人以及能够阅读的女性来说足够通俗、开放，而在过去，《圣经》只供有文化、理解能力强的牧师阅读”(《奈顿的编年史》，转引自Hudson and Kenny 2004)。《圣经》曾经是“有文化、理韶能力强的牧师”独占的神秘领域，他们不想让俗人阅读。

约翰·威克里夫的故事表明，专家们可能会运用强大的势力和暴力，维护他们作为“官方认可的现实定义者”的垄断地位(Berger and Luckmann 1966,p.97)。但如果在他们向俗人提供专家建议之后，没有通过比诅咒更切实的措施来落实，那么俗人就可以选择是否听从他们的建议。在过去，有钱的俗人可以自由犯罪，然后为放纵买账。对于那些富有且不完全相信神父有错的非信徒来说，为放纵买账（购买赎罪券）似乎是一种很好的对冲策略。

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为佛教辩护。佛陀关千接受和宽容的教训虽美，却不能改变扭曲的人性。不幸的是，佛教徒也曾煽动并实施对其他宗教信徒的暴力行为(Coclanis 2013；Kaplan 2015；Siddiqui 2015)。当然，这些暴力行为的公开理由是虚假的。当我们的意志十分强大时，再浅薄的理由也足够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挖苦说：“做一个讲理的人太方便了，因为这样就能够为自己想做的每件事找到或制造理由。”(Franklin,1793,p.27)

宗教和其他市场一样，很难保持垄断。教会对威克里夫的愤怒并没有阻止其他异教徒的出现，也没有阻止他们建立现在被我们称为“新教”的教派。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苏格拉底传统中的哲学挑战了雅典官方宗教的垄断地位。这种情况不是一种宗教反对另一种宗教。更准确地说，苏格拉底哲学挑战雅典宗教的垄断地位，就像咖啡进口商挑战茶叶垄断地位一样。

准专家统治

在准专家统治下，专家虽然为普通人做出选择，但需要相互竞争，以获得普通人的认可。票券程序导致了准专家统治。有了教育代金券，家长可以选择公立学校，也就不用要求控制学校的课。程蒂布特竞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蒂布特(1956)指出，社区会争夺居民。如果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转移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成本足够低，社区将专门提供服务组合，从而吸引对公共服务有类似偏好的公民。在蒂布特竞争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势必导致专家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当地公民。地方政府的专家选择学校的课程和项目，地方法官解释法律，城市规划者决定如何铺设人行道，以及在何处设置交通信号灯。诚然，此类专家选择通常事先包含了一些公民的参与，但是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专家。最后，代议制民主也导致了准专家统治。公民通过投票，选出目前或未来会是公共政策问题专家的人作为代表。然后，这些代表为人民选择走哪条道路。

公共选择理论表明，代议制民主可能会出错，尤其当国家承担的职能极多且种类丰富时，出错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足够富有的人能够相对容易地选择退出，蒂布特竞争可能会为他们带来好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有所不同，这部分取决千反馈回路。通过蒂布特竞争，公民可以相当清楚和迅速地体验到专家选择的后果。而对于专家来讲，公民退出的决定可能会立即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在民族国家等较大的司法管辖区中，代议制民主的反馈回路通常会比较松散。你很难知道专家们的决定让事情总体上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对你个人来说是好是坏，则更难了解。因此，比起专家统治，准专家统治更难导致专家失灵；比起自主，准专家统治则更易导致专家失灵。

自治或自主

最后，专家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仅向普通人提供建议，让普通入自由选择接受或拒绝该建议。《消费者报告》杂志就是这种“自主”的一个相对纯粹的例子。该杂志请专家检查、测试某类产品，如“微波炉”或“婴儿床”。专家团队对每种产品的性能，包括安全性和可靠性，给出他们的意见。没有人必须订阅这本杂志。订阅该杂志的人可以购买专家推荐的产品，也可以购买专家贬低的产品，因为专家仅仅扮演顾问的角色，无权为消费者做出选择。此外，该杂志还有许多竞争对手。它只是消费品专家意见的一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失灵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实际上，我没看到有任何观点表明，《消费者报告》会是坏的或危险的。然而，尽管不多，但它还是犯过一些错误。例如，2007年该杂志发现，在测试的所有儿童安全座椅中，除了两款，其他座椅在以38英里／时(1英里约合1.6千米）的速度发生侧面碰撞时，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事实上，测试中的速度是70英里／时。该杂志在两周内纠正了错误（见Claybrook 2007)。要注意，这样的错误不会使儿童面临危险，而是让制造商面临危险。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偏好市场”(Earl and Potts 2004；Potts 2012)和“新品中介”。这些是“自治”或“自主”更进一步的例子。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s)可以提供新品中介以及资本。在偏好市场和新品中介中，专家失灵的案例似乎相对较少。

我对自治的评论可能表明，我们不必假设每个支持自治的人都能对自己的情况做出最好的判断。亚当·斯密(1759,II.2.11)说：“毫无疑间，要推荐一些人来照顾某人，最合适的候选者，天生是此人自己；自己比任何人都更适合照顾自己，所以让自己照顾自己，合适且正确。”霍尔科姆(2006)指出，“经济学家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自身福扯的最佳法官”(p.210)。我们有时会听到，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和相对优势的最佳法官。这一说法似乎表明，只有一个人在判断我是否最优地利用时间，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但在商业社会中，许多分散化的参与者会判断我应该如何度过时间。我是其中一名参与者，而我的家人、雇主、潜在雇主、宗教领袖、医生、律师、财务顾问和《消费者报告》记者，他们也是。这份名单包括本书所说的专家。雇主和潜在雇主都是这份名单上的重要人物，但在我看来，他们不是专家。企业家的职能之一，是判断如何利用他人的劳动时间。在或多或少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家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他们通常能够一直为工人提供有保障的工资，从而换取指导工人工作的权力。在工作场所之外，关千如何行动，每个人有很多建议来源，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对专家的讨论。人们可能向宗教领袖、自助手册、生活教练等寻求建议。美国最伟大的原创自助书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书中写了富兰克林”实现道德完美的计划”。个人自主的优势不在千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每个人并不总是自己福扯的最佳判断者。自主的优势在千，相较千专家统治等替代方案，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方面接受的指导，更可能来自在提供指导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我们不应该将理想化的自治，与现实的或比现实更糟的专家统治等替代方案相比较。我们也不应该将理想化的专家统治等替代方案，与现实的或比现实更糟的自治做比较。我们应该将实际发生的自治，与实际发生的替代方案做比较。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犯涅梨谬误（也译“完美主义谬误”)(Demsetz 1969)。

本文摘编自《专家的窘境：付费知识与意见市场》，罗杰·克普尔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