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滥用“企业家精神”了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日常的更新朋友圈和推送的热点新闻，都开始离不开创新创业的话题，很多本不谙世事的人们，口中也能说出一些创业话题和想法，往前推几年，这是很难想象的。如数据上显示的，2015年以来，我国每天新增的企业数量将近1万家，其中，互联网创业就业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千万。

   这波互联网经济创业的热潮来的如此凶猛，是超乎多数人想象的。显示在以往的制度规划上（例如十二五规划），互联网经济并没有所谓的政策引导，也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容纳这些新事物的到来。创新创业不是规划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显而易见的。

又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无论体制内外，似乎都沾染上了开会的习惯，不同的是，近年来大大小小的峰会上活跃的身影，不只是一个个60后的长者间的谈笑风生，生于8090后的“下一个乔布斯”、“下一个马云”……也陆陆续续的成为了舆论焦点，他们随着新产品、新企业、新组织方式、新故事的涌现，披上了创新创业者的外衣，仿佛又一个新时代的代名词一样，在一个个风口的推动下浮现到人们的眼前。

在宏观预测上总是显得很“前瞻”的学界，面对新的变革却总是滞后的。以往机场书架上不可撼动的成功学等科幻类书籍，直至今年才显露出被新经济题材的故事书所替代的趋势。同时，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也重新搬上了台面，因为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和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市场，还有这么一群人愿意拿出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在小的幸存概率下去赌明天的市场，这本身就需要一种精神信念去支撑，这种精神信念则被笼统叫做企业家精神。

无论如何，如同艺术潮流上的周期一样，学界在研究的注意力上，同向于经济周期，也存在着类似的波动。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断言到：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及其创新活动，就会渐渐的枯萎而丧失生机，最后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其中，在市场的配置下，旨于创新的企业家的涌现，并非完全的发散性地标新立异，而是存在着其追逐利润的经济逻辑。我们改革开放之时所呼吁的”请回企业家“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呼吁的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即精于计算生产中各项活动的得失，而非超级国家公司里的不讲究个人利益。

诚然，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上面企业家精神所谈到的，单纯的利益最大化和风险问题，不足以解释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行为，公社制度下的磨洋工也是精于算计和风险权衡的行为表现，更重要的理解维度，是1921年奈特提出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之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或者马克思对资本家阐述，都忽略了这一点，它有别于风险，是一种无法感知其概率分布，甚至是从未发生过的黑天鹅事件的一种存在，以至于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价，直观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便显得粗糙无比，而这种对不确定的感知难题，构成了企业家精神表达的困境。无论企业家面对创新活动的规模如何，不确知的因素总会阴魂不散，就连一家独大的微信也每天yy着自己的假想敌，不敢怠慢，而非很多理论中所言的垄断之后最大化地剥削消费者剩余。

由此，创新的规模越大，企业家对损益的估量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学院中讲究的booksmart，是一种“术”，更具规范化，所谓的创新教学，往往是基于不同的场景案例来做决策分析，搞一个名校公开课足以惠及天下学子。可当面对无法规范化的不确定性，则更体现为一种模糊性的“道”，成功的企业家总需要面对在真金白银下博弈的新的案例，和学习解决问题的新的方法和逻辑，类似于streetsmart式的实践艺术，而涉及艺术，一定需要个人体验才能有所成就。这跟人们听过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人生，看过很多投资经典，却依旧跑不赢大盘的道理是一致的，文字抽象化了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而所谓的人生智慧、投资智慧等等均由丰富的体验和情感所构成，这是抽象的代价。

当然，这并非否定抽象的意义，没有抽象，个体对视野之内且特定事实之外的事物就没有完全理解，抽象的洞察力是深入理解的基础。但仅依靠抽象能力，就不足以理解事物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及联系间的作用。而上述的不确定性就是包含了那纤丝万缕的联系及作用结果。改革年间，当中央计划的弊端积重难返之际，许多后来成功的企业家，并没有某商学院的镀金经历，就是出身于国营工厂的经理，在得到了自主权的同时，积累了对付由小到大的不确定性的经验。

回到主题，纯粹逻辑化地表达企业家精神，似乎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他类似于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只是一个历史川流中的过程，因为他只能通过回溯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身，包括企业家精神新的特性。如果有人试图将某一新的观念的全部内涵通过逻辑化的方式予以呈现，那么这个观念的新意也将消失殆尽。通俗地讲，如果企业家精神能够予以规范化的表达，那么整个由企业家精神所组织引导的生产活动，将如同永动机一样，没有消耗、没有试错的运行下去，毫无疑问，这并不符合现实。

所以，想要理解企业家精神，除了真正把自己投入到商海的实战中之外，只能借助历史事件的回溯，来提取和辨析企业家精神能量中的一些要素，拼凑出对于这股“闯劲”的部分理解。在这一点上，最著名的可能是韦伯所论证的企业家的“天职观”，或者是敬业精神。学界的争议有许多，但总的说来，宗教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传统上围绕家庭的伦理和习俗代替了宗教，加上国家机器对民间商业活动的抑制，分工合作自古就建立在家庭种族的观念之上，“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的仁爱之心，也是以“家”为核心。所以，这片土壤上的企业家精神自古没有形成“规模经济”的冲动，而停留在“家”核心下“兢兢业业”的层面。

直到今天，人们口中的关系社会，就是传统经济在法治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下的延续。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营的企业，到后来靠亲族朋友关系建立的合伙企业、合资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等，拓展的分工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链，依旧离不开家庭种族这层社会网络，因为这是企业家对付不确定性的损益估计中最可行的方式，或者是成本最小化地拓展合作范围的方式。

换言之，西方宗教土壤下生长出的法治观，相对于家庭观，更容易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哈耶克所谓的合作的拓展秩序才得已实现，资本汇聚、规模经济才能水到渠成。对于企业家精神，无论东西方，老生常谈的创新、合作和敬业都是企业家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相比较，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合作关系的拓展，没有良好的法治保障，合作关系的延展只会丛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反之，在法治保障的公平竞争下，合作关系有条件超出了“私人关系”，任人唯亲变成了任人唯贤，纷纷扰扰的市场竞争之下，总会在某处冒出不一样的创新，以“兢兢业业”为主的敬业精神也会在更多元的分工下发生变迁。

最后，从上面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出发，审视一下最近上海市出台的《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按照规定，单个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失败，最高可获得600万的投资补偿金。其一，如果企业家包括投资人的天职是在竞争中学习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那政府以接盘侠的身份为投资做保险的结果，只会对企业家精神的生长构成遏制；其二，又因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这一生产要素，在逻辑上没有一以贯之的表达方式，如何补偿？该补偿谁？面对不可感知的问题，出台的政策也注定粗糙无比；其三，真正鼓励企业家精神需要的是更为宽松、有保障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巧立名目地补贴，或许只是推卸了本该承担的责任，让其他人承担了发展和变革的机会成本。

加作者好友：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道中人可以成为加盟作者，或者贡献主题，亦或给我们推荐好的问题，问题有时比答案更重要。

你可以，

1）写写你熟悉领域的进展或对未来的展望，即使你的小文不够成熟，我们也会为你提出修改意见或帮你一起韵色。

2）写出你的跨界思考，你是否有从一个领域的知识联想到的别的概念，从而让你脑洞大开，只要你的想法新颖，都值得被倾听

3） 提出你感兴趣的话题，加入混沌大家庭和一起讨论。

或者如果你本身也有自己的公共号，但是秉承相似的想法，我们也希望你能加盟。 投稿邮箱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