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带出的“假新闻”讨论成了美国上周最热门的话题,他们都说什么?
假新闻之争因特朗普而起,但它和每个人都有关
马克·扎克伯格成了众矢之的。
大选结束之后,Facebook 成了不少媒体评论的指责目标,这个平台上泛滥的假新闻被认为帮助特朗普进了白宫。
一批专门制作假新闻,在 Facebook 上吸引人点击赚广告费的欧洲网站被曝光,它们大多制作关于特朗普的假新闻——没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他更受关注。
Facebook 内部,已经有一批员工也开始私底下质疑公司政策,自己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来调查假新闻对大选的影响。
过去一周,扎克伯格两度出面解释公司对于虚假信息的看法。Facebook 也调整了广告政策,不再为假新闻网站输送广告。
正在海外访问的奥巴马也谈到了假新闻问题,他说“我担心的不是某一方具体的误导和宣传,而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国内的、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的,它们让投票者难以分清真假。”
引来质疑的是这个平台的算法,它如何为每月访问的 18 亿用户提供内容。
Facebook 不完全根据时间排列信息。它会记录并分析用户的行为方式,给你展示你更可能想看的东西。那些你看了标题就不想点进去的东西会出现得越来越少。
关于这个算法的讨论不只停留在假新闻,还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它是不是导致了大众的分裂。
在算法的影响下,人们不太看得到意见相左的人和信息。
它的影响也已经超越了美国总统大选,今天越来越多的信息获取渠道都在效仿 Facebook。你的微博时间线也早就被新浪根据你偏好整合过;你每次的点击、或忽略一条新闻,都会影响今日头条日后的推荐……你的行为,经过科技公司的算法,生成了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互联网世界。
假新闻的讨论从互联网的出现就开始。到社交网络时代,互联网公司彻底取代媒体决定你看到什么。美国大选只是新旧守门人冲突的爆发。
你究竟该看到什么信息?谁来定义信息是否“真实”?是媒体、科技公司、政府还是直接交给用户自己?
美国大选将这个暂时可能找不到理想解决方案的问题又提了出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各方的声音。
《经济学人》:科技公司应该修改自己的算法,避免“过滤泡沫”
关于假新闻事件,《经济学人》的编辑汤姆·斯坦德(Tom Standage)在最近的播客节目中做了一次回顾。
他认为,科技公司的问题不在于平台上泛滥假新闻,而是“过滤泡沫”,就是你只看到那些你“爱看”的东西,最终,这些东西让每个人有了自己的个人互联网。
为什么媒体说假新闻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
斯坦德: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特朗普赢了总统竞选,因为 Facebook 这些平台上有假新闻”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个陷阱,事情没这么简单。
假新闻确实是个问题。就这次事件来说,一个位于马其顿的假新闻网站发了很多题材广泛的假新闻,特朗普和希拉里的也在其中。
那些关于特朗普的假新闻吸引了很多特朗普支持者的关注,因为很多人点击,所以就被 Facebook 算法判定为热门,或者“最佳内容”,上了热搜话题。Facebook 就将流量导到这个假新闻上去了,假新闻网站从中赚大把广告费。
但可以看出来,这些网站做假新闻的目的是因为钱而不是政治。因为他们一开始对于要生产什么假新闻还是很摇摆不定的,他们只想要吸引流量。当时大选正在进行,所以他们就利用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看什么能带来更多的流量,就发哪种假新闻。
科技公司的问题在哪里?
斯坦德:他们在大选之后才宣布不给这些假新闻网使用广告产品,这也是他们被批评的原因。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只是禁止使用广告产品,而是时间线里完全不显示这些假新闻内容。
对这些平台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判定哪一个新闻源是可信的”,这不仅是一个数据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的方法是:《纽约时报》看起来比较可靠,人们看起来都去点击它,后来也没有人抱怨是假新闻。但这真不是一个系统。想象一下,Google 和 Facebook 都引入了这个筛选机制,民主党支持者说福克斯是个不可信的新闻源,共和党支持者说《纽约时报》不是可信的新闻源……那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让人们来投票决定这个事情然后生成一个算法。
这就是 Facebook 的问题所在了。
Google 的排名系统能否更好地处理假新闻?
注:Google 判定内容质量的方法,不仅看网站内容的“基本数据”,更重要是“元数据”(meta data,可以理解为“描述资料的资料”)。
斯坦德:但 Google 的问题是,他们判定信息的标准不在于信息是否“准确”,而是人们是否点击它,他们是否停留在这个页面足够久,所以这个网站价值如何。
一个很明显的倾向性问题是,到底 Facebook 和 Google 想要什么?而社会更广泛意义上来说需要什么?
Facebook 也设立了一个目标,但它解决问题的尝试是个悲惨的失败。它的人工审核的热门话题一开始被说是有偏向性,所以他们用算法来替代了人工,然后热门话题上就出现了假新闻了。
算法质量有问题这是当然,但更重要的是,Facebook 最终的目的是,它想让你始终留在他们的平台上,让你的行为尽可能的有粘性。
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要给你喂那些你可能会看得很投入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根据你之前的行为推荐的。这意味着这些东西可能是这些:你朋友发的东西,你说你感兴趣的东西,还有那些你之前看得很投入的东西。
缺点就在这里,这些你很爱看的东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这只是你“看得很投入”的东西而已。因此,你只会被投喂一些和“你之前看得很投入的资讯”相接近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没有听到那些跟你意见相左的消息,你也不会看到挑战你价值观的内容,Facebook 让你存在一个“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里面。
所以对于过滤泡沫,解决方法是什么?
斯坦德:有一些可以沿用质量筛选,有些可以用人工编辑推荐,还有算法推荐结合起来,但这个系统怎样能不被控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滤泡沫这个词汇的创造者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说,你就应该在时间线上强制加入一些人们不感兴趣的内容,例如叙利亚新闻。但我不觉得那是答案。
Facebook 也可以这么做,在我的偏好,如音乐、电影、美食的基础上给我推荐和我品味接近,但政治观点不太一样的人,或者机构账号,让我去看看它们都在关注什么。
这事情很奇怪,我们之间连接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容易,但在英国,我们分裂成了支持脱欧和不支持脱欧的两群,美国也分裂成两群人。这分裂的两群人里面,很少人认识另一边的人,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对于科技界的挑战,是怎样不让这个过滤泡沫变大。
科技批评家尼古拉斯·卡尔:科技公司做不好信息“守门人”,它们也不想做
著有《浅薄》、《玻璃笼》等科技反思书作的等专栏作家尼可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博客认为,Facebook、Twitter 等新媒体赶走了信息等“旧守门人”,但新的守门人不一定更好。
来见见我们的新守门人,比旧守门人更糟糕
尼可拉斯·卡尔:我们想要从限制中解放出去,直到这些限制提醒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创造这些限制。
很久以前,也没有多久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主流媒体”,它们派遣很多的记者、编辑还有事实查证者,去给我们过滤新闻。我们渐渐对这些“守门者”很愤怒,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的过滤系统限制了我们阅读和眼光。它们这群精英,在市场不确定性中获得霸权,在信息的流动中植入它们自己的价值观。它们是“反民主”的,把我们变成了被动的听众,媒体内容消费者。
然后互联网来了,信息像洪水一般涌进门,将这些“守门者”都卷走了。我们为自己解放了过滤系统庆祝着,我们赞美着“新媒体”带来的民主化。那原来被看作是听众的人们重新掌权,在他们用手指一挥中夺取了精英记者的权利,成为新秩序中的领头者。“你曾经是新闻的编辑,选择什么东西能上头条。现在我们自己编辑新闻,我们选择什么自己的头条和版面。”
“这也意味着媒体现在在人民的手中了”,另外一个庆祝者说。
所以每个人都能控制、创造、推广、传播,搜寻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并与之交互。进入媒体的门槛已经没有了。媒体本来像一个单向的管道,现在成了一个公开的泳池……今天,人们在挑战和改变媒体……但明天,他们会挑战政治、政府、市场营销、教育。这不仅是一个媒体变革,尽管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影响。这是一个连锁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权威人士是对的,旧媒体消解了,“我们”夺回了控制权,尽管更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公众控制的媒体“公开的泳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化粪池;“我们自己的头版头条”充斥着假新闻,而“连锁反应一般的变革”则将我们自己导向了混乱、无知、耻辱和错误信息道路。现在,我们把最后一根稻草放在了那群冲破“旧守门人”的骇客手里——Facebook、Google、Twitter,让它们成为我们的新守门者,尽管这些平台并不适合,它们也讨厌成为这样的角色。
人类编辑原本周到但有缺陷的判断被取代,我们走向的是这样一个未来:一套程序员编写的秘密算法,这套算法有着一个强大的系统可以屏蔽冒犯言论以及我们不同意的观点,而算法的背后都是合同审核者,在企业律师的指引写出来的。
这个没有那么伟大的数字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再一次虚心地吸取过去的教训,用更快的速度,把希望、失望和我们祖辈的妥协重新拾起来。
历史就是一张不断循环的 GIF 图。
右派媒体 The Hill:让科技公司或者政府来定义“假新闻”,这事情很危险
政治新闻网站 The Hill 是一个稍微偏保守的新闻机构。而在假新闻事件上他们的观点也和主流媒体机构不一致。
编辑 Kristin Tate “假新闻事件”并不是真假本身,而是跟政治倾向有关系。
Kristin Tate:“主流媒体”和自由派人士并没有为这个尴尬的、大型的失败负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假新闻网站,然后说 Facebook 在大选期间充斥着假新闻。
最近一周,主流新闻网站发表了数不清的反思文章,标题大多都是这样子的:“ Facebook 假新闻对于政治是灾难”、“Facebook 如何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还有“Facebook 假新闻正在威胁民主”……
Facebook 经常在时间流出现假新闻吗?是的。但 Facebook 应该行动起来,去掉某些内容的网页吗?Kristin Tate 说,她觉得绝对不行。
“怎样定义‘假新闻’这事情已经相当棘手——还要允许 Facebook,一个第三方机构,或者更糟糕,比如说政府,来给我们下定义,这事情很危险,因为这会让双方的激辩停下来。”
“举个例子,一个在 Facebook 上否认气候变化真实性的媒体,是不是假新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清楚。市场应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在我们的时间流上。”
Kristin Tate 很相信,传播假消息的账号,市场自己会惩罚他们:“那些假新闻的 Facebook 页面会失去他们的信誉,以及他们的读者。我们不需要 Facebook 去惩罚这些作恶者,因为用户会自己做这件事情。”
她更倾向于认为,主流媒体抱怨的“假新闻”,其实跟政治倾向更有关系:
“但最近的‘假’新闻事件,并不是真的关于假新闻,而是关于一些更阴暗的事情:人们想让那些不是左派的新闻或者意见静默下来。看看《纽约杂志》最近公布的假新闻网站黑名单吧,几乎所有引述的例子都是保守派的网站。”
流言粉碎网站负责人:不是社交网站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媒体失去了信念
流言终结网站 Snopes 管理编辑 Brooke Binkowski 相信,Facebook 假新闻问题,不能怪罪在大众的传播。
“不是社交网站的问题,人们正在寻找一个发泄对象。另类右派人士当权,所以人们找发泄对象这事情最近都不会结束。”
Brooke Binkowski 认为,假新闻事件的根源更阴暗。假新闻标题一般很耸动,稍有见识的读者很容易分辨出来。但问题是现在人们普遍不信任媒体:
“但目前的问题是,大众广泛对媒体机构失去了信念——所以没有任何媒体机构被当作是可信的。”
Binkowski 觉得新闻现在赚钱不容易,很多媒体机构资源越来越少,所以这些媒体的记者要“正确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你已经在写到今天的第五条新闻,你头上的编辑也被开除了,没有什么事实查证的措施,你只能自己 Google 获取信息,也没有什么学术杂志和其他专业资料来源——你完全可以毁掉这个新闻故事。”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当生活没有进步,人们就开始怀疑专家
假新闻事件的背后更大的变化是,大众对专家失去了信任感,无论那是传统媒体机构、政府机构还是专业人士。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工作了 18 年的政治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认为,这事情可以从美国联邦储备委会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说起。
1990 年代,格利斯潘被媒体业界看做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和“巫师”。他帮助制定的政策让美国通胀降低,让美国经济好转,虽然这里头带有一定的幸运成分:适逢中国改革开放,成为生产大国,所以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可议下调,通胀也更好控制。
但无论如何,他的成功曾经让他在经济政策上有极大的话语权。
但他的继任者,珍妮特·耶伦(Jante Yellen)却失去了这样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她的经济政策也像格利斯潘那样轻易被信任。
以下内容,翻译自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最近在播客中和彭博社记者乔·韦森索尔的对谈:
为什么人们不相信专家了?
马拉比:基本的原则是,专家或权威人士发布数据或结果的时候,人们本来很乐于相信他们。但当生活没有什么进步,人们就会对权威人士很生气,甚至问说,“到底是谁把这些人选上去的?”
停滞的中产阶级生活标准,还有不确定的未来,已经将人们导向了怀疑论。例如在 90 年代,人们对于科技只有好话,关于硅谷、个人电脑、光学纤维电缆等等。现在你去看关于科技的新书,更多是关于人工智能掠夺我们的工作,对于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负面观点更彰显了人们缺乏安全感。
马拉比:就总统大选为例,20 世纪的前 75 年,科技帮助建立总统选举权威,你有电台和收音机,可以让罗斯福来做炉边谈话,电视网帮助了肯尼迪成功当选。
但里根成了第一个想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讲话而被拒绝的总统,因为当时电视网络正在和有线电视竞争。有线电视之后,是播客,然后是社交媒体,随着沟通渠道越来越民主化,总统选举从一个一对多“大讲坛”形式,变成了“子弹讲坛”互相交火的模式,这对于专家和权威人士目前面对的问题。
我今年有参与了一个伦敦公司的初创过程。我们有一个网站,专门做英国脱欧公投期间的事实纠错系统。人们热爱传播各种假信息,而我们尝试最快速度去修正这些假信息。但人们更爱扭曲现实,他们会忽略我们更正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是我们一个专业的团队用了很多精力、技术手段去传播的。如果人们刻意去忽略而且制造假消息,继续制造假消息,你能做什么呢?
在传统媒体失势的情况下,政府机构工作会更困难吗?
马拉比:在 90 年代,格林斯潘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99.99% 的声音来源,如果机构里面谁想要对大众发声,他会阻止他们,这方面他非常严苛。而继任者珍妮特·耶伦(Jante Yellen)是个更民主化的人,她允许她的同事们向公众发声,所以中央银行里里面,少于 50% 的声音来自于耶伦本人。
我觉得这是个错误。
因为社交媒体满是噪音,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力声音,其他声音可能会被淹没。尽管我是个英国人,但我在华盛顿做了 18 年的记者。以前我喜欢嘲笑我的同事,说 18 世纪美国的宪法是对付“君主专制”的好方法,但在 21 世纪,这套宪法变成了糟糕的主意,因为“制衡”到处都是:媒体在攻击你,智库团、说客推测你所话的隐含意思,社会的本质在日益多极化,所以机构更需要将权力统一到手里,减少分裂。
人人都在一个公开的“信息版”上
彭博社的记者乔·韦森索尔(Joe Weisenthal)的观点更激进:
韦森索尔:另外一个因素是,媒体的本质改变了。
社交媒体、自媒体正在打破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在 90 年代,我们唯一看到对艾伦·格林斯潘的批评,并不是在 WSJ、CNBC 或者 CNN 上,而是在股票论坛,当人们看到股价下跌就会抱怨他。现在,所有人都在这种“公开论坛”上了。
我们有无限多个信息源,人们可以据此塑造自己的“现实”,或者说个人的、更窄的所谓现实。在媒体时代捧起来的专家,他们并没有原来那样一下就获得整个体系的支持。
大家都热爱“透明”和“公开”,但每个人都有话语权了之后,透明公开这种“好事情”的末日也来到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事情实际的利益了。
他曾经在人艺做了 10 年话剧导演,现在拍了流行网剧《法医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