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早已打破了国界，谁是新时代的“世界公民”？他们又该做什么？
所谓世界公民，就是不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公民身份自居的人。
奈杰尔·沃伯顿（Nigel Warburton）是一位作家、哲学家和播客播主。他最近发表的一本专著是 2011 年出版的《哲学简史》（A Litt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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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出版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在这本书开头的部分，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这本书既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迪达勒斯象征着乔伊斯自己——译者注）打开地理书的扉页，审视着自己写下的东西：
斯蒂芬·迪达勒斯——基础班——克朗戈斯伍德学校——沙林斯村——基德尔县——爱尔兰——欧洲——世界——宇宙
毫无疑问，我们绝大部分人在孩童时代都会按照从小到大的逻辑顺序在本子上写下一串类似的地址。可是对于一个真实的地址而言，迪达勒斯写下的最后两个条目明显是多余的。恐怕只有外星人从母星向其他宇宙寄送明信片时才会加上这样的地址。从广义角度而言，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或者说，我们至少都算得上“世界居民”。
可是作为成年人，我们通常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思考身边环境之外的其他地方。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祖国在地理上定义了我们，而我们的家庭、朋友、熟人主宰了我们的对社会的思考方式。如果谈及宇宙，那可能是从天文学或者宗教学的角度出发。人类是从具有社会属性的猿猴进化而来，而这些猿猴的社交行为规模都很小。因此，我们只将重点和精力聚焦在身边的环境中，而不会放眼全局。如果他人距离我们比较远，或者存在感比较弱，那我们便很难去关注他们的情况。即便电视新闻称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饱受饥饿之苦，我受到的触动依旧不太深。相比之下，反而是周边街区发生的一起暴力事件给我带来的影响和震撼最大。
我们之所以能够生活下去，有一个因素很重要：我们能轻松控制自己，从而不去想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苦难与悲凉。即便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个沉重的问题，大部分人也都是平心静气，感觉“事不关己”。作为一个物种，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一群猿猴的复数形式会是“精明机灵者”（shrewdness）这个词。
但是如果回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我们会发现社会上存在一个传统：鼓励人们不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公民身份自居，反而应该将自己当成世界公民。率先倡导这股思潮的便是锡诺普（Sinope，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古怪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有时候，人们也称他为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有些人会把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和后来的同名者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搞混。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于犬儒学派第欧根尼的生平记载是至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实际上，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位第欧根尼之所以出名，原因在于出身银行家家庭的他放弃了所有世俗的财产，而是以乞讨为生。他住在一个木桶里，每天会将木桶从一个地方滚到另一个地方。人们称他是“狗”，而希腊语则用犬儒主义者（Cynic）一词来称呼他。他在剧院排泄，在公众场合手淫。有的年轻人会冲他发出狗叫，投掷骨头。为了应对这种嘲讽和戏弄，他会翘起腿冲着这些年轻人撒尿。第欧根尼绝对是一位哲学家，不过算得上一位古怪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也因为自己的古怪而受到后世尊敬。但是今天，我们也许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他：他既是一个爱讽刺挖苦的喜剧演员，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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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以充满创造性的行为传播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且对这种做法充满信心。他不仅告诉人们自己的想法，更是以实际行动做给人们看。当柏拉图（Plato）向一群渴求知识的学生讲解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时，第欧根尼则挥舞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并大声喊道：“看啊，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人！”柏拉图称第欧根尼是“疯了之后的苏格拉底”。第欧根尼曾经在白天的时候游荡于雅典的集市之中，打着灯笼，宣称自己想要寻找一位诚实的人。当然，他永远也找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去他家（那个木桶）拜访他，并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第欧根尼对这位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说：“麻烦挪一下，你挡住我晒太阳了。” 听闻此言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生气。他说如果自己不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么情愿成为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回答说：“是的。如果我不是第欧根尼，我也想成为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也许是第一个犬儒主义者，但他的愤世嫉俗却并没有充满残酷无情的否定和愤怒。与现代犬儒主义者不同，第欧根尼身上有着深刻的理想主义情节。当被问及来自何处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实际上，他用 kosmopolites 这个词形容自己，而这也正是今天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一词的来源。严格来说，他这样的回答表现出了自己对于宇宙的忠诚。
不过，世界主义者一词经常被翻译成世界公民。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听起来有些刺耳：在古希腊人心中，身份感、安全感和自尊的来源应该是对于自己城市和国家的忠诚。
但是，第欧根尼不仅仅是想要蔑视正统的主流思想，也不仅仅是想给身边的人带来震撼。他的宣言是内心想法的体现：把大自然（宇宙）当作人生的方向，而不是将自己局限于某个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受制于特定城市或者国家专制的法律。宇宙有着自己的规则。相比被本地风俗束缚，每日向社会地位高的人卑躬屈膝而言，第欧根尼选择对全人类负责。他忠于人类的理性，因为不关心财富和权力而实现内心纯洁无暇。与苏格拉底一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他对现状感到不安。
如果仅仅把第欧根尼这种稀奇古怪的见解当成人类思想史上的沧海一粟，那么可能会很有趣。毕竟，他的想法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可是相反，我觉得第欧根尼的观点与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犬儒主义发展成了斯多葛学派（Stoicism）。第欧根尼思想中的世界主义观点也被古罗马时期的塞内加（Seneca）、西塞罗（Cicero）和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人发扬光大。但是直到公元二世纪，希罗克洛斯（Hierocles）才提出了理解第欧根尼基本概念的最有效的方法。他用一组同心圆进行阐释：个体自我位于正中央，由内向外依次是直系亲属、家族成员、邻居、周围的村镇、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同心圆中，最外层才是整个人类种族。希罗克洛斯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同心圆更紧密地向着圆心缩进。这样一来，我们才能从一个近乎冷漠的个体的状态出发，转化成将人类视作一个整体的状态。那时，我们每天关心的主要问题便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
希罗克洛斯靶子一样的同心圆图案形象地向那些被世界主义所吸引的人传达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来就被限定在希罗克洛斯同心圆的正中央位置，怎样才能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事实的确如此。既然将自己视作世界公民看上去如此违背天性，我们又为何愿意这样去做？
数千年来，有些宗教一直鼓励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并称这是神的意志。这些宗教认为，神要求我们承认世界上人们有一个共同的造物主，而不同地区的人们身体里也有着共同的人性。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一些宗教也一再表示世间应该人人平等，我们需要像爱自己一样博爱众生。尽管如此，信徒将自己视作神的子民，或者至少是世界的公民。在我心中，这和我理解的世界主义有所出入。
有人觉得不应该保留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而应该组建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把各个国家当作联邦下的各州。在这些人眼里，我们应该尽快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从而避免战争灾祸、环境破坏和贫穷。可是即便这样，我也不认为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极少有世界主义者认为这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最佳方式。要保证“统一”后的欧洲不发生内乱可谓难于上青天，而认为过渡到世界政府的过程不会引发恐怖主义和战争则堪称一厢情愿。再者说，即便世界政府具有现实操作可行性，很多人也不愿意看到它的成立。因为一旦世界政府出现了权力腐化，带来的影响实在是灾难性的。
对于世界主义者而言，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可以坚守吗？在我看来，世界主义者的前景一片光明。他们不应追求建立世界政府，也不应寄希望于发动基于宗教的运动。相反，世界主义者应该站在能够改变我们观点的哲学角度上，从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位置的全新起点出发。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与世界上其他人交流的性质和效率。这是老生常谈，但却又是真实的事实。想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世界？我不再依赖于国内新闻报道：我可以利用公民记者的推特、博客和 YouTube 视频了解他们的故事，我还可以像观看 BBC 一样方便地浏览半岛电视台或者福克斯新闻。以往，记者在遥远的远方发回报道的方式是被动的，只有记者能够接触到正在发生的故事。如今，我能够通过博客、邮件、Facebook 和推特与各种人互动，了解新闻中人物的点点滴滴。通过 Skype，我甚至还能和新闻主人公对话。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无须担心自己的见解被媒体屏蔽或者删减。我们能分享的不仅仅是事实和看待新闻的角度。通过贸易和服务外包等形式，我们与世界上其他人产生联系。这是十年前的我们是绝想不到的。我们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也许生活在印度，但他们能享受到便利和生活在伦敦的人别无二致。
在 2001 年出版的《Republic.com》一书里，美国法学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互联网会使人们心中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因为我们具备了筛选可获取信息的能力。这就好像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搭建起了一座防火墙将全世界隔离在外面。通过防火墙，我们只允许特定立场的信息进入生活。如他在书中所言，这就形成了一个“日常的自我”（Daily Me）。种族主义者会过滤掉反种族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不需要听到保守派的意见，拥枪者则可以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风险是存在的。即便是通过传统媒体，人们也无法获取全部信息，因为所有的报道以新闻主人公的视角展开，其带来的冲击力和即时性是间接报道所无法比拟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其规模令人惊叹。
世界上罪恶的根源便是人们无力离开“同心圆的圆心”。无法离开这个中央位置，我们也就无法想象他人的生活会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有人在被无人机追杀，有人在被虐待拷打，有人在抗议集会上被受政府控制的暴徒袭击。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窗口，使我们可以窥见我们共同的人性。的确，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超出我们愿意看到东西范围之外的事物。不过在本质上来说，互联网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与世界上其他人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都更加紧密的机会而已。如果能连上 Wi-Fi，我们就不能说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种紧密的联系是会让观点的两极分化更严重，还是会催生一种所有人都具备的新的责任感？这有待继续观察。
近些年来，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皮特·辛格（Peter Singer）和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针对人类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辛格认为，对于那些因为缺少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而饱受折磨或者不幸致死的人来说，不管他们身处何地，不管谁导致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都是可悲的。他强调称，如果这些惨剧能被避免，那么我们中绝大部分人是赞同和支持的。辛格并未将他的观点纳入世界主义的范畴，但他希望尽可能地在世界范围内缩小不幸的范围和数量。他秉持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给予那些有需求的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非给予任何人特权和优待。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辛格设计了一套实验来证明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他让人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穿着一双昂贵的鞋子路过一个池塘，这时突然听到了溺水小孩子的呼救声。即便鞋子价值不菲如此，你依旧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营救落水儿童，丝毫不去想这个过程会对鞋子造成何种影响。他在 2009 年出版的《你可以拯救的那些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一书中写道：为什么你不愿意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一点牺牲，将至少 5% 的收入捐献给慈善机构？单单这笔钱就使大量饱受可治愈疾病和营养不良折磨的儿童免受苦难，甚至可能挽回他们的生命。
世界上大约有 14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一数字差不多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解决世界各地存在的问题，关心处于不幸之中的其他人，那么我们一定会按照辛格所言去行事。即便自己有所牺牲，我们也会尽力而为，帮助他人过上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牺牲很简单：少一点去其他国家度假的时光，不买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名表和钻戒。辛格进一步表示，对于一个愿意为博物馆捐赠上百万美元以拯救 13 世纪杜乔名画的富有慈善家而言，他更应该把钱花在拯救儿童这件事上。如果一个孩子即将被烧死在图书馆里，谁还会想到要先去抢救馆中的画作呢？一副杜乔名画的钱就能够拯救一个足球场的儿童。
针对辛格的观点，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回应。其中绝大部分辛格早就预想到。但是，阿皮亚却提出了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观点。阿皮亚本人就是世界主义者（他有英国和加纳血统，但却是美国公民），他利用强大的雄辩能力将世界主义的概念解释成了和原本意义有变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他看来，所有人类都有着共同的生物学特征，彼此之间的需求和欲望也存在相似。与此同时，他在 2006 年出版的《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标准》（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一书中写道，我们应该赞美多样性的存在。换言之，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同质化，反而与其相差甚远。在他的理想里，所有人应该利用我们从何而来和属于何处这两个问题答案带来的归属感，进而平衡我们对于共同人性以及随之而来道德义务的认识。
不管我们的同胞身处何处，我们都对他们拥有意义重大的责任。阿皮亚对这样的观点非常认同。他表示我们应视自己与他人紧密相连，彼此生活密不可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辛格的想法太深入，走得太远。对于阿皮亚来说，富人有责任拿出合理份额的财产以缓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贫穷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富人需要不断捐献，直到自己相对较穷才能停止。阿皮亚表示，我们只对自己觉得公正的事物承担责任，而无需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事物负担义务。因此，西方人无需效仿第欧根尼放弃一切，过上风餐露宿的生活。他说：“如果说世界上很多人都没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显然他们的确没做到——那么也不该要求我放弃现有生活来为他们收拾残局。”
为了应对阿皮亚的观点，辛格对自己池塘假想的实验进行了一点改变。如果池塘边包括你在内有十个成人，此时有十个儿童落水，你会怎样做？如果只有你和其余四个成人跳入水中，剩下五个成人只是在岸边围观，你绝不会仅仅救起属于自己份额的孩子（一个孩子），而任由其他落水儿童溺死水中。如果你真的只救了一个，没有人会原谅你。辛格表示，我们对他人负有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我们应承担的公平合理份额。
对于世界主义来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如果你想视自己为世界公民（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要放弃大部分财产，放弃歌剧、美酒、足球直播和其他任何费用高昂的嗜好？即便辛格对我们所具备道德义务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要求人们所作牺牲也会创设一种危险：整个世界主义的观点变得毫无吸引力。即便只需要捐出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又有谁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听从他的指引呢？如何生活，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真正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对于自我满足和漠不关心的两种生活状态的严重挑战。避免这个问题的方法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允许差异的存在——比如让生活从高处死去（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
不过，还有一种解决方案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我们无需做当代第欧根尼，但要认识到辛格观点（包括其结论）所具备的力量。我们至少可以贡献出对于自己合理份额的东西，虽然这不是所有人成为世界公民的一致途径。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捐出的合理份额其实并不够，而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也未能履行理想中的道德义务。但是，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向着希罗克洛斯所倡导的方向前进。最外圈的同心圆（代表人类整体）离圆心越近，对人类整体而言的益处就越大。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Public Domain Pictures、《超体》剧照、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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