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凯·本克勒：《权力和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2022）
英国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工人，1957年
来源： 《公正的政治经济学》（A Political Economy of Justic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2）
1. 导论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改革方案，旨在缩减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解放”市场参与者（或译作“行为者”），使其根据市场信号追求利润。它是对“大萧条”之后高度现代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和指导经济（dirigisme）的回应，后者认为，国家和精英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管理可以提供一种稳定增长的经济，摆脱19世纪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的“繁荣—萧条”循环周期。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伦理是自由主义——国家为了获得管理经济所需的明确信号，就必然导致压迫。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低税率和自由贸易来缩减国家，扩大市场。它承诺以经济活力换取公共管理的经济安全，以消费者主权和企业家自由换取社会团结。这些承诺加在一起，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增长。
过去四十年的现实与这一承诺恰恰相反。新兴市场本应推动财富的广泛共享，但在美国，我们只看到不那么有活力的市场，看到少数寡头精英大量榨取租金。除了1995年至2004年的间歇期外，1973年以来的生产率增长一直低于上个世纪。企业活力和创业精神下降。行业集中度上升，涨价幅度加大。实际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0.1%的人口收入却急剧上升。经济不安全感变得愈发普遍。40%的美国家庭报告说，他们无法支付400美元的紧急费用。美国是唯一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里预期人口寿命下降的发达国家。经济不安全感似乎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驱动因素。
我们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反动”（努力恢复一种自由放任模式，替代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进步和社会民主方案），这样可以让我们区分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关键理论与方法论要素。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形成的团结和集体效能，大西洋两岸建立了战后社会民主制度。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任务是用个人主义取代这种团结，削弱集体效能感。
“社会”被重新阐释为纯粹个人的集合。社会福利被定义为个人偏好满意度的简单汇总。民主变成选民偏好的简单聚合。反过来，偏好是外生的东西，被阐释为个人进入市场和选举的某种要务，因此是“前政治”的东西。这些个人行为可以被形式化（formalized），使个人成为超历史的、理性的、自利的参与者，在完美的市场中运作，获得足够的信息，却没有权力（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这些参与者的主要目标变成获得权力和利用权力，因此这些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不可能产生运作良善的政府。
新自由主义的主力军从抽象变得具体，遍及理性行为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弗里德曼（Friedman）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的微观基础理论（micro-foundationalism）、布坎南（Buchanan）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对公共治理潜力的攻击、加里·贝克（Gary Becker）的犯罪与刑罚理论——所有这些都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以研究市场社会中生产力（productivity）和公正（justice）之间的关系，将历史、权力、社会和物质背景（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重新纳入我们对经济的分析中。经济不等于“市场”，它只是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经济是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如何制造、分配我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代表了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首先，权力在经济关系中无处不在。市场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遵循历史上冲突、协调、合作的路径依赖模式，而不是围绕价格进行协调的单一历史模式。第二，政体（polity）的暴力胁迫的合法威胁是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和经济相互构造，两者在同一个舞台上冲突、合作。
这两个简单的观点意味着，如果监管被最小化，以消除已知的、中立的、非历史性的市场缺陷来源，市场社会就会走向自然和有效的平衡。但是，处于同一生产力的市场社会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和公正产生巨大差异，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 理论前提
新政治经济学挑战了支撑新自由主义的三个核心理论。首先，它用基于历史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解释取代了关于人性（human nature）的超历史假设。第二，它用社会化的个人取代了自利的理性参与者，同时避免了纯粹结构性解释的谬误。第三，它反对把权力放在市场之外，并将冲突和权力理解为经济关系的核心决定因素，并参与协调和合作。
对人类状况的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s）与超历史解释（transhistorical explanations）。在从斯密（Smith）到马歇尔（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被视为人类本性的自然延伸，任由它自行发挥。个人根据他们的天性自由互动，追求他们理性的自我利益，并通过价格体系协调他们的欲望和能力，以满足更多需求和欲望的生产。这种解释来自人类本性，而不是来自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它把更大的结构（社会分工、生产和资源分配）解释为这些个体参与者的微观基础选择之集合。
马克思把经济关系理解为早期斗争的具体历史结果，但是根据20世纪的经济史，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分化是阶级、种族和性别斗争的产物。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言：“‘人性’不是解释，而是一种托辞。”
1894年，贝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的《工会主义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905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20世纪10年代，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阐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30年代，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美国的黑人重构》（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和平奇贝克（Ivy Pinchbeck）的《女工与工业革命：1750-1850》（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1944年，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这些著作研究了在资本主义出现过程中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对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塑造进行了持续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历史分析继续为新自由主义提供相反的叙事。莫顿·霍维茨（Morton Horwitz）的《美国法律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芭芭拉·韦特海默（Barbara Wertheimer）的《我们在那里：美国职业女性的故事》（We Were There: The Story of Working Women in America）、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妇女、种族和阶级》（Women, Race and Class）、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 Fields）的《美国的奴隶制、种族和意识形态》（Slavery, Race and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的《制造业时代（1700-1820）：英国的工业、创新与工作》（The Age of Manufactures, 1700-1820: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工业化以前欧洲的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资本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Capitalism）——这些著作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更关注制度和政治。
这些著作都与计量经济学（cliometrics，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棱镜来理解历史）截然不同，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早期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诺斯后来较少涉及）。它对历史特殊性的坚持也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著作包括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以及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圈地运动是简化和重组财产权的民主促进手段，而不是一小撮新兴地主贵族攫取一个非常不具代表性的立法机构，以消灭大多数人生计的特权。他们甚至将北欧社会民主国家描述为“讨人喜欢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坐享来自更“残酷”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创新，而这些经济体是创新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昂格尔（Roberto Unger）提出，“通往富裕的单一途径”是一种“虚假必然性”（“false necessity”）。对此，最常见的反击来自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比如皮尔森（Paul Pierson）的《时间中的政治》（Politics in Time）。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则分析了市场社会在不牺牲生产力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公正这一矛盾。
能动性（Agency）与结构（Structure）。社会科学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在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模式的过程中，要弄清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用纯粹的微观基础术语来解释经济和社会行为模式（由外生偏好驱动的个人选择之集合）。
驳斥这一立场的思想根基深刻而广远。20世纪，各个学科拒绝早期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涂尔干（Durkheim）的社会事实决定论，以调和个人选择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但是，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认为，信仰和偏好总是由构建市场的相同制度所构建，因此是市场参与者偏好塑造投资的内生因素。这种观点破坏了整个福利经济学的稳定性，因此，他的观点被忽视了。当代行为经济学只是将“偏好”的构成包括在内，并关注表现良好的“偏离理性”（deviations from rationality）和“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s），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向“偏好”的转变是公司大规模投资的目标（谷歌和脸书的广告商业模式），这样公司才得以蓬勃发展。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有人会强调从戈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到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路线。有人会把福柯（Foucault）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布尔迪厄（Bourdieu）的惯习（habitus）和场域（fields）作为理解个人既由背景造就又在其中保持个性的鲜明谱系。当然，还有人遵循从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到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询唤（interpellation）和意识形态，再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hegemony）的批评理论路线。
将自我理解为“社会性自我”，并且总是扎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这让我们获知，个人不是天性自私，而是社会化的存在。过去二十年的实验心理学和经济学表明，在任何社会中，主体都不符合自利的理性参与者行为。信任、冲突、合作的模式在不同社会中差异巨大，而合作、竞争、冲突的动机与取向由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
权力（Power）和冲突（Conflict）。新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最后一个主要理论特征是，需要将权力系统性地纳入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同样，斯密与马克思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斯密主张，在没有强制规范的情况下，相互协调能自然地走向最佳分工；马克思则把冲突放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位置。
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持续研究并行不悖的是，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努力阐释着由获取和使用权力所形成的经济关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法学界的现实主义者强调法律在塑造经济关系（权力和剥削）中的核心作用。1936年，杜波依斯在《美国的黑人重构》中，从经济权力的角度解释了种族主义的作用——资本的战略投资，旨在破坏建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工人结盟，产生稳定的低薪工人，打压所有工人的工资。这个观点后来被其他人采纳和扩展，包括霍尔、罗宾逊和芭芭拉·菲尔兹。
同样，平奇贝克在30年代的研究为几十年来强调“家庭和护理工作中的父权关系”转化为“经济权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芭芭拉·沃什米（Barbara Wertheimer）、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马克辛·贝格、南希·福伯（Nancy Folbre）和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研究发展了对历史、社会学和经济的理解，也就是资本家如何利用妇女的地位从属关系在劳动力中制造分化，提供稳定的无偿护理工作和低薪工人，在战争和劳动力市场紧张时提高生产力，在劳动力需求减少时被推回家庭。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以杜波依斯《美国的黑人重构》为基础的黑人激进主义传统解释了西方资本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剥削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劳动力，他们是典型的、停滞不前的劳动力后备军。女权主义学者则把妇女解释为被迫成为的、典型的、劳动力潜在后备军。这两个传统都坚持认为，虽然理解性别和种族对于理解经济中的权力运作不可或缺，但将种族或性别的支配纯粹还原到经济层面，就会错过现代社会中权力和支配的核心方面。相反，霍尔认为，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衔接，以及在某种支配关系中的结构”。或者正如弗雷泽所说，女权主义需要将分配不公视作独特的、相互加强的剥削和支配制度来整合看待。
在主流经济学中，对权力的研究被严格限定在国家（state）范围内。市场是一个舞台，权力发生在明确界定的特殊情况下。然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权力的部署，理性的自利行为者争相通过占领国家制度来最大化自己的回报。这些做法会导致人们难以依照自然倾向安排自己的事务。因此，布坎南、斯蒂格勒乃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坚持将国家强制力作为榨取权力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将权力纳入对经济正常运作的分析。
熊彼特（Schumpeter）是一个例外。他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不断创新（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尤其是为了创造市场权力。他明确提出，马克思是唯一理解这一事实的古典经济学家。时至今日，“新熊彼特经济学”仍然是创新经济学的前沿学科。但是，以熊彼特为榜样的这一行研究从根本上忽视了权力追求是创新的驱动力，因此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生产力的持续增长。
与能动性和结构一样，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中，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再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都有一个漫长而丰富的传统，这个传统关注社会中权力的生产与维持，关注阶级剥削。而且，与能动性和结构一样，福柯和布尔迪厄各自在社会中、在制度中，发展出各自自己独特的权力和治理理论。
那些毕生致力于这些传统的学者，无疑会对我“秋风扫落叶”似的综述感到厌恶。然而，我要让不同传统（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知识结盟。尽管所有这些传统存在差异，但是在诊断新自由主义缺陷和提供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方面，这些传统能聚在一起共同出力。
3. 政治经济学模型：嵌入式协调、合作和冲突
a. 概述
综合这些不同的传统来理解政治经济学，可以让我们勾勒出一个经济学模型，即嵌入的协调、合作和冲突。参与者和组织总是嵌入在物质（自然加技术）和社会（制度加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嵌入在从先前几轮政治、社会和经济斗争中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出生时的社会关系塑造了我们的信仰、偏好、约束。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仍然不完全由结构决定，我们努力理解我们的状况，想象替代性方案，寻找干预点，独自奋斗或共同奋斗，以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物质环境。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被社会人（homo socialis）取代，动机多种多样，而且社会化。社会人总是嵌入到社会和物质环境中，环境规定了经济参与者、组织（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逐利比例，以及离散的经济参与者允许自己纯粹出于自我利益而不是社会考量的程度。
自利的参与者和亲社会的参与者通过互动来推进他们的个人或亲社会目标。当他们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中采取战略行动时，他们以生产力换取权力，投入精力塑造未来的环境，以增加他们在未来互动中的权力。个人和组织不仅在微观层面上这样做，而且在中观层面上也是如此，因为组织和个人参与了集体行动（商业圆桌会议、商会、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们议价、游说、塑造社会观念、开发技术以改善短期回报和长期谈判地位。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一旦市场社会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出现，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生产力的动力太强大，不能允许现在的权力拥有者仅仅通过追求权力来保持其地位。比如，美国电信公司AT&T无法阻止互联网语音的出现，就像运河无法阻止铁路一样。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制度的力量很重要。里昂和意大利北部的手工业生产者成功抵制了福特主义（Fordism），并在同样的技术和生产力前沿保持了更灵活、更少剥削的劳动关系。丹麦的工会今天敦促采用机器人，确保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公正的生产力收益份额。
他们在提高生产力的投资之间进行权衡，以在获取权力的投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他们在横向上寻求对抗竞争者和颠覆性创新者的市场力量，以创造更大的租金空间；在纵向上与工人、消费者、供应商和分销商展开议价，以从那里获得更大份额的租金。他们在短期利用现有物质和社会背景的投资中进行权衡，而在长期背景下转向对未来实力的投资。
b. 定义
“权力”是A和B之间关系的一种属性，描述了A塑造B的行为、结果、背景的能力，使A和B关系的各自行为、结果或背景比B的关系更接近于A的偏好关系。“背景”是指A和B采取行动和产生联系的社会、物质环境。社会背景由制度和意识形态构成。物质背景是自然和技术。这是一般的定义，描述了广泛实体之间的权力（个人、组织、阶级或团体、国家等）。这个概念旨在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关系的属性，描述了实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地位。
“制度”是明确或隐含的指示，指示谁应该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做什么，是约束人们在适当社会关系中的行为。法律是制定这种指示的制度，可以通过合法暴力加以执行。社会规范是通过社会胁迫或内化社会从众心理来强制执行这种指令的体系。组织或专业规范产生于一组具体的社会参与者，也是明确或隐含的指示，目的是管理“行为”，以便构成它们的社会关系。
“意识形态”是制度的子集，它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原因是什么，什么与什么为伍，什么被重视，什么被厌恶。“技术”是凝结在物质文化中的实用知识。“实用知识”指在功能上应用于实现预期结果的知识，是技术定义中普遍采用的要素。社会关系中的权力（规模和分布）发挥着制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制度是“游戏规则”，指示谁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做什么，定义关系并在关系之中分配权力。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概念，是人们理解实践、界定自己偏好和信念、理解自己在情境中受到限制的框架。
c. 动力
参与者和组织的优势如何发挥作用，他们获得什么样的结果，以及什么样的实践形成了他们的竞争环境——这些都由构成这种关系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所塑造。企业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市场关系中采取战略行动，以提高它们获得租金的能力——横向上，针对竞争对手或创新性颠覆者；纵向上，针对工人、消费者、供应商和分销商。工人和消费者知道这一点，并组织起来抵制和重塑权力关系，有时通过工会或合作社等市场组织，有时通过非市场组织和社会运动。
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的收割机是一门典型的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美国农业。但是，当小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 Jr.）继承了他父亲的公司后，他发现自己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利用该技术。在继承公司后不久，小麦考密克宣布削减工资，尽管公司在1883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没有理睬工会，他们独特的工艺技术使他们不可替代。二十年来，他们成为芝加哥劳工组织运动的动力。
1884年，工人们反对任意减薪，参加了三周暴力罢工，但失败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司投资技术和政治，预防下一次罢工造成的风险。他们购买了新设备，使在新机器上工作的非技术工人可以全部取代手工劳动力。新机器生产的铸件质量不高，需要许多普通工人的参与，实际上增加了劳动成本。但技术投资达到了它的长期目的——铁匠工会被打败了。
当1886年爆发另一次罢工时，麦考密克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支持芝加哥市长，以换取对新晋的、反劳工的警长任命。该警长领导了1886年的干草市场屠杀，打压了那些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抗议者，也就是现在纪念的“五·一”劳动节起源。这也同样改变了议价能力，因为它消除了工人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放慢生产的真实威胁。
在现代市场社会的历史上，个别公司的类似行动比比皆是，不仅有技术，还有制度和意识形态。比如，Uber的策略是花费投资者的资金来垄断乘客应用程序的市场，设计应用程序以逃避监管机构和控制司机，并通过游说来破坏市政当局对代驾服务的传统管辖权，确保将司机指定为独立承包方。这种微观基础的故事必须由中观层面的集体行动分析来补充，而这两者都只能发生在宏观层面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之下。
20世纪70年代，企业的游说活动急剧增加，而这些游说活动反过来削弱了政府制约企业的权力。工会在战后的三十年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在工资的制定和报酬的执行上（包括管理阶层的报酬），而且在经济政策和再分配的广泛问题上，工会也是核心的政治对抗力量。在美国，里根在1981年破坏了港务局交通公司（PATCO）的罢工；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挫败了煤矿工人的罢工。
从那时起，工会成员的减少成为美国收入中位数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几十年来，企业之间进行了广泛的跨行业合作，以重建反托拉斯和劳动法等制度，并在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的税收改革组织领导下，对税收进行了全方位的正面攻击。自此，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种族和性别身份来瓦解潜在的工人阶级联盟。
行业集体行动补充了这些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范围内的做法，决定了新的市场结构。在权力对等的地方，权力寻租带来的收益很少，劳工、管理层和运作良好的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助于较高生产率的平等主义发挥作用。这些独立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宏观历史转变下，这种转变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动荡和经济震荡的回应。
意识形态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当战后的解决方案被70年代的大通胀冲击得失去平衡时，新自由主义就准备凝聚起来了。哈耶克（Hayek）和弗里德曼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都处于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边缘，但他们建立了一个学术圈的关系网络，在风向发生变化时做好准备。新自由主义者最初由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个人资助，并通过智囊团和学术界的特殊项目组织起来。
这些呼吁非常符合70年代商业组织的政治变化，并且是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主导经济理论的基础，直到经济大衰退。其中一些组织的滩头位于传统的学术部门，有足够数量的成员，影响着未来的学术任命，并建立“学派”——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也是如此。这些智囊团容纳了专注于翻译工作的学者，或将他们的学术工作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和精英意见制定者的“消费品”。除了这些智囊团，新自由主义运动还增加了面向公众的节目，以教育精英和大众。通过从宏大思想到技术细节，从学术界到智囊团再到大众文化，从思想发展到教育培训，该运动能够创造出一大批精英参与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意识地采纳同一种世界观，同一种阐释世界的方式，他们认为，市场就是有效的，就是解放的，而政府注定要失败、腐败和走向暴政。
70年代的这些体制和意识形态转变得到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支持，使生产制度能够离岸和外包，并在80年代得到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使导致金融化的、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成为可能。这些举措结合起来，使管理层和金融界处于某种地位，使他们不再对劳工进行投资，而采用短期思维，接受收益博弈，利用新法律来打压竞争，从中获取更大的租金份额。他们要保护投资者，保护资金流动，但不重视劳工和环境标准，这种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扩大了国内劳工和海外劳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严重限制了国内劳工的权力。
自里根政府以来，反托拉斯的执行力度不断减弱。金融监管更加宽松，劳动监管更加薄弱。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旨在通过坚持相对较高的“自然失业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相对宽松的水平——这些都促使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横向和纵向权力扩张。这些微观、中观和宏观动态结合起来，解释了过去四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模式——商业活力下降，集中度增加，生产力增长放缓；也解释了美国不平等的特殊模式——0.1%的人口收入剧增，却带来广泛的收入停滞和经济不安全。
互联网是21世纪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我研究的重点，其中不乏这种例子。微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反垄断案件围绕着技术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故意与DR-DOS不兼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故意与Java或HTML不兼容）和制度策略（许可条款使个人电脑[PC]制造商不可能在不产生巨大成本的情况下用其他竞争的操作系统取代微软产品）展开，旨在横向上建立公司的市场力量，反对潜在的破坏性创新者或竞争对手，纵向上则反对消费者、供应商和分销商。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商店在技术上并不比在个人电脑上更有必要。但它创造了一个瓶颈，使苹果公司能够从互补性的应用程序开发商那里榨取租金，并延迟或降低威胁到其租金或议价能力的应用程序。思科公司在1999年开发了某种路由器，使新兴的有线宽带供应商能够从互补性产品的供应商那里榨取租金。
朱莉·科恩（Julie Cohen）认为，诉讼和立法的一系列战略行动一方面塑造了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塑造了隐私和数据保护法，使有关个人的数据成为“公共领域”，可供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公司不受限制地采集，同时使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汇总成为“私有财产”，受到竞争者和监管者的保护。艾米·卡普辛斯基（Amy Kapczynski）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机密和法律的变迁加强了许多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并日益阻碍国家对各行各业公司的监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公司不仅参与了技术变革，而且进行了广泛的诉讼和游说，以创造有利于公司权力的制度环境（加之广泛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了无约束技术变革的必然性）。
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得到了技术干预的支持，比如保护隐私的强加密工具和规避数字版权管理的解密工具，每一种工具都是为了挫败所谓的压迫。比如，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和维基百科的成功实践证明，经济不需要完全依靠市场价格来清算。如今，在技术政治中，围绕隐私或数据算法使用的斗争成为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斗争的主导战线。一些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主要致力于开发技术，核心任务是从消费者身上攫取信息，并在消费者身上进行行为实验。要么，公司通过操纵用户的支付意愿，成功操纵需求；要么，公司操纵替代性产品的信息，放大操纵者的产品和替代品之间的感知差异。
d. 市场社会中的地位从属关系和经济权力
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致力于理解经济不平等与其他层面的统治之间的关系，最突出的是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地位从属关系。道森（Michael Dawson）在《出入左翼的黑人》（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中明确指出，关心种族主义、种族从属的活动家和学者与关心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活动家和学者之间的互动从来都不容易。巴特勒和弗雷泽之间的争论，或者威廉姆斯对来自专业管理阶层的女权主义者如何误解工人阶级妇女的批判，都产生了一种“性别—阶级叙事”。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旨在探索剥削和从属的不同维度表达，寻找一种“种族、性别、异性恋和阶级的压迫”。我不会自以为是地提出一种基于压迫的综合分析和实践。相反，我将概述我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该模型综合了杜波依斯、霍尔和菲尔兹为种族和种族主义构建的框架，戴维斯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交集构建的框架，以及弗雷泽和福伯为性别建构的框架，并将其扩展到移民问题——这是民主市场社会中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目标。
无论何时，社会上都会有一些人占据着地位从属地位。地位从属的人有更少和更弱的政治盟友，因此更容易受到侵略性的剥削。这就是菲尔兹对非裔工人的解释，他们被剥夺了反抗的力量，无法抵抗17世纪中期弗吉尼亚州的奴役。身份从属的人有更少的选择和更少的亲缘资源可以依靠，拿着同龄人中较低的基准工资，因此有更少的手段来抵制剥削性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特别是妇女，在父权规范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市场关系中较低的承诺和更大的“灵活性”，以满足家庭中护理和生育工作的固有期望。福伯解释道，爱和关怀的伦理不必被视为虚假的意识，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塑造了父权制市场社会的冲突和合作。平奇贝克和马克辛·伯格认为，在现代的黎明，女孩进入服务行业，男孩进入学徒行业，性别不平衡的情况也大致如今天一样。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利用地位从属工人来占据较高地位工人不愿意从事的新职位。在18世纪圈地之前的英国，男性已经在农业领域从事大量的雇佣劳动，但女性依靠基于公地的生产创造了大约一半的家庭收入——乳业、伐木、采拾以及类似的家庭直接生产。圈地有计划地利用游说手段取消了大多数工人的合法使用权，以便在少数土地所有者手中建立专属特权，这让妇女失去了生产机会，未婚妇女和寡妇陷入了贫困。妇女成为第一类完全被禁锢的劳动力。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妇女和儿童成为新工厂的主要劳动力，他们通常在父权管理的单位里工作，通常是由男性纺织工人（有时是亲戚）暴力地管理。伯格认为，19世纪的头几十年，在世界新兴工业强国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女性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行业。男性更有能力抵制工厂中的剥削性工作条件，并主要留在手工业制造部门。
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工厂制度依靠女孩和年轻妇女的劳动。当这些妇女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组织工会时，她们很快就被爱尔兰移民取代了。他们没有选择回到农场，也失去了在工厂建立的政治团结。早期的纺织机械化把家庭中的“妇女工作”变成了男人的工作，因为操作早期的纺纱机需要体力，而且人们认为男人有技能维护和修理纺纱机，男人还能管理辅助角色（手下的几个妇女和儿童）。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男性纺纱工已经组织成工会。在罢工之后，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开发出一种“自动”的纺纱机。1834年，一位工厂工人在谈到自动纺纱机时写道：“这项发明的引入最终将给纺纱厂工会带来致命的打击。”
机械化的目标是用青少年和妇女取代加入工会的成年男子——按照惯例，他们的工资只有男子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而且公司认为他们是更温顺的工人，不太可能组织起来。投资的第二个方面是纺纱机的新结构。在英国第二大棉纺中心格拉斯哥，一个相对紧密的实业家团体能够绕过工会，用一排排小机器替代大机器——大机器只能由男性操作，但是小机器可以由女性操作，而且，这些妇女没有加入工会，还能由男性主管监督。
这种模式在整个工业和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不断重复。在美国，从棉花和水到煤、铁和蒸汽的过渡依赖于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爱尔兰移民从东方建造铁路。中国工人从西方建造铁路。所有这些移民的工资都低于本地出生的工人，并表现为低增长。再下一次向高机械化和非熟练劳动力的过渡与第二次产业分化有关，这一次，取决于来自南欧的意大利人和东欧的大规模移民（超过两百万犹太人逃离俄罗斯大屠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移民被排除在外。新装配线为地位从属工人提供了动力。此外，第二次三K党恐怖主义运动也推动了移民。反过来，这种大规模的国内移民不断维持着新城市工业环境中的种族等级制度。
在美国，1965年后新进入的妇女和移民，构成了向后工业服务型经济转变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妇女运动的成功，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大幅增加。工业部门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会工作场所受到阻碍并经历衰退。妇女以较低的工资进入不断扩大的服务行业，较低的安全保障被美化为工人的“灵活性”，这些工人需要承受工作和生育的多重负担。
同时，宽松的移民执法让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这些工人不断涌入农业和服务业的最底层，具有最低议价能力，工作安全性也最低。两者都给服务业的工资和就业条件带来了下行压力。在欧洲，妇女和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模式是三种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核心分歧。
与美国劳动力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民主国家注重在经济的工业核心中维持男性家庭工资，并利用土耳其和北非的客工来建立一个二元化的市场体系，其中有强大的、受保护的本地男性工业劳动力，以及为该核心提供廉价服务的外围不安全移民劳工。相比之下，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采用全民保障政策，增加公共部门的工会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女性有偿劳动力），并为强大的工会提供了更广泛的政治基础。虽然工作模式有性别之分，但与其他两种市场社会模式相比，北欧模式加强和保护了妇女的经济参与机会和政治权力。
e. 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纲领性框架
新自由主义标志着，市场允许扩展到生产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不受社会团结的影响。事实证明，当参与者和公司在不受社会共同义务约束的市场中追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时，当获得基本商品和必需品越来越完全依赖于在劳动市场中挣钱购买它们时，生产力和公正都受到了影响，工人的议价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将我们的生产制度进一步嵌入到相互团结的关系中，并推动所有三个主要的背景维度（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重新调整目前经济精英和其他人口之间的权力。
第一个基石：基本需求和能力的部分非商品化——免于匮乏的自由。理解市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市场力量，也要关注市场的范围。安德森（Esping Andersen）认为，社会民主的主要特征在于（部分）生活基本必需品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样更多的人就有机会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完整，而不必被迫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货币价值。重要的是，这个基石的重点是从经济状况转向广泛服务，以满足公民和中产阶级居民的需求。
第二个基石：积极抵制地位从属关系。从历史上看，市场社会的地位从属关系教会我们，除非所有人都安全，否则没有工人和工薪家庭是安全的。抵制从属关系的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目前，人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种族阶级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恰恰强调了这种动力ーー长期以来，“种族”一直被用作阻止劳动力动员和压低工资的棋子ーー这是这种意识形态塑造策略的典型例子。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同政策会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影响。比如，如果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护理提供保障资金，就能为女性带来平等和自由的就业利益。
第三个基石：积极的制度设计，以重新分配经济中的权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含义是，制度在塑造经济权力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而权力反过来又决定了短期和长期的生产力和公正。因此，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它将带来的结盟，以及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权力构造（而不是纯粹地以它寻求的最终状态为目标）。比如，总统候选人沃伦和桑德斯提出，用董事会的劳工代表来改革公司治理，这种基本制度改革旨在重新分配经济关系中的权力。
第四个基石：劳动和资本的部分去商品化，将生产嵌入团结和相互义务的社会关系中，比如增加工人所有权份额和董事会代表席位。除此之外，政府还利用国家的财政权力来支持合作主义，比如桑德斯提出的建立雇员所有权银行和雇员所有权中心以提供融资和指导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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