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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社会学和政治身体的自然经济学：支配的政治生理学
Animal Sociology and a Natural Economy of the Body Politic: A Political Physiology of Dominance
作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女性研究系、人类学系、环境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再发明》（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1991）第一章
政治身体（body politic）的概念并不新鲜。古希腊人为人类社会精心设计了丰富的“有机体”形象。他们认为，公民、城邦和宇宙根据相同的原则建立起来。政治身体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政治身体是活的，是一个更大的、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这非常重要。人类群体的结构被看作自然形式的一面镜子，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和思想性。在整个工业革命初期，不断发展的政治身体理论在多个层面上将自然经济学（natural economy）和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联系起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石，它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与资源关系的假设一道，象征着资本主义工业形成时期自然力量与经济进步的结合。从19世纪到现在，达尔文进化论与这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相互渗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人口是基本的自然群体，而人口的现代进化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古典的政治身体思想，这些思想与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政治（political）和生理（physiological）的结合是本文的重点。这种结合是古代和现代支配（domination，或译作“控制”、“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基于自然、既定、必然因而也是道德的支配。现代生物行为科学也改造了它，如果我们要摆脱支配的社会，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改造方式。支配原则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自然科学，特别是那些试图阐释社会群体和行为的学科，程度不容低估。当我们回避“支配”在当代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时，我们也绕开了对科学内容和社会功能的仔细审查，这种审查关键而艰难。我们让这个核心的、正统的技术和知识体系破坏了我们的成果，成就了最糟糕的乌托邦。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接受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科学的使用和滥用之间、甚至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有害区分。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哲学的论述，它利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断裂来为坚实的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和纯粹的个人主观性（personal subjectivity）的双重意识形态辩护。在我们的科学中，这种反解放的知识和实践核心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承认该事实是女权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贡献之一。女性十分清楚，节育宣传员不是来解放我们的人，自然科学的知识一直被用来为支配而不是为解放服务。此外，普遍被排斥在科学之外只会使我们的剥削更加严重。我们已经知道，排斥（exclusion）和剥削（exploitation）都源于我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不是先天的无能。不过，如果我们不轻视科学中的支配原则，如果我们像大家一样被科学家们声称的不受主观价值影响的真理（value-free truth）所迷住（比如在医学市场上），那么我们与科技的距离肯定会让我们误解自然知识的状况和功能。我们表面上接受了20世纪社会科学家的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之间产生了深刻而无法避免的分裂，这种分裂也存在于与这两个“不可调和领域”有关的知识形式之间。我们让政治身体理论以如下方式分裂——自然知识被悄悄地重新纳入社会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被转化为解放的科学。我们挑战了对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s）地位的传统分派，在意识形态中变得反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生命科学不受女权主义需求的影响。我们赋予科学一种拜物教的角色，一种人类制造出来的对象，只是为了忘记人们在创造它时的角色，不再对人类与周遭世界在满足社会和有机体需求方面的辩证互动作出反应。我们以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倔强地把科学当作一种身体化的拜物教来崇拜。一、完全拒绝科学和技术，发展一套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社会理论；二、认为“自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我们的“自然”身体，通过生物医学带给我们的技术，进入由政治经济学自由派和激进理论家定义的“文化政治身体的神圣王国”，却由不得我们自己。在马克思（Marx）看来，这种文化政治身体是一个把所有事物和人都改造成商品的市场。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种危险的误解，这个例子把我们带回政治学和生理学的结合之处。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62）中，弗洛伊德（Freud）发展出一套政治身体理论，该理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建立在对自然（尤其是人类的性能量）的逐步支配上。危险和自然的性（sex）是弗洛伊德体系的核心，它重复了传统上将政治身体还原为生理学起点的做法。政治身体首先建立在自然个体的基础之上，他们必须征服这些个体的本能，才能使文化群体成为可能。近年来，两位新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以讽刺的方式为本文的论题重塑了弗洛伊德的立场。一位是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另一位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弗洛伊德、布朗和费尔斯通提供了剖析政治身体和生理器官理论的有用工具，因为他们都从“性存有”（sexuality，或译作“性欲”等）开始解释，加上文化压抑的动力，然后试图再次解放个体和集体的身体。在《爱的身体》（Love’s Body，1966）中，布朗在个体和政治身体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隐喻游戏，以展示这两者的概念和经验中不同寻常的父权和专制结构。阳具—领导；身体—国家；兄弟—推翻王权的反叛，只是为了建立兄弟般自由市场的暴政。这些都是布朗的主题。布朗认为，逃避支配的唯一办法是幻想（fantasy）和狂喜（ecstasy），这让政治身体不受男性至上和自然压抑还原论的挑战。为了拯救身体，布朗拒绝了文明（civilization，政治身体）。他从根本上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性还原论和随之而来的支配逻辑，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自然”变成了一种完全回归自然本身的崇拜物——多态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他背叛了一种既不崇拜也不拒绝自然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身体辩证理论，这种理论拒绝将自然及其知识变成拜物教。在《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1970）中，舒拉米斯·费尔斯通也受到弗洛伊德父权制和压抑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影响。但是，她试图将其转变为一种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在这项任务中，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权主义者来。但我认为，她犯了和布朗同样的错误——从生理上把政治身体还原为“性”。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一种“解放的社会主义”（liberating socialism）。“解放的社会主义”是指，既不听天由命地利用科学提供的技术，不对改造技术内容感到绝望，也不完全为了幻想而拒绝技术知识。费尔斯通将女性在政治身体中的缺陷定位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定位在我们对生殖有机体要求的顺从上。在这个批判的意义上，她接受了生殖/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却失去了建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feminist-socialism）政治身体理论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不会把我们的个人身体视为最终敌人。在此，费尔斯通为技术支配的逻辑做好了准备——她要在一个由机器决定的未来中完全控制现在被异化的身体。但她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她把社会关系还原为自然对象，其逻辑后果是把技术控制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她当然没有低估生物行为科学中的支配原则，但她确实误解了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状况。换言之，她承认存在与社会关系分离的自然对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解放仍然受制于所谓的自然决定论，这只能在不断升级的反支配逻辑中去避免它。我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feminism）的政治身体理论，以避免下述两种形式的生理还原论。一、向我们社会地位的生物决定论屈服；二、用文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自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否定我们重建生命科学的责任。在我看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人在世界中的基本地位就是与周遭世界的辩证关系，涉及到需求的满足，从而涉及到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过程构成了人类的基本状况。凭借劳动，我们与所有尚未被“人化”（humanized）的事物不断互动，从而使自己成为个体和集体。因此，无论是我们的个人身体还是我们的社会身体，都不能被看作自然的产物，都不存在于人类劳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之外。我们经验过、并形成理论的自然和文化都会被我们的劳动改变。我们接触并因此知晓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有机体和社会体，都因劳动使我们成为可能。因此，文化不主宰自然，自然也不是敌人。不能把辩证法变成支配的动力。这一立场基于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上文具有讽刺意味的、基于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根本对比。生物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在构建政治身体的压迫理论方面异常重要，那就是动物社会学（animal sociology），也就是研究动物群体的科学。为了将生物社会科学重新用于新实践、新理论，我们需要重视基于支配的生理政治学及其批判性历史，这在动物社会学中一直是核心。生物社会科学不仅是我们社会世界的性别歧视镜像。它们也是这个世界再生产的工具，既提供了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增强了物质力量。选择关注动物科学，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该学科（subject）及其方法（procedure）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在这段美国思想史上，正值“自然—文化”大分裂的时期，社会科学自治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接受，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基于功能主义和等级制度理论）在大学里被确立起来。“人类工程项目”（project of human engineering）成为自然和社会学科中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固有要素，也就是设计、管理人类物质，使其在科学有序的社会中有效且合理运作的项目。动物在这种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们是知识的可塑原料，受到实验室的严格约束。它们可以被用来构建和测试人类生理学和政治学的模型系统。例如，月经生理学或社会化过程的模型系统并不一定是还原论。恰恰，后斯宾塞时代、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新的知识秩序禁止将人类直接还原为自然科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管理科学在这一点上一直很严格。这是“自然—文化”大分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动物依然是特殊的自然对象，可以向人们展示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的前理性、前管理学、前文化本质。也就是说，在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自主学说中，动物的地位一直是这样模棱两可。因此，尽管人类学声称能够仅用“文化”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社会学则声称只需要“人类社会群体”的概念来理解人类，但动物社会已被广泛地用于人类政治身体中，用于压迫性支配秩序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自然化（naturalization）。它们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提供了生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点，而他们却继续接受自然和文化之间分裂的意识形态。第二，动物社会学一直处在父权制权力划分最自然化、政治身体最被还原为性生理学的核心地带。因此，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是我们需要彻底理解和彻底改造的领域，以产生一种能够表达社会关系之解放的科学，而不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错误（直接从物质条件中得出知识的实质）。我们需要了解动物群体如何以及为什么被用于人类的进化起源、“精神疾病”、文化合作和竞争的自然基础、语言和其他交流形式、技术理论等等，尤其了解性和家庭形式的起源和作用。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了解政治身体的动物科学，了解它的过去和未来。这样一来，我们更能认识我们是谁，并且在解放我们自己的过程中解放自然。第三，在动物社会学中，支配形成的分析原则让我们得以批判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基本方法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以揭露所谓“客观性”的谬误，但不要在动物知识中轻易拒绝科学原则。我们不能将动物群体科学中的支配视为一层不幸偏见或意识形态的“薄膜”，可以从底下“健康的客观知识层”中剥离出来。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思考动物和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必须辩证理解科学劳动为我们生产自然知识的必要性。我把我的分析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里，研究单一的动物群体——灵长类动物恒河猴，它们原产自亚洲，但是世界各地科学实验室和研究站中的常客。我主要关注克拉伦斯·雷·卡彭特（Clarence Ray Carpenter，1905-1975）的研究，他在30年代末帮助建立了第一个散养猴子的重要研究站。这个研究站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热带医学院，位于波多黎各一个名叫圣地亚哥岛（Cayo Santiago）的小岛上。这些猴子和它们的后代一直是自然社会重构中的核心角色。它们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热带医学有关，被广泛用作资本主义生育管理政策的实验站，这为我们的主题增加了一个讽刺的背景。诸如卡彭特这样的人在一个复杂的科学世界里活动，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不该给大多数人或理论贴上性别歧视等标签。我们不是为了贴上简单的标签，而是为了解开生命科学某个领域的具体社会和理论结构。我们需要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学生、资助机构、研究站、实验设计和历史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卡彭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博士期间研究了在交配的鸽子中切除雄鸽性腺对性行为的影响。然后他在1931年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基金，开始在耶鲁大学比较心理生物学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Comparative Psychobiology）的罗伯特·M·耶基斯（Robert M. Yerkes）的指导下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耶基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类人猿进行心理生物学研究的综合研究机构。对耶基斯来说，猿类是人类的完美模型，他们能在社会不同阶段的科学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看法：我们可以按照某种智能的规格塑造黑猩猩，而不保留他们的自然特征。这是把黑猩猩用作实验对象的一大特点。我们认为，只要可行，那么将动物转化为理想的生物学研究对象就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借此证明，我们能够按照普遍接受的理想形象重新创造人类。于是，耶基斯将灵长类动物设计成科学对象，这个科学对象与他通过人类工程实现人类进步的理想息息相关。耶基斯对猿猴的兴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们的智力（intelligence）和它们的“社会性生活”（social-sexual life）。他认为，智力是进化论的完美表达。他用20世纪初美国实验比较心理学成立以来惯用的“智力测试”检验每一个活物。凭借行为测试和神经科学，物种、种族和个人素质全然与“智力”这个中心指标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设计了部队新兵的智力测试，据说这些测试为分派任务和晋升提供了合理依据，以彰显各自适合的自然优点。在行为测试和神经科学中，耶基斯认为自己和他的科学同行们都在努力促成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社会，并摆脱旧有的无知，特别是摆脱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无知。耶基斯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生活与它们的智力完全交织在一起。心灵（mind）将命令和主宰“低级功能”，以创造“社会”。在一项政治身体起源的经典研究中，耶基斯观察到，有“性接纳能力”的雌性黑猩猩被占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给予食物和“特权”，这些原本是无权获得的东西。基于灵长类动物的智力，与“性”有关的陈述激发了人类社会的权利和特权概念。性还原论无所不在。耶基斯对性和权力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与今天的许多研究几乎没有区别。在早期的女权主义批判中，露丝·赫斯伯格（Ruth Herschberger）奇妙地想象了雌性黑猩猩乔茜（Josie）的视角，这只雌性黑猩猩的性心理生活是耶基斯的关注焦点。乔茜似乎没有从以性换取“特权”的角度来看待她的世界，但在耶基斯看来，生理学和政治学的“经济联系”已然让科学成为文明的有机基础。除了直接研究人类近亲的生理性行为和社会行为，耶基斯与他的同行一道，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性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他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国家科学性问题研究委员会”（CRPS）主席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该委员会成立于1922年，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在该科学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把人类的“性问题”转变为“科学问题”。荷尔蒙和行为的基础研究、与性别有关的精神和情感特质的差异研究、婚姻幸福的奥秘乃至著名的“金赛研究”（the Kinsey studies）都由该委员会资助。毫无疑问，在一个淫乱而无知的年代，这个委员会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能够文明而体面地讨论性话题。然而，这种开放是把双刃剑。该委员会在实践和意识形态表达中强调“性”在有机体和社会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组织。他们把性当作科学问题，也使性成为各种“疾病”的医学治疗对象，当然也包括“治疗”同性恋和不幸福的婚姻。借助治疗手段，生物化学和生理基础极大加强了科学管理者对女性生命的合法权力。委员会为那些拒绝接受美国弗洛伊德式的性还原论的人关上了生存的通道。无论从精神分析还是从生理—化学的角度来看，性都需要被科学医学管理人员精心照料。猴子和类人猿在这项任务中扮演中心角色。它们是没有被文化“蒙蔽”的自然对象，它们能清晰展现文化产生的有机基础。但这些“自然对象”是根据人类工程理想的多层次含义设计的结果，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卡彭特来到耶鲁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时，已经被“国家科学性问题研究委员会”的资金和实践包围。他的博士研究由委员会资助，博士后研究基金也由他们资助。他的导师耶基斯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假设和实践网络的核心人物。这些科学网络决定了“谁在做科学”，以及“什么科学是好科学”。从他的教育、资金和社会环境来看，卡彭特没有理由拒绝基于性的生殖/再生产和支配地位与自然政治身体的基本组织原则相结合的基本假设。卡彭特的补充研究也很重要。在方法论上，他通过两项极其细致的实地研究建立了对野生灵长类动物的自然观察技能，一项是对新大陆吼猴的研究，另一项是对亚洲长臂猿的研究。这些值得注意的优秀研究充分反映出科学家的人类世界中处在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从理论上讲，卡彭特将比较心理学和性生理学等实验室学科的阐释与以种群和群落概念为中心的进化与生态生物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他开始以新的、重要的方式将自然经济和政治经济的要素关联起来。经典的达尔文主义论述了人口（populations）的自然政治经济概念，后来它努力和20世纪早期蓬勃发展的生理和心理科学相结合。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和他的学生系统地利用新达尔文进化论的功能主义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理论的社会功能主义，改变了身体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那时，这种达尔文主义与生理、心理科学的整合才最终完成。除了将心理生物学分析与现代进化理论联系起来，卡彭特还用早期理论研究了灵长类动物群体，这些分析工具同时为基于文化和社会群体概念的社会科学提供技术基础。卡彭特的早期社会功能主义对于研究从生理学到政治学、从动物到人类的关系链条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早期的比较心理学和发育生理学（实验胚胎学）之间的联系。卡彭特不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自主学说，他也不允许将社会学直接还原为生理学，将人还原为动物。卡彭特阐述了各层次之间的关联，这些联系为“自然—文化”大分裂的信徒和反对者所共有。他的灵长类社会学很有用处，，可以解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生物和社会科学中出现的各种功能主义，所有这些都基于身体和政治身体的等级秩序原则，而功能主义是强大的社会控制意识形态和医疗、教育和工业管理技术的基础。在卡彭特论述动物政治身体的开山之作中，一次单一的实验操作浓缩了支配原则的所有意义层面。1938年，他在亚洲收集了大约400只恒河猴，并将它们放生在圣地亚哥岛。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社会性混乱后，恒河猴们把自己分成六个群体，群体数目从3只到147只不等。这些猴子可以在37英亩的岛上自由活动，并在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分割空间和其他资源。对它们进行的第一项主要研究是它们的性行为，包括发情周期、同性性行为、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比如手淫）和“不守规矩”的行为。卡彭特的结论指出，雄性恒河猴在群体内部的支配地位与性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推测与进化优势相关。所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阐释都出现在了这项研究的分析中，包括对动物活动的解释，比如“扮演雄性角色的雌性同性性行为者在建立同性配偶关系之前会攻击扮演雌性角色的雌性”。为了迎合恒河猴群体基本组织中的性和支配地位，卡彭特做了一个表面上非常简单的实验，但这个实验是对自然政治身体从生理学到政治学的复杂分层解释。在观察了一周未受干扰的群体（对照组）之后，他从群体中移出了名为“阿尔法雄性”的恒河猴（优先获取食物和性，因此判断它最有支配能力）。然后，卡彭特观察其余恒河猴一周，移走2号雄性，又等了一周，移走3号雄性，又等了一周，让三只雄性重新回到群体中，再次观察社会行为。卡彭特注意到，支配的雄性被移除后，该群体在岛上的势力范围立即受到限制（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群体组织变得更加不稳定，群体内部的冲突和争斗增加了。在持续三周的大破坏后，支配的雄性被“释放”归来，群体突然得以重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相对于其他群体，该群体又重新获得了先前的支配地位。这里立刻出现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卡彭特不把除占支配地位的雄性之外的其他雄性从群体中移除作为对照，来测试他关于社会秩序来源的组织学假说？从字面上说，他从集体动物的“身体”上取下了假定的“头部”，就像“斩首”，那么这次野外实验对卡彭特而言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必须在生理学层面进行探讨。卡彭特依靠生物学概念理解社会身体。他借鉴了胚胎学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从受精卵这一简单的起始材料形成复杂完整动物的过程。重要的胚胎学理论使用了由支配梯度（dominance gradients）的活动轴组织的“场”（fields）概念。场是由梯度的复杂互动形成的空间整体。在这一理论中，一个梯度由一系列有序的活动过程组成，包含从低到高的活动水平，比如基于不同的氧气消耗来衡量。请注意，在这个根本层面上，支配被视为一种可以客观测量的纯生理特性。梯度的坡度可以很缓，也可以很陡。构成一个“场”的几个“梯度”围绕一个最大坡度的主轴（组织中心）来组织。此外，人们可以从活动梯度的“头部”或多或少移走一些，并测试随之而来的有机体混乱程度（比如切除水螅的头部来看其他部分如何恢复）。卡彭特认为，社会空间就像一个不断演化的有机空间，因此他寻找通过时间组织“社会场”的梯度。他在社会群体的雄性支配等级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活动的生理梯度。他完成了理论上的“头部切除实验”，并“观察到”随之而来的细胞或器官（也就是活动支配梯度上的其他“点”，也就是个体动物们）之间的生理竞争，以重新建立一个首席组织中心（取得男性首领地位），并恢复社会和谐。
卡彭特实验隐含着对政治身体的多层解释，具体如下。
首先，社会中的其他动物群体也可以在活动轴上排序。例如，我们也能发现雌性动物的支配等级不那么陡峭或斜率较低。年幼的动物有不稳定的支配梯度。这种解释依据的观察是，太普通的支配行为不容易被“可靠”观察，未成熟的动物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恒定的支配关系。由于看不见的“观察”变得与看得见的证据一样重要，潜伏支配（latent dominance）的概念就出现了。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就能判断有多少支配起到了组织社会空间的作用（“体量上的领导力”），又有多少支配会造成社会混乱（“病态的好斗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整个时期，对人类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类似研究比比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支配权的平衡之上，这是合作的基础。竞争的好斗性成为组织其他形式社会整合的形式。竞争和合作绝非相互对立，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基于生理学理由）。如果一个有机体中最活跃的（支配）区域（组织中心）被移除，其他梯度系统就会竞争，以重新建立有机秩序——政治身体内就会随之出现一段斗争和多变的时期。主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组织上的支配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就会被视为个人主义的、非生产性的竞争。之所以没有进行去除支配的雄性动物以外其他动物的对照实验，是因为它在整个复杂理论、对个体生物的类比以及未经审查的假设中没有意义。权威人格研究把我们带到卡彭特实验隐含的对政治身体的第二层解释——心理学解释。支配等级的概念首先来自挪威人索莱夫·施耶尔德鲁普-埃贝（Thorleif Schjelderup-Ebbe，1894-1976），他早在1913年就研究了家鸡和其他鸟类的“啄食秩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重视，并纳入了美国的比较心理学。随后，动物社会学、心理学和涉及人类的学科分支都非常关注竞争和合作的观念。社会来自个体间复杂的“成对”相互关系，通过心理学技术来理解和测量，这就构成了“社会场”空间。人们在生理和心理逻辑层面上寻找支配的轴线（组织原则）。卡彭特实验中隐含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自然政治经济学（natural political economy）。失去了雄性首领的群体在与其他有机社会的竞争性斗争中败下阵来。这种失败反映为更少的食物、更高的幼崽死亡率、更少的后代，从而在进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灭绝。有机进化理论中隐含的市场竞争在此浮现。雄性支配的功能理论将动物行为和进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竞争、分工、资源分配模式）与社会整合（通过领导和社会地位进行合作性协调）以及对生殖和胚胎现象的纯生理学解释完美结合起来。所有这三种观点都把功能主义的均衡社会模型（来自当时的社会科学）与具体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合作的政治（比如在劳工斗争中的政治）联系起来。动物社会号称以更简单的形式具有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所有特征，人们可以合理地从它们那里学到所谓人类自然和协作社群的基础。反对工会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这位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哈佛大学工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这样的社群称为“工业的花园”。支配的政治原则在这里被转化为正统的科学原则。支配权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基础的属性。操纵、概念、组织原则是科学的全部工具，它们被支配原则渗透。科学不能通过简单重释观察结果和改变术语来实现解放目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粗鲁的意识形态活动，它否定了利用科学劳动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与动物的辩证关系。但是，为解放而重塑生物社会和生物行为科学的艰难过程已经开始。毫不奇怪，第一步是将重点从灵长类动物（人类模型）转移到更深入的动物研究本身——它们如何以与我们无关的方式生活并与环境相关联，并且必然在我们的政治身体理论中改变我们对自然的“关系感”。这些“修正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值得认真关注。其中，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强调了不依赖支配等级的身体和社会组织原则。支配结构仍然能被观察到、能被研究，但不再被用于功能组织的因果解释。相反，“修正主义者”强调母系群体、长期社会合作而不是短期的好斗性、多变的过程、严格的结构等等。不过，科学思想问题很复杂，新兴的研究是有争议的。在我们谋求用女权主义理解政治身体时，我们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就像我们离不开每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形式一样。只要我们把这些科学建立在不以支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上，它们就会有解放的可能。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是拒绝一切形式的、植根于主客体分裂的纯客观性意识形态主张，这种主张成就了我们对自然和自身的支配逻辑。如果我们的经验离不开支配，我们就会根据支配原则来理论化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基础时，我们将知道如何建立自然科学来支撑与世界的新关系。我们就像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一样，小说中的道恩（Dawn）想要飞向自然，飞向过去，以使一切都能顺利完成。但科学是集体的表达，不能单独重塑。也像同一部小说中的卢西恩特（Luciente）和霍克（Hawk）一样，女权主义者应该清楚认识到：“不能单靠谁把事情做好”，“想要帮助、想要工作、想要抓住历史并不是坏事，但想要独自做这件事就不那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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