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的成功后，刘作虎说一加手机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风险 | 创始人说
小米之后涌现的无数“互联网手机”新品中，一加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
昨天上午，2013 年年底成立的新品牌“一加”在北京和旧金山同步召开发布会，发布了新手机“一加手机 2”。定价 1999、5.5 英寸的屏幕、高通 810 处理器、指纹识别……一切都不错，但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你都能听到一款一切都不错的国产智能手机出现。
和其它相似定价的中国智能手机不同的是，“一加手机 2”发布不到 1 小时，20 多家海外科技媒体的报道就纷至沓来，并且评价极为正面。提前拿到手机的老牌数码博客 Gizmodo 将一加手机 2 称为“非合约机的最佳选择”，而知名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的标题更是夸张——“一加手机 2 拓展了旗舰级的低价边界”。
自 2014 年 4 月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至今的一年多，一加称自己已经卖出了超过 150 万部，当中 60% 销量来自海外，尤其是欧美和印度地区。
2011 年，小米用线上销售模式带来高性能低配置之后，同样采用电商渠道售卖手机的新兴品牌层出不穷，但今年还活着并且商业表现称得上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加这一家公司。
是什么让一加成为特例？发布会之后，一加的创始人兼 CEO 刘作虎在会场楼上的一间咖啡厅里接受《好奇心日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一加的起步以及他接下来想做的事。
一加是怎么火起来的？
采访中，刘作虎不时拿起桌上的一部“黑杏”后盖手机为我们做演示，这种木制后盖是一加 2 提供的 5 种选择之一。
“这个后盖是我们找一家国内厂商做的，老板很有意思，就是那种不投气就不给你做产品的人，”介绍后盖生产厂商“新秀”时，刘作虎这么说道，“你仔细看我们这个后壳的材质，就会发现有种木的厚重质感，不是那种像其它厂商用的很薄的贴片。”
一加手机的硬件做工、材质和设计细节，是刘作虎每次发布会上最爱谈的话题。在上一代产品上，一加是最先订制的竹质后盖的中国品牌，并在发布会上将手感作为重点来谈。
但一加最早受到的关注，让国内外媒体和用户在摸到手机前便认真对待这个新兴中国手机厂商的并非是材质迥异的后盖，而是一加与 Android 定制手机系统 CyanogenMod（一般简称 CM）的合作。
“有人说一加一手机的成功是因为 CM，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刘作虎回答得很坦然。
2008 年成立的 CM 是一个 Android 版本优化和修改的爱好者团队，由于很早就开始改进 Android 系统的问题，CM 在国内外 Android 手机玩家圈名声不小。2013 年开始，CM 开始商业化尝试，刚成立不久的一加就成了它们最早的合作厂商。
“当时很多事都没谈的很清楚，比如一加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产品怎么办，CM 知道我们以后一定会有自己的软件系统。但最后我们双方决定先干了再说。”刘作虎说。成立之初，一加只有 20 多人，无法同时兼顾软件和硬件开发。这时候，刘作虎决定将软件通过合作的方式交给了 CM 团队。
而 CM 的加入，让一加手机在产品面世之前就获得了不少媒体和 Android 开发者的关注。在 2014 年 3 月开始，CM 的创始人史蒂夫·科恩迪克（Steve Kondik）就频频为一加手机做宣传，不仅在社交网站 Google+ 宣布双方的合作并且称赞刘作虎、在 YouTube 上提前发布一加手机的开箱视频，他本人还在一加发布会当天到北京给刘作虎站台。
在 2014 年 4 月第一代一加手机发布后，不但有数字媒体 The Verge、Gizmodo、TechCrunch 的报道，连老牌的《连线》、《时代周刊》都给予了正面报道。《纽约时报》去年 10 月一期商业版头版关于一加的报道标题是《一部手机的低价与高期望》。而早已经成长为巨头的小米直到那年年底才得到同等关注。
不过合作维持了不到一年，CM 就在 2014 年 12 月转而与印度最大的手机厂商 Micromax 合作，并宣布未来将支持更多手机硬件，直接挑战 Google。那是 2014 年的 12 月，不久后，一加和 CM 的分手消息也正式宣布了。
据刘作虎回忆，在 2014 年年中，一加就在开始组建自己的手机软件团队。到 2014 年 10 月，刘作虎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国内的设计工作室 eico design 的创始人许士彦，双方在次月开始合作一加手机 2 的软件设计。
差不多在同时，另一个美国 Android 系统订制小组 Paranoid ROM（简称为 PA ROM）创始团队陆续加入一加。刘作虎说：“他们很多人都是降薪来我们这里工作的，人都比较理想化。，
不久，一加在台湾新设了一个研发中心，新组建的软件研发团队主要在那儿工作。谈到为什么选择台湾，刘作虎称自己觉得那里互联网公司比较少，工程师相应的比较能沉下来做一个技术。
就这样，一加重头开始做软件。尽管刘作虎要求在 2015 年 3 月份就拿出第一版新系统，但这个组建不久的团队只够时间做出来带重力感应动画的“一加天气”应用，虽然反响倒也不错。
今年 5 月底，这个组建了小半年的团队就拿出了第一个完整作品“氢 OS”的内测版——使用 Android 5.0 开始的设计语言 Material Design。用刘作虎的话说，氢 OS 是一加手机差异化的一部分。
一加的“差异化”
“你看，比起那些背景花里胡哨，应用又很多很杂乱的界面，我这个难道不会更简洁舒服吗？”刘作虎指着他手上一加手机 2 的氢 OS 界面。
氢 OS 的首屏的确看上去更简洁，主要的原因在于两个：限制了用户换全屏幕的壁纸，还拿掉了屏幕底部的 Dock 栏。取而代之的效果是，屏幕被分成了两个色块，上方 33% 空间的“氢视窗”，这是用户唯一个性化定制部分，另外三分之二空间则是整齐的 9 个应用，纯色背景根据用户使用的壁纸颜色而变化。
被刘作虎取消掉的 Dock 栏曾是 iPhone 的经典设计，然后被 Android 操作系统沿用至今。你也许听过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上乔布斯经典的“三段法则”：乔布斯说他要做三样东西，一个手机、一个宽屏幕的 iPod 以及一个互联网浏览器。而第一代 iPhone 底部的 Dock 便默认放着对应的四个应用：电话、邮件、浏览器、音乐。
一加取消 Dock 是因为设计团队觉得，人们常用的应用已经不再是三四个，固定四个没有道理。
“我们认为现在的智能手机市场不是只有像 iPhone 一种样子，而是百花齐放的，因为用户的需求很个性化。”刘作虎说道。在他看来，氢 OS 是一加手机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的重要部分。
差异化是今天每个 Android 手机厂商都在追逐，但又非常难以得到的东西。
2008 年，Android 刚到来的时候，市面上有苹果、微软、诺基亚、Palm、黑莓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软件操作系统。手机设计也异常丰富，触屏、滑盖、翻盖、直板键盘机、有 26 键的直板键盘机……
而今天只有两个操作系统还受关注——Android 和 iOS。而诸多 Android 厂商推出的手机也都是像平板一样的造型，只是细节有别。甚至在选择内部硬件的时候，能选的也非常有限，处理器二选一、摄像头基本索尼、玻璃只有康宁……
没有差异最终意味着越压越低的价格战，在价格战中，只有成本控制最好、能够在足够大用户群基础上靠软件获利的厂商能活下来。
不过刘作虎认为差异依然是存在的，称每天都带在身边的手机是个人风格的代表，而这时候，差异化并不是指完全不一样的全新元素。他说：“差异化就是你的各种体验都给别人的不一样。”
“像 iPhone 现在越做越圆乎乎，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他指了指一加手机 2 后盖的线条说道，“我就是喜欢这种后盖有点硬朗的线条，和别家不太一样”。
一加手机 2 和其他手机厂商有点不一样的小细节还有不少：例如屏幕下方的指纹识别区只是识别、没有做成实体按键，这样可以保证底部几个触摸按键的手感一致。
另外，一加手机 2 侧面还有一个和 iPhone 类似的静音开关。不同的是除了静音外，它还多了一个“勿扰”选项。在勿扰档，只有自己收藏的联系人以及自己选择的重点应用才会发出提醒，陌生的电话则是静音。
而从发布会后的反应来看，这些差异化细节还是有不错的效果。提前体验手机的 The Verge、Gizmodo 都特别强调了静音按键的设计，并称赞了氢 OS 的表现。
一年多下来，一加已经通过种种不同，成功抓到海外最有传播力的极客媒体人们关注。但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最重要的是增长。第一年销售 150 万台手机对于一个新品牌是不错的开始，但接下来一加将如何增长？
一个保守的互联网品牌如何快速增长？
谈及未来增长的问题，刘作虎谈到最多的东西却是风险。
一加另外一位创始人裴宇早先公布的 300-500 万年度销售预期。但采访中，刘作虎称“这只是我们内部定的量，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会卖出去多少。”
作为推出第一年，一加 150 万的销售表现堪称出色，但刘作虎在扩张的策略上依然表现的很保守。
每周，刘作虎都会和制造商开一个线下的产销会，评估未来两个月生产计划是否需要调整。而他下订单的依据，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一加用户们购买使用的邀请码使用数字——一加是首个将国内这种“邀请码”制度也用到海外预定的智能手机厂商。
而在决定每周生产数字的时候，刘作虎的原则是 80/100。
“宁愿卖少了也不能卖多，我们自己觉得能卖 100 万部，就下 80 万的单，”他说道，“20 万，按照每台 2000 元算，就是 4 个亿，如果卖不掉，那么这些手机处理的时候就是废品的价格。”
因为这种保守谨慎的态度，刘作虎去年放弃了一个来自韩国运营商的 50 万订单。当时谈判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运营商答应了手机交付时一次付清全款，但刘作虎还是担心可能会出现的后果，他回忆说：“因为我要提前三个月备料，万一运营商这边出现了什么问题，公司就砸在手上了，我们还不够强大。”
在西欧和美国市场，运营商是手机销售的绝对主导，而一加在全球范围还没有跟任何一个运营商合作。刘作虎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跟运营商谈条件的地步。当被问及一加所指的不够强大是否是担心运营商给一加手机强制安装应用影响体验，他摇摇头说，“应用还是其次，更关键的是账期。”
“账期”，或者说做生意什么时候发货、什么时候收钱是每个做实业的商人都惦记的事。但面对互联网公司创业者，你听到的一般会是如何烧钱拉用户、或者发掘新的商业模式。
“稍有不慎，公司是很容易垮掉的。”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刘作虎多次谈到这个观点，他说：“我觉得创业者不应该看《从 0 到 1》，要去看看《创业维艰》。《从 0 到 1》看到 1/3 我就看不下去了，里面都是教你去抓机会、做垄断，但 100 个抓机会的有多少个活着？”
不过在具体到如何利用互联网降低成本、保证利润上，曾在 OPPO 做过很多年 DVD 的刘作虎又是另一种保守。
砍掉中间渠道，只做线上直销以确保利润是一加在中国和海外市场统一的做法。尽管此次发布会上一加宣布在北京、上海开旗舰店，但这些线下店更多是展示，并不是重要销售渠道。在其它地区，一加的销售主要通过自己的网站加物流合作伙伴完成。为了吸引客流，邀请码、论坛盖楼送手机等中国地区常用的互联网宣传方式也被一加搬到了海外。
此外尽管发布会上明言自己最讨厌谈论性价比，但一加在定价时并不去挑战小米多年来设定的价格认知，同配置的产品，两代一加手机都没有高于小米。相对而言，锤子以及曾经的魅族都曾试图以更好的产品卖比小米更高的价格。
回头看一年多之前的第一代一加手机发布会，刘作虎赌对了两件事：5.5 英寸的大屏幕以及海外市场。而现在，无论是大屏幕还是海外市场，一加的中国竞争对手们都已经追赶上来了。
一位海外科技博客的作者曾在 2013、2014 年来中国参加小米的发布会。去年和《好奇心日报》接触时，她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小米的安排相当不畅，但 2014 年已经有专人提供信息。很快，她自己也受邀加入小米。到 2015 年小米 Note 发布时，海外媒体报道基本是与发布会同步到来。
在一加活跃的印度地区，小米在海外品牌推广的速度明显增快。小米从 Google 挖来的高管雨果·巴拉（Hugo Barra）将印度作为重点，雷军到场举办发布会、甚至推出印度地区特定的型号 Mi4i，这家公司在印度社交网络上的声音也快速增长。而其它手机厂商，特别是联想和华为也都在印度占了一席之地。
随着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市场发展增长放缓，中国手机厂商转向海外，一加在第二年面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在新环境下，“活下来”是刘作虎对与一加手机未来成功与否的考量，他说：“未来的风险很难预测，但如果三年后一加还在的话，我相信我们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