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担心失业问题
以下文章来源于须知财经 ，作者李红康
文 | 张是之
按：本文是接受「须知财经」的文字采访，略有改动。部分问题回答的略简单，欢迎继续留言讨论交流。以下是原文：
李红康：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储殷在微博发表了关于保就业的四条建议。这四条建议体现了储殷教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身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在逼仄的现实舆论环境下，有此发声，可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
课外辅导现象真的有必要清理整顿吗？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否严重到其本身必须消失？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真的不可调和吗？应该如何看待两者间的关系？大城市限制人口难道不会伤害经济发展吗？为何要违背经济规律行事?产业发展应该区分高端与低端吗?为什么一边高喊保就业的同时，又要一边干预市场制造失业……
通过储殷教授的微博内容所延伸出的以上问题，笔者近日请教了国内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一课经济学创办人张是之老师。以下是张老师的回答，欢迎阅读：
01
李红康：请问您对中国人民大学储殷教授近期关于保就业的四条建议怎么看？这些建议的价值有多大？是否值得人们格外重视？
张是之：储殷教授的这四条建议看上去很直白、很不客气，但客观讲，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内忧外患」中，造成内忧的主观因素。
尤其是这些主观因素，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同时呈现着相同的管理现象，一刀切、一阵风，没有商量余地。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上的「内忧」主要还是来自于主政官员的观念和导向。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老师转发并表示赞同这些观点，作为体制中人，能够公开表达这种态度已经实属难得。
但更多的体制内人士，并没有这样的视野，也许有但也很有可能无心无力去改变。
这些建议很有针对性，但在巨大的体系惯性面前，这些建议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恐怕是个很大的问号。
02
李红康：请问您是如何理解课外辅导这类经济现象的？课外辅导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不应该清理整顿？
张是之：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孩子长大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各种竞争，加上中国人口基数较大，这种竞争尤为激烈。
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竞争也开始多样化。一方面是课业本身的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特长爱好的竞争。
课外辅导满足了很多家长的需求，原本无可厚非。受到指责比较多的，可能是这种情况，那就是公办教师私下开辅导班，但为了保障自己的辅导班收益，原本应该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不讲，却要放在辅导班讲。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显著违背契约精神，也有悖师德。
除了这种情况不应该被鼓励，其他的辅导班并没有清理整顿的理由，市场因人们的需求而产生，最好还是交由孩子的父母来决定，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有关部门。甚至可以说，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本身也需要课外辅导班来辅导自己的孩子。
03
李红康：请问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间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存在必然冲突？您认为最好的协调思路或方式是什么？能否分享下。
张是之：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不依赖于原始的、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必去狩猎、耕作等等。
如果说把环保定义为「青山绿水」那样的自然状态，这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自然」，看上去就不那么环保。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冲突是必然的。想要生活的更好，必然要改造自然，改造自然的第一步就是破坏自然。
这一点我们老祖宗在古代其实也是这么干的，毁林开荒，把森林变成耕地。
不同的是，古代人认识资源的能力有限，贸易范围也很小，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现在与古代不同的是，全球贸易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区可以专注农作物的出口。
而像北上广深、纽约香港这样的大城市，专注创造其他价值，而不必自己去种地。
大城市聚集的人更多，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环境恢复的空间也就越大。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协调方式，一方面是人口往大城市迁徙，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促进资源的集中利用。
另一方面是各个地方区域产权的明晰，避免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
04
李红康：您认为大城市限制人口，清理低端产业，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什么伤害？
张是之：首先，限制人口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人口是负担。这个思路很明显是有问题的，这个思路也是几十年前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思路，现在我们已经对计划生育已经开始反思，却又在局部范围内推行它的变体。
要认识到，人口不是负担，人口是资源，人口是市场存在的基础和源泉，限制人口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次，产业就是产业，任何既已形成的产业背后，都是需求和供给所形成的自发秩序，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
所谓高端低端是一个人们的直观感性认识，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清理了低端产业，那中端的就会变成所谓的低端，那要不要继续清理？
第三，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比如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送快递外卖的小哥，去同一栋楼，楼里有10 个人可能只能一趟送一单；而如果楼里有100 个人，可能同样跑一趟，可以一次送10 单。人多需求多，供给也多，选择也就更多。人都清理了，选择少了，成本高了，经济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05
李红康：您认为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应该遵守哪些底线？如何避免矫枉过正的一刀切手段？
张是之：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生活的更好，四个字“以人为本”。遵守的底线，应该是尊重产权，给人以活路。
06
李红康：洗浴中心、按摩院、麻将馆可以承载很多“困难群众”的就业，如果不对其进行干预，这是不是一种更好形式的扶贫？
张是之：确切说，这不叫扶贫，而是给困难群众以自利更生的权利。相比扶贫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他们困难，却并没有想去靠别人的施舍生存，他们在靠劳动生存。
这一点上，我赞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观点：「保持社会活力，应包括容忍一些负面、低俗元素的存在，只要他们不对主流价值构成根本性的或直接的挑战。这有助于大体系的机制性健康，增加体系的承受力、免疫力。」
07
李红康：您认为就业岗位，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去刺激与拉动吗？
张是之：无招胜有招，就业岗位来与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只要不横加管制，给人们以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岗位会自己呈现出来，而不需要政策去刺激和拉动。
相反，就和政策补贴的性质一样，通过政策刺激拉动出来的需求和岗位，很有可能是伪需求、伪岗位，短期内可能博得叫好之声，长期内则很有可能造成很多人的误判，最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08
李红康：请问按照某种标准将产业划分出高低端有何意义？
张是之：对于产业从业者和消费者而言，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制定这种标准，或者作出划分的工作人员而言，也许是有帮助的，比如说这是他们做的工作之一，可以写写论文、作作报告什么的，以体现他们的价值所在。
09
李红康：您认为增加工作机会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张是之：还以自由和保障产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工作机会和岗位也越来越多，根本上来说还是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改革开放前，农民进城被当作盲流，农民只能种一辈子地；城里的很多工作也是包分配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少。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后退的过程，人们自由迁徙、自由选择权利的重获，释放出了巨大的潜力。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和人们产权保护的共识，保障产权可以给人们以明确的信心和预期，你所付出的努力，最后收获的成果还是你的，而不会被他人轻易偷走。
有了稳定的安全预期，可以自由的试错，人们的活力才会得以激发，工作岗位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10
李红康：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会自动创造工作，您认为有必要担心失业问题吗？
张是之：严格来说，失业这个概念，是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按照时间来领工资才出现的问题或者说概念，比如月薪、周薪。
很多灵活的报酬结算方式，比如计件工资、再比如劳务市场上的一单一结的体力活、互联网网购的安装外包服务、横店的群众演员报酬等等吧，都是有工作、做完工作才能赚到钱。
这些人，按理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处于失业状态，没有临时来的活那就是失业。活多的时候，也可能一个月排的满满的；活少的淡季，也有可能一个月没有一单。
但他们可能既不会登记在失业名单上，也不会有失业保险金领取。甚至说，一年下来，有的人不比那些在办公楼里的白领赚的少。
再比如路边卖水果、卖煎饼果子、卖凉皮的小商小贩，他们也没有固定工作，也算是失业，但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做，能通过勤劳养活自己和家人。
所以说，还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市场会自动创造工作，前提是产权和自由的双重保障。
有了这两项市场的基石，工作只会越来越多，就业机会和途径只会更加广泛而灵活，失业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唯一需要担心的，还是某些有关部门那操不完的心和闲不住的手。
2019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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