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路径依赖的艰辛

编者语： 理解路径依赖， 是理解类似国家经济体这样的超级复杂系统的一个前提。

四季轮回，草木枯荣。度过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2015年，我们迎来了更困难的2016。随着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在新媒体新社交时代的我们，耳边充杂着形形色色的信号和噪音——全民炒股、万众创业、全面改革等等，注意力稀缺之下，这些词汇成为了许多人生活的舆论常态和社交谈资，也构成了许多人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

伴随着这些热闹事情的发生，许多媒体经济学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他们秉持着所谓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在局域网内亟需某种身份认同的受众者的追捧下，完成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东方未竟的事业，教育医疗、创业养老、炒股投资、科技浪潮…..几乎无所不包。援引其中很经典的一句，“中国问题，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常识问题”。

同为自由主义者，应当肯定他们对这片自由相对贫瘠的土地带来的养分，对这过分崇尚权威和集体的文化环境进行的酸碱中和。但进阶下必有分歧，关心国家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者之间，也出现了流派的分叉，粗线条上来看，一则为简单自由主义，二则为复杂自由主义。其中的区别点很是庞杂，而重要分歧之一，是对于路径依赖这一问题的理解。

谈到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它起始于诺斯，原理上类似于物理中的惯性，指在历史时间下，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以致难以摆脱，他解释道，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而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路径依赖的意义更加复杂，因路径依赖构成的维度是全方面的，同时维度间交杂一团，使得彼此难以做出纯粹的分割。

比如，在技术上，一种技术一旦首先被利用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收益递增的趋势，随着它的利用率逐渐提高，在市场的地位就越巩固，被应用得也就越广泛，这种良性循环会使他以一种对自身不断强化的趋势迅速蔓延，并直至形成市场寡头，但当过热的经济浪潮退去，过剩产能就会“水落石出”；文化上，不同人群之间，由于文化传播的成本、新旧规则相互协调和适应等层层约束，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上也存在着代际间的惯性；制度上，规模越大的政府容易追求更大的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的权力，容纳二者的制度也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此外，其难以分割之处在于，自古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个体权利等要素就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形成了稳态，大到朝廷的典章制度小到乡村的习俗，均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相结合，在时间的川流下互为因果。

一个体现就是，站在当今的评价体系上，历史名人的身后皆逃不开功过是非，换到近现代的背景，就是坊间讨论的“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从当年国企改革的郎顾之争到如今土地改革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往往不是谁家的学理逻辑井然、新颖前沿，精度并不代表准度，对现实及其历史原因的掌握往往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点，诺思的警告格外重要：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

而回到上面那句经典的“改革就是常识问题”。的确，不久前把自己熔断了的熔断机制，就证明了“常识”在这里依旧稀缺。但问题更进一步，那些动辄讨论方针政策的意见领袖们，也只需停留在常识层面吗？仅作为他们喜欢援引的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而言，在真实世界里谈何容易。比如当年的国企改制，并没有一套标准的理论方法告诉人们如何划分一个已经形成的资产的产权，所谓的“经济学常识”都无处可寻。摸索和试错下，多数的企业在路径下消亡，少数的艰难地迈出了路径的依赖到如今焕然一新。

当然，我观察到的简单自由主义者们，也并非如苏东改革那样的激进，他们强有力的逻辑也会对现实约束做出一些让步。具体的不同，是对转型期社会的特征的理解，或是如标题所述一样，走出历史的路径依赖到底有多么艰辛？这种理解，不是随便下去走马观花式的调研能得到的，复杂自由主义者往往信奉这一点，所以总是需要大量的观察才能凝结少许可信的体会。

直观上，作为个体想摆脱个人习惯、家庭环境和教育经历，都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时间，加总到一起的企业、社会和国家亦是同理。套用史学界流行的分析框架，亟需全方位转型的我们，面对着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维度。与多数的国家不同，别人的转型主要发生在一两个维度，剩下的已经形成稳态，所以相互间更为独立，目标亦相对明确。78年以来的我们从经济入手，以经济为主导开始变革，而文化和政治相对滞后，但三者互为重叠，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了堰塞多年的经济能量，但内置于市场经济中效率和私欲之间的逻辑，无形中使更能节欲而懂得利用他人欲望的人群脱颖而出，加上不受约束下权利分布的不均，我们看到了如今未富而先不均的现象。这是艰辛的由来之一，更具效率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分配不公的发生，如果效率带来的个人福利增长是一种道德合法性，那禀赋分配不公的路径下，市场经济驱使的两极分化也会耗散掉市场经济的道德合法性，一加一减，路向何方的不确定性丛生。也因此，简单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不能忽视分配的问题，或者说，不能忽视路径上的弱势群体。

对于大众，其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滞后于GDP的增幅，难以在一切问题上自洽地坚持一贯立场，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间发生离异，各种乱象故层出不穷。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中，意识形态逐步瓦解着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并试图建立了一套适应于计划经济的行为规范，一两代人在这套规范下形成了自己的三观，而在接踵而至的病态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西方文明的行为观念也注入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之中，三种观念相互混合反应，好不热闹，形成了我们如今面对的文化路径，要知道，文化转型在其他文明的历史上要发生好几百年。去伦理化的反面，人们失去了具有社会共识的行为基础，而任何改革直面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没有社会共识，一刀切的改革和大一统的逻辑，不免有悖“一小撮”人的观念认识，这是我理解的第二点路径下改革的艰辛。

第三点艰辛之处，在于政治和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上面我们谈到经济和文化上的麻烦，“治大国如烹小鲜”在这个语境上是个伪命题，“一人掌勺”的变革方式无法有效解决盘根错节的矛盾，纵使良好的意图和决心也无法面对这些天量的信息和事件背景，更多的引入民主机制，给微观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和试错空间，偌大的中国总会找到更合适的办法。而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基本自由权利和公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保障。当然，民主是政治艺术，多数人的暴政也是演化的路径之一，好的民主，离不开大众对于这门政治艺术的理解和规则认同，可能也离不开文化上的社会认同和共识以及经济上的社会公平，缺一不可。

简单自由主义者普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教旨，他之所以牛掰，是由于具备逻辑上的彻底性，其核心概念就是均衡，而其中的比较静态分析，要求参数的变动幅度足够小而模型无关的参数不变。但身处转型的中国，且不谈基础假设是否真实，形形色色的变量都在发生转变，静态的方法恐怕难以处理真实世界。

某腐国经济学家说：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骗。未免有些偏激，当然，也可能是嘲讽同行的业务水平。无论如何，好的社会研究，无论定量定性，关键是要在成果之余讲清自己的局限和背后的不确定性。同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抹杀相关研究成果的意义和贬低走穴学者的水平，而在于提醒人们和自己，无论是作为酒桌谈资还是学习研究，我们不能忽视现实和路径上的约束，这需要同理心和对历史的把控。同时，也意在说明中国实现稳态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言语激烈的责骂和高端黑的段子听起来过瘾，毕竟墙内发泄压力和不满的渠道有限，但对于理解和身处这个历史过程可能帮助不大。

欢迎关注作者

一键关注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