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50年代的阿根廷庇隆主义者
社会的修辞学基础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作者：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Verso，2014）导论
为了理解我理论分析的初始背景，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的混乱历史。1955年，一场保守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庇隆主义（Peronist）政府，一个制度化的独裁政权建立起来，并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正式选举的自由政府和直接军事统治交替出现。哪怕是文官独裁，也建立在被替代的庇隆主义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这种制度化的独裁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和破败。最终，抵抗运动开始出现在主要城市的工人阶级社区，随后向广大群众蔓延开来。这个过程在当时的阿根廷被称为“中产阶级的国家化”。在那之前的阿根廷中产阶级，无论左派右派，都是自由主义者。但到了60年代，国民议程开始主宰这群中产阶级。在阿根廷的政治术语中，与“自由”对立的不是“保守”，而是“国民”（national-popular，“国家—群众”）。古典庇隆主义的支柱是工会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庇隆政府时期，在国家的积极支持下，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工业工会成立了，主要活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和科尔多瓦这三个新兴工业化城市构成的三角地带。军政府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干预工会组织，废黜现有工会权力机构，用军事人员取而代之。60年代起，工人阶级的内涵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排他性”。一方面，自由主义寡头政权的危机导致大量中产阶级被边缘化。自由主义寡头的动员让庇隆主义多了一个“群众”的层面，远远超过了它最初的社会限定。传统上，反庇隆主义的学生运动越来越被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各种幽灵控制着。另一方面，工会运动的大多数部门越来越官僚化，形成了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m），导致与1966年成立的新兴军政府不断进行交易，这完全背离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席卷社会的那一轮激进化运动。这一切为所谓的“七十年代精神”（setentismo）开辟了道路，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左派的新左派，一个“国民”左派。对大多数激进分子来说，我们显然参与了这个新兴的群众进程，它远远超过任何狭隘“阶级决定论”（classism）的限制。然而，阐述这些限制并不简单。虽然我们活跃在新激进的庇隆主义内部或外围的某些运动中，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倡导我们，要重视“阶级决定论”，但这却是我们眼下正在摆脱的东西。《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为我们塑造了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斗争，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日益集中蓄力。人们认为，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过程正在消灭中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历史上最终的对立将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对决。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被逐步简化，而这种简化形成的论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支柱，在“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文本中尤其明显。比方说，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断言，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保护所有被压迫的人，而只保护工人阶级，因为它是人类未来的唯一承载者。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样的僵局不仅是我们阿根廷人面临的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左翼思想的两个重要十年。工人阶级完全没有在古巴革命中扮演核心地位。毛泽东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人民”也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大忌。那些年也是美国和欧洲学生、边缘群体和各种少数族裔大规模运动的年代。我们面临着新身份的爆炸性增长，也面临着它们的复杂逻辑，这显然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本体论认识。那么，如何阐述这种情况呢？乍一看，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但我都坚决拒绝。第一条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彻底变成具体化的教条，根据由“经验”发展而来的政治行动与这些范畴保持某种松散的联系。这是当时许多人（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选择的道路，但它丝毫没有吸引我，我也不去遵循它。第二条路是第一条路的反面，让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完全不与当下问题产生关联，而是用不同类型的话语重新开始，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领域。我拒绝这条道路，因为我深信，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通过某种突然的崩溃而消亡。我试着做一次不同的思想尝试。我试图让自己参与一种不同的智力操作。我发现，胡塞尔（Husserl）在“沉淀”（sedimentation）和“再激活”（reactivation）之间所做的区分非常有启发性。“沉淀”是那些与原始直觉断绝联系的“结晶形式”，“再激活”则是对这种被遗忘联系的揭示，从而使这些形式能够以新生的状态被看到。某种程度上，斯宾诺莎（Spinoza）对“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自然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的区分也是类似。当然，我不能简单采用胡塞尔式的区分，而不在其中引入一个基本的变化。对于胡塞尔来说，“再激活”的过程产生了一个先验的主体，这是意义（meaning）的绝对来源；对我来说，“再激活”的过程产生了激进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y）。偶然事件意味着，它原本有很多其他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重建偶然事件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这只能通过揭示思想萌芽来实现——也就是说，要揭示那些原本可能采取、却被偶然选择抹杀的其他可能。这就是我从早期就系统地遵循的分析方法。每当我在马克思主义（以及更普遍的社会主义）文本中发现一些与我的经验、直觉相冲突的论点时，我就试图重建这些论点形成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过程。我总是发现，这些论点是“某种选择的结果”，而被抛弃的替代方案继续在背景中运作着，这些被压抑的选择也会以“必然”的面目回归，重新出现在前景中。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成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本中建立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内在多元性。这个结论可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方法》（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中找到，这是我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近三十年前合著的作品。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这种审视中，有两位学者深刻地影响了我观点的形成——阿尔都塞（Althusser）和葛兰西（Gramsci）。阿尔都塞有一个很具启发性的观点，他指出，阶级矛盾总是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被多种因素决定）。这意味着不存在简单的阶级矛盾（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构成，然后在其他层面上表现出来），而是存在多种对抗（所有这些对抗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矛盾，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决定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一方面，各种对立构成了政治主体性，它们避免了单一的阶级决定论；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不同行为者（agents）之间的关系被过度决定，那么我们需要定义“过度”意味着什么。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概念显然来自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但他在试图将弗洛伊德（Freud）逻辑的所有错综复杂和细微差别转化为政治领域方面进展甚微。不过，他的思考越深入，就越能清晰定义“过度”的本质，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因此将不再起作用，比如经典的“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一开始，有人试图在“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概念中引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例，但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僵局。因此，后来有人试图把具体社会分析的统一性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范畴。因此，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断言：“生产方式”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当然是指“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的复杂统一，哪怕在抽象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但我们决不能从生产方式的特征（基于不同的可能形式之间的比较）推断出这种构成的模式、社会关系的运作过程和历史趋势，也不能推断出阶级斗争的不同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发明”历史上“可能的”生产方式。问题在于，我们越是远离简单决定论，就越是必须建立新型的关系逻辑。这显然超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思考范围。同样，我们越来越需要让一般的“本体论地形”发生位移。阿尔都塞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朝着这个方向摸索，它断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两个理论学科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模糊意识到，本体和本体论秩序之间没有重叠（简单决定论经常认为它们重叠）。但在当时，比阿尔都塞影响更重大的葛兰西，我深入阅读了他的著作。葛兰西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库——阵地战（war of position）、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s）、知识和道德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整体国家（integral state），特别是霸权（hegemony）等概念。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有可能以他那个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想到的方式理解集体身份。让我们来看一个核心问题——与普遍性问题有关的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黑格尔认为，官僚机构被理解为国家机器的集合体，是普遍性之所在，意味着“普遍阶级”。相反，公民社会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被设计为“需求系统”（system of needs）。众所周知，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断言，国家没有任何普遍性，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普遍性必须转移到公民社会本身，也就是普遍的阶级是无产阶级。但是，这种逻辑就导致一种观点，认为和谐的社会需要国家的消亡。我在其他著作中试图表明，葛兰西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保持距离。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反对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普遍性就不只涉及一个单独的领域，而是跨越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障碍。但他也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反对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建构一个普遍的阶级（事实上，这个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集体意志）是一种由异质要素构成的政治建构。当马克思谈到国家的衰亡时，葛兰西谈到了一种“整体国家”的建构。他把这种整体国家称为“霸权”。因此，霸权关系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政治”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反思议程。这一议程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如果社会（从广义上理解，包括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接合（articulation）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那么经典的三层结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就必须被真正重新思考了。我们看到，阿尔都塞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朝这个方向前进，他试图在 “生产方式”的概念中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巴利巴尔则试图将具体分析的中心从生产方式转移到社会形态，他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新的、更大胆的一步。然而，这种有益的转向留下了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社会形态是如何构成的？如果社会形态要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不是各种元素的异质相加，就必须对后者之间的内部联系进行某种重新概念化——这些联系在本体上优先于被接合的元素。正是在论证这一点时，我逐渐明白，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完全有可能解答这种接合作用的性质问题。生产方式在社会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必须由“霸权形态”（hegemonic formation）取代。第二，因此，这种转向需要以某种方式在社会整体的接合中赋予政治一个特殊的本体论地位。但很明显，如果不解构“政治”这个范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我所处的理论化类型中，政治被视为社会形态的一个层次。显然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不触及政治层面，而只是把政治当作最终的决定因素，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进展。因此，政治必须如何被构想，以使我们能够思考那种“霸权”的东西如何运作？第三，这还涉及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如果霸权关系在社会中具有基础作用，比由它产生的层次和由它构成的行为者更主要，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它的本体论地位？其二，在霸权层面（我认为我们可以稳妥地将霸权等同于政治），政治应该被设想为构建社会的过程，那么这种构建中，什么经验使政治变得可见？这本书的各个章节（1. 意识形态理论的死亡与复活；2. 以上帝之；3. 接合和隐喻的局限；4. 修辞的政治；5. 对抗性、主体性和政治性；6. 伦理、规范性和法律的异质性；7. 为什么建构一个“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8. 交战的伦理；9.“赤裸生命”和社会不确定性）试图以不同方式阐述这三个主要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不会试图总结出结论，它们已经足够明确了。在此，我只想提到其他一些学者，我发现他们的著作对我理论观点的形成特别有帮助。我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那里认识到，语言范畴不应该被视为局部事物，而是需要正确地重新定义它，这样就可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告诉我，打破表面必然性的沉淀形式，发现其中的偶然性内核。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中，我得出一种观点——语言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分离更重要（后者是一种纯粹的人工和分析操作）。这对理解“霸权形态”的内部结构化有很大启发。最后，拉康（Lacan）著作的许多方面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客体小a”（objet petit a）的逻辑（拉康欲望理论的核心，指我们的欲望对象，但它不指任何实体，而是一个永远填不上的缺口，可以呈现为一切东西），我立即从中看到了它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深刻同源性。最后，让我谈一谈这些章节的地位。尽管它们有各种偶然的起源，但我试图在每一篇文章中回到我的主要论点，即社会关系的霸权性和政治的本体论中心地位。这会让我反复重申一些论点，但我更愿意保持它们最初发表时的样子，以突显霸权理论方法发展的各种语境。因此，读者将在不同章节中看到有关霸权逻辑的主要论点的重新表述，并有小改动。但这些重新表述是从不同的理论语境（修辞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符号学）出发的，这种语境的多样性试图捕捉霸权政治需要阐明的许多方面。在结束这篇导论之前，我想再说几句。在过去十五年间，我们看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它们证实了我政治思考围绕的两个主要论点。第一个论点是社会主体的分散和扩散。解放的政治主体性局限于社会阶层身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相反，目前的世界格局（尤其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向我们展示了抗议形式的扩张，这些抗议避免任何明显的制度化约束。这些抗议运动的运作方式往往超越了现有制度框架的引导能力，这就是“自治”（autonomy）的横向维度。但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没有“霸权”的纵向维度（国家的根本转变）作为补充，自治的横向维度本身将无法带来长期的历史变革。单纯的自治迟早会导致抗议运动的衰竭和消散。反之，如果霸权没有伴随公民社会层面的群众行动，就会导致官僚主义，而这种官僚主义将很容易被现有势力团体殖民。向自治和霸权两个方向一齐推进，是对那些致力于民主未来之人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