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没有根源：主权、官僚制度和政治的卑微起源
Why the State Has No Origin: The Humble Beginnings of Sovereignt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s
作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
译者：陈荣钢
来源：《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Penguin Books，2021）第十章第1节
我们所知的“国家”一词直到16世纪晚期才开始普遍使用。当时，一位名叫让·博丹（Jean Bodin）的法国律师首创了这个词，他还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专著，内容涉及巫术、狼人和巫师的历史。但是，第一个尝试系统性定义“国家”的人，可能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Ihering）。19世纪晚期，耶林提出，“国家”是既定领土内主张垄断合法使用强制武力的一切机构，这个定义后来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可。根据耶林的定义，如果一个政府宣称对某一片土地拥有主权，并坚称在其边界内，政府是唯一的机构，代表政府的人可以杀人、打人、残害人的身体，把人关进笼子里。耶林强调，国家可以决定谁有权代表政府这么做。他的定义在现代国家中相当适用。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们要么没有提出过如此宏大的主张；要么即使他们提出了垄断武力的主张，也顶多像他们号称要控制潮汐和天气一样。为了保留耶林和韦伯的定义，人们要么不得不得出结论，比如汉谟拉比的巴比伦、苏格拉底的雅典或征服者威廉统治下的英格兰根本不是国家。或者人们提出一个更灵活、更微妙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是为了保护新兴统治阶级的权力。他们的论点是，一旦有一群人以他人的劳动为生，他们就必然会创造一种统治机器，以官方名义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维护他们的实际优势。这一思路非常符合卢梭（Rousseau）的传统。这一定义使巴比伦、雅典和中世纪的英格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也带来了新的概念问题，比如，如何定义剥削？这让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因为它绝不认为国家是一个仁慈的机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科学家更喜欢用更纯粹的功能性术语来定义“国家”。他们认为，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为了协调一切，人们越来越有必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时至今日，进化论者仍然普遍遵循这一逻辑。“社会复杂性”（social complexity）的证据自动被视为某种管理机构存在的证据。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包含四层等级制度的定居点（比如城市、城镇、乡、村），并且这些定居点中至少有一些全职的工艺专家（比如陶工、铁匠、僧侣和修女、专业士兵、音乐家），那么这个定居点就必须依据事实“成为一个国家”。即使这个机构没有主张武力垄断，即使不存在一个以劳动者的劳动为生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也迟早会发生。这种定义也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面对非常古老的社会时，它们的性质和组织必须从碎片般的遗迹中梳理出来。但这是一种循环逻辑——因为国家是复杂的，所以任何复杂的社会都必须诉诸国家。实际上，上个世纪的大多数“经典”理论都基于一个假设——任何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都必然需要一个国家。但真正的争论焦点是，为什么呢？是出于现实考量吗？还是因为任何这样的社会必然会产生物质过剩，而如果存在物质过剩，那么必然会有人设法攫取不成比例的份额？这些假设对于早期的城市并不成立。例如，早期城市乌鲁克（Uruk）似乎并不是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当自上而下的统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时，乌鲁克并不位于低地河谷的“复杂”大都市中，而是位于周围山麓较小的、“英雄”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反对行政原则，因此也似乎也不符合成为“国家”的资格。美索不达米亚西北海岸的社会更接近“国家”。在那里，政治领导权也掌握在爱好虚荣的战士贵族手中，他们为头衔、财富、平民的忠诚和奴隶的所有权进行着过度的竞争。人们可能会说，当两种统治形式（官僚式和英雄式）融合在一起时，“国家”才首次出现。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同样，我们可能会问，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如果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君主、贵族、奴隶制和其他极端形式的父权统治，如果能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维持复杂的灌溉系统、发展科学和抽象哲学，那么我们还能从人类历史中学到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更有趣、更重要的问题要问吗？本文探讨“国家”之外政治实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整个问题，那么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城市崛起的地区，最终也出现了强大的王国和帝国。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面对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历史，王国和帝国的出现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它们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标志着与之前事物之间发生了根本决裂？我们提出三种基本统治形式的理论，并着手探索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我们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方法是回归基本原则。我们已经讨论了基本的自由（freedom）形式——行动的自由、不服从命令的自由和重组社会关系的自由。我们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谈论统治的基本形式？回想一下卢梭在他著名的思想实验中如何认为一切都回到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在那个骇人的时刻，当一个人第一次竖起一道栅栏说，“这片领土是我的，而且是我一个人的”，一切紧随其后的统治形式和再其后的灾难都变得不可避免。我们看到，这种把“产权”（property rights）作为社会基础和社会权力基础的执念，是一种独特的西方现象。的确，如果“西方”有任何真正的含义，它可能指那种以该术语来定义社会的法律和知识传统。所以，如果我们要开始一场稍微不同的思维实验，就最好从这里开始。当我们说封建贵族、地主乡绅的权力建立在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来打破空谈的抽象或高尚的自命，以解决简单的物质现实。例如，19世纪英格兰的两大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思想争锋的某一方。市场自由主义的某种概念与传统的某种概念相互对立。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说，辉格党代表的是商业阶级的利益，而托利党代表的是地主的利益。确实如此，不可否认，然而，我们可能会质疑，“土地”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本身是具体物质的前提。换句话说，土地财产并不是“土壤”、“岩石”、“草”。这是一种法律上的理解，它通过道德和暴力威胁的微妙混合来维持。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完美说明了耶林所谓“国家在领土内垄断暴力”的逻辑（只是在一个比民族国家小得多的领土内）。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这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最终，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都归结于是否有人最终会被命令用武力赶走你，如果有人被命令了，那么一切都归结于这个人是否真的愿意服从命令。革命很少在公开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革命者获胜，通常是因为派去镇压他们的大部分人拒绝开枪。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财产就像政治权力一样，像毛泽东说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来自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的忠诚度？并不是，至少不准确。为了说明为什么不，并继续我们的思想实验，让我们举一个不同性质的例子。如果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戴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项链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她不仅是在炫耀她的财富，也是在炫耀她对暴力的掌控力，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如果没有一支武装的私人安保部队的存在（不论是否抛头露面），她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各种产权最终都离不开耶林所谓“武力”的支持。但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突然变得刀枪不入，会发生什么？假设他们都喝了一种药水使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他人。金·卡戴珊还能保留自己珠宝的独享权利吗？好吧，如果她太经常炫耀，也许就不会了，因为肯定会有人把它抢走。但如果她平时把它藏在一个保险箱里，她当然还是可以做到。保险箱的密码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此，还有第二种方法可以确保一个人能够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权利——对信息的控制。只有卡戴珊和她的亲信知道钻石存放在哪里，知道她可能什么时候戴着它们露面。这显然适用于所有最终由“武力威胁”支持的财产形式——土地财产、商店里的商品等等。如果人类不能互相伤害，就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的东西拥有绝对神圣性，也没有人能够捍卫它不受“全世界”的侵害。他们只能排除那些同意被排除的人。至此，让我们把实验更进一步，想象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喝了另一种药水，使他们都无法保守秘密，也无法伤害他人的身体。获得信息和武力的机会现在已经平等了，卡戴珊还能保留她的钻石吗？有可能。但前提是她要设法让所有人相信，身为金·卡戴珊的她，是如此独特而非凡的人，因此就应该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东西。于是，我们提出三条原则——控制暴力、控制信息和个人魅力。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的三个基础。暴力威胁往往最可靠，所以它成为世界各地统一法律制度的基础。个人魅力往往最短暂。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存的。即使在人际暴力很少发生的社会中，人们也很可能发现基于知识的等级制度。甚至这些知识是关于什么的都不重要，也许是某种技艺（比如炼铜或使用草药），或者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完全无稽之谈的东西。今天，在非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人们保留着非常复杂的入会仪式，需要官僚制度的管理，入会者逐渐被教导越来越高级的神秘知识水平，但这些社会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等级制度。即使在没有这种知识等级的地方，个体差异也总是存在。有些人会被认为比其他人更有魅力、更有趣、更聪明、外表更有吸引力。这总是会产生某种不同。即使在制定了复杂的保障措施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群体中，人与人的个体差异也是存在的。我们发现，平等主义的精神可以有两个方向。它可以完全否认这种个体性，坚持认为人们应该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人；或者可以用某种方式来支持个体性，每个人都如此不同，以至于任何综摄都无法想象。毕竟，你如何衡量最好的渔夫与最尊贵的长者？又如何评估他们与最会讲笑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极端个体”可能会坐拥高位，甚至成为领导人。我们可能会想到努尔人（Nuer）的先知，想到某些生活在亚马逊丛林的萨满，想到马达加斯加的占星术士。这样的角色如此不寻常，以至于很难将他们的权威转化为任何一种持续的权力。这三条原则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担忧，主要因为每一条都已成为如今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对暴力的控制显而易见。现代国家是“主权国家”，它们拥有曾经由国王拥有的权力，如今转化为在领土内合法使用强制武力的垄断权力。从理论上讲，真正的君主行使一种高于和超越法律的权力。古代的国王很少能够系统地执行这种权力。我们看到，他们所谓的绝对权力只在于，他们是唯一能够在方圆数百里内实施任意暴力的人。在现代国家中，同样的权力被放大了数千倍，因为它与第二个原则相结合——官僚制度。早年间，研究官僚制度的伟大社会学家韦伯就注意到，行政组织总是基于对信息的控制，也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官方机密”。所以特工可以成为现代国家的神话象征。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拥有“杀人执照”，他将魅力、秘密和使用不用负责的暴力权力结合在一起，并由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提供支持。主权与储存、统计信息的复杂行政技术相结合，给个体自由带来了各种威胁。这造就了监视国家和极权主义政权。然而，我们总是保证，这种威胁可以被第三个原则抵消——民主。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至少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确实应该是民主国家）。然而，在现代国家中，民主的概念与古代城邦议会的运作方式非常不同，后者需要对共同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相反，我们所知的民主只是一场赢家与输家之间的游戏，而我们其他大部分人都沦为旁观者。如果我们要为现代民主寻找一个古代的先例，我们不应该转向雅典、叙拉古（Syracuse）和科林斯（Corinth）的议会，而是转向英雄时代的贵族比赛，比如《伊利亚特》（Iliad）中描述的那些比赛，充斥着无尽的痛苦、竞争、决斗、博弈、恩赐和牺牲。希腊城邦的政治哲学家们根本不认为选举是选择公职候选人的民主方式。民主的方法是抓阄或抽签，这很像现代的陪审团职责。选举被认为属于贵族模式，而贵族意味着“最好的统治”，允许平民决定在出身良好的人中谁才是最好的那一位，但这里的“平民”更接近旧式英雄贵族制度中的家臣。在这种情况下，出身良好仅仅意味着所有那些有能力花很多时间玩政治的人。正如暴力、信息和魅力决定了社会统治的一样，现代国家被定义为主权、官僚制度和竞争性政治的结合。因此，我们似乎很自然地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历史。但是，一旦我们试图这样做，我们就会意识到，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应该把这三项原则放在一起，毋宁说我们今天期望的政府了。首先，这三种基本的统治形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起源。我们已经在古美索不达米亚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最初河谷的官僚商业社会与山区的英雄政治之间维持着紧张的关系，他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奇观竞赛来争夺侍从的忠诚。反过来，山区的人拒绝行政管理的原则。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即使在王室的统治下，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也获得过任何真正的领土主权。因此，我们距离现代国家的雏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换句话说，它们根本不是耶林理解的国家，况且仅仅以主权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路易斯安那州，纳奇兹人（Natchez）的村庄里有人是“伟大的太阳”，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下达处决令，也可以随心所欲征用物品。但当“伟大的太阳”不在身边的时候，村名们也不理会他的存在。东非尼罗河流域的希鲁克人（Shilluk）也有类似的例子。国王对他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也没有任何类似于行政机构的东西，可以将他的主权转化为更稳定、更广泛的东西，也没有税收系统。当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争论古代秘鲁或中国的国家起源时，他们只是向后投射一些相当不寻常的元素组合。通常，他们试图找到像主权权力这样的东西，以及这种东西与像行政系统这样的东西结合的时刻（竞争性的政治领域可有可无）。例如，前几代学者讲述了人类政治演变的标准故事——国家产生于管理复杂灌溉系统的需求，导致人口和信息大量集中。这就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最终又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来自古代欧亚大陆的证据指出了一种不同的模式。城市行政系统激发了一种文化上的反作用，争夺不休的高原王族（从城市居民的角度看是野蛮人）最终导致其中一些王族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权力，并使其系统化：这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过，比如美索不达米亚，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是这条路径通往“国家”的唯一方式。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通常是在危机时刻），这一过程可能始于魅力型个体的跃升，成为至高无上的角色，这些人激励其追随者与过去彻底决裂。最终，这些有名无实的领袖拥有了一种绝对的权威，又最终转化为一种官僚角色和办公室制度：魅力型政治->主权->行政系统
我们在这里挑战的不是任何具体观点，而是挑战目的论。所有这些描述似乎都假设，这一过程只有一个可能的终点——国家。这些不同类型的统治以某种方式或早或晚地结合在一起，迈向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这种形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方。但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在此，我们要看看如果不带入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么世界上最早一些王国和帝国的历史将是什么样子？除了国家的根源，我们还将把类似“文明的诞生”或“社会复杂性的诞生”这样模糊的目的论概念放在一边，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实际发生了什么。大规模的统治形式最初如何出现？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它们与延续至今的社会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先来看看“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的少数案例，哪怕最执着于定义的人也会同意它们是某种形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