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在动摇我们关于“家”的概念，为了继续前行，家园应在何处？
如果在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时感到挫败，人们就会变得愤怒、沮丧、失败和悲哀。
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为各机构、城市和政府提供创新和创造性咨询服务。他是 Apps for Good 的主席和智库 Centre for London 的合伙人。他的最新著作是《节俭的创新者》（The Frugal Innovator）（2014）。他目前住在伦敦北部的海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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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住宅是我们这个怪异时代的众多矛盾事物之一。已经有数千人建造了微型住宅，大部分在美国西海岸。这种住宅比花园棚屋稍微大一点，建在拖车上，可以随意移动。几年前，微型住宅开始出现。随后，它引发了一场开源的“创客运动”：数千人分享了他们对超小型迷你移动住宅的设计，成本最低只有 5000 美元，而且通常都有精巧的设计。它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突变之一，不仅令人振奋和激动，而且有些令人惊讶。
微型住宅唤起了人们的开拓精神，他们试图在灾难过后重建自己的生活。这些住宅位于拖车上，不接触地面，因此在将这种住宅看作车辆而不是房屋的州，房主无须缴纳房产税。这也是人们能够负担起微型住宅的一个原因。微型住宅拥有者常常即兴组成共享社区。不过作为车主，他们需要不停地移动。如果你的家建在车轮上，就很难有落地生根的感觉。
实际上，即使缺乏必要的手段，他们仍然非常希望创造出家的感觉，微型住宅仅仅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而已。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归属感广泛而强烈的追寻，这种追寻使家变得像阶级或权利思想之于政治那样重要——尤其是许许多多的人在创新驱动型高科技互联资本主义生活中感到“无家可归”（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当下。在此基础上，“家在哪里”以及“谁有权生活在那里”的话题以当前极为明显的移民危机的形式引发了全球政治辩论。
心系的地方即是家，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家一样温馨。不过，许多事情都可以带来家的感觉。家可以是你结束工作时返回的住所；它可以是你的故乡：是你成长的地方、维系回忆的地方，以及参与重要家庭仪式时会回去的地方。当你在某种活动中感到舒适、合群，或者身处一个熟悉而令人振奋的环境中时，你也会产生家的感觉。从事令人满意的工作、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和心爱的人沿着沙滩漫步，也都可以唤起家的感觉。
所有这些家的含义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固定的认同感。目前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失去认同感。
最能理解这种感觉的哲学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作为纳粹党成员，海德格尔从未表达他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悔恨，而且常常表现出自高自大、两面三刀、恃强凌弱的一面。一些批评者认为，他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污染，已经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境地。他的思想常常被贴上狭隘、怀旧和退步的标签。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认为，他故意把文章写得非常深奥。
不过，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杰夫·马尔帕斯（Jeff Malpas）在一些很有思想深度的书籍和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我们目前为何如此重视无家可归的感觉，并且希望找到自己的家。考虑到海德格尔的纳粹倾向和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崛起，他的作品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海德格尔讨厌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格言“我思故我在”，这种理念认为，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头脑中寻找认同。在那里，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过程找到自己的认同感，这种思考过程脱离了物理世界，将其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呈现在了认知主体面前。笛卡尔的思想开启了哲学领域重要的内向转变，它将主体置于舞台中心，使之面对自己想要了解的客观世界。
如果让海德格尔用一句话总结他的哲学，他会将其总结成“我居故我在”。对他来说，一个人的身份与他在世界上的存在性相互关联，这意味着他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是生活在哲学家所偏爱的抽象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个拥有具体特点和历史的具体地点。自从来到世界上，我们就与这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不仅来自我们的头脑，也来自我们的身体，来自我们的感受、迁移和感动。
海德格尔的世界不是呈现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沉浸其中、并对其进行关爱的地方：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归属的整体“存在”的一部分。正如马尔帕斯所说，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应该将自己释放到世界上，在世界的整体兴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试图脱离这个世界，成为它的支配者。
对于居住的含义，海德格尔也拥有自己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黑森林深处一座简朴的山间小屋中写作。在从家乡的土地上耸立起来的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他感受到了令人眷恋的德国乡村生活，产生了家的感觉。他并不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在林间空地上生活。但是，他认为我们需要自己的“林间空地”，也就是一个使我们感到自己可以与世界轻松相处的地方。有的人可能喜欢躺在城市公园里的大树下面，仰望天上的白云，或者坐在咖啡馆里，观察周围的芸芸众生。
对于由科学和技术驱动的焦躁不安、没有根基的现代社会疾病，海德格尔给出了悲观的诊断，他认为，现代社会系统性地剥夺了人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家的感觉。这个社会建立的目的就是否定我们为了获得身份感和目的感而最需要的东西。对海德格尔来说，乡愁——也就是单方面对于返回故乡的渴望——是现代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技术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与家庭有关的科技还只作为一种增强人类力量的工具，一个放置洗衣机、电冰箱、烧水壶的地方时，家还是一个私密、有界的空间。但如今的技术开始打破了这些界限。父母开始担心孩子身处何地、担心孩子们在社交网络上都在与哪些人交谈时，他们也就承认，人在家中、在卧室里的同时，他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年轻人似乎在手机上、或者说活在手机里时才更感到安适，他们“辗转”于不同的应用间，“畅行”在社交网络里。
同时，曾一直是女性工作场所的家，也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工作的地方，至少对于醒来第一件事是查收邮件的那部分人来说是这样。我父母家厨房小小的餐桌只用来享用早餐，起居室的桌子用来喝茶，这些桌子都不是用来办公的。相反，我家的桌子要清理走众多的苹果设备后才能够坐下来吃饭。
Airbnb 是家庭科技转型的一个表现。我在某个花园中的日式茶舍里完成了这篇文章的第一稿，这个花园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我是在一个网站上租到的这间房子，这家网站允许客户有偿与陌生人分享房屋。在这个线上平台点一下鼠标，这间卧室的功能便被重新分配，变成了一种可以赚钱的资产。
家越来越成为一种灵活的资产和工作场所，我们在家里处理财务、在家里购物，所以当代工作场所的风格也与家的环境也越来越类似。城市里的许多人似乎都在咖啡厅工作；伦敦最潮的协同工作场所叫 Second Home；WeWork 是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协同工作平台提供方，日前又成立了姊妹公司 WeLive，通过这一平台，年轻人们可以租到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房间，这样他们就能离自己的办公桌更近了。
这种不明确的家庭化工作方式以及家庭的商业化趋势，因科技引发的恶性错位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横扫经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来自于那些有“错位感”的人们，因为能够给自身带来意义和认同感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少了。从众多描绘未来晦暗的书籍看，人类因自己创造的科技而失去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产生的恐慌将会影响未来的数辈人。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性让我们陷入了一场对于家庭意象的寻找，这种寻找是痛苦的，通常阻碍重重又充满怀旧之情，但又难以实现。当然，海德格尔的表述中并未言明这种紧张与风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具象的家庭，在某一个时间，家应该是一种普适的理想，仿佛家有一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的亘古不变的本质。
在 2008 年之后进入英国劳动市场的、多数都经历了大学教育的这一代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随着薪资水平不断下降、城市内房产价格不断攀升，年轻的千禧一代努力奋斗维持着家庭。“租房一代”，特别是成长在伦敦以及东南部的年轻人抱怨说，即使自己不愿意，他们也要和父母住更长的时间，也因此更加“幼齿化”，要么就像学生一样在毫无生气的短租房里与人同住，共享厨房和卫生间。租房一代这种理直气壮的愤怒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充满挫败感的找寻，他们在寻找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一个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清晰可辨的概念。
面对经济移民、避难者以及难民的挣扎，千禧一代对家的寻找变得更加苍白无力。他们对家的寻找已经成为了更加愤怒的政治的原料。
我们还处在难民危机之中，全球有 6500 万人流离失所。在欧洲，一些普通的市民会为这些难民提供住房：在德国，数千民众出于友好开始收留难民。但这一举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民粹主义者们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外来者的潜入会扰乱并利用“属于我们”的家园，侵占国家福利、破坏公共服务。
英国退出欧盟的投票，丹麦人民党的崛起，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以及法国的国民阵线党都体现了这种极易触动的恐慌，那就是人们想象中全然一新的民族家园将毁于外来者之手。加拿大是一个鼓励移民的社会，总理贾斯汀·杜鲁多（Justin Trudeau）就是少数鼓励多样化和外来移民的政客之一。在从澳大利亚到奥地利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政坛对右翼民粹主义者都抱有恐惧，他们会向民众煽动家园不复存在的恐慌，或是面目全非地夸大其词。
但这并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的问题。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定向流动近来让许多年轻人和城市受教育居民乐在其中。一部分人渴望国际化大都市，而另一部分人偏爱稳定的地方生活；有些人把飞来飞去看作家常便饭，也有一些人只有在假期才会坐飞机出行；一些人偏安一隅、享受数字化、经济网络化，其他人则乐于居有定所、生活稳定、与相同的人打交道，一切循规蹈矩。全球化的流动性则弥合了这些分歧。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让人们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的确，正如英国新一任首相特蕾莎·梅（Teressa May）近期对保守党的一次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公司缺乏公信力，它们所津津乐道的正是我们小心避开的：无家可归，“民无所依”。公司都在尽力避税，因为它们动不动就能威胁说要迁走。对于那些享受漂泊状态的人来说，为了维持家庭而工作似乎是一种煎熬。海德格尔的观点是，这种紧张的局面只有在现代化进程加速时才会被激化。
在一场比难民潮规模更大的迁移中，每年约有 7.4 亿人移居到其所在国之内的某个城市里。这些人以及他们所移居到的城市（尤其在中国），其实正是未来 40 年里为建立家园而进行的那些拼搏奋斗即将失去作用的地方。为了制造出家园意识，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曼哈顿市中心研究出了一些方法：低层混合社区加上活跃而欢乐的街头邻里生活，不过在中国为建立通向亚洲和欧洲的新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方针指导下规划建设的很多城市中，却由于极端的城市环境而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实施那些方法。这些地方永远都不指望能登上《Monocle》杂志列出的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名单。在快速发展的奇迹之下，除非城市居民对于家庭生活消费品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否则奇迹很可能就会成为社会的噩梦。
凌驾于所有问题之上的，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威胁，包括能让成千上万人（主要是穷人）失去家园的气候变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全世界有超过 100 个大城市位于海边，它们都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迈阿密就是这样一个警示标，它繁荣发展的速度和下沉速度一样快。大部分都不受限制的碳排放，意味着我们在冒险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变得不再适宜居住。我们正在与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类世（Anthropocene）进行妥协，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真正天然的大自然只存在于极少数地方。世界属于我们，但问题是，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还是一个共享的家园？要实现共享家园，不仅需要更加先进的科学与环保科技，还有更加朴素的生活方式，或许还需要回归到在以人与自然相互深切依存为中心的本土文化中所珍惜的那些理念。
从科技到移民、城市化以及气候变化，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家园理念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即将失去自己住所的担忧其实相当普遍。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而又无所寄托的世界中，乡愁总是被唤醒，那是一种对于无法实现的回归理想家园的渴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英文书籍在写丹麦的 hygge （指丹麦独有的舒适惬意满足的生活文化，译注）理念，在写怎样把所有事物都变得舒适而温暖。（这些书中会聊到的事物包括毯子、炉火、和别人围坐一圈、闲聊以及不要独自爆发。）
人们渴望的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显而易见的流行文化中：一些电视剧，比如《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讲述的是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想要保住可以体现出完整社会秩序的家园；或是现在已经授权到全球的《英国家庭烘焙大赛》（The Great British Bake Off）：还有什么比烘焙更为家常的活动吗？甚至《I’m a Celebrity… Get Me Out of Here!》（英国名人野外生活真人秀节目，译注）也是在讲一群相当讨厌的人能否在澳大利亚丛林中共同创造出一个家：优胜者总是那些做出牺牲来获取食物、照料火堆、搭建吊床以及为别人提供依靠的人。
确实，并不是我们所有有关家的困境都应归咎于用科技武装的善变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家园意识同样也十分善变，比如它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在世界所有地方，成年子女都会因为是否应该让年迈衰弱的父母“进入一个家”（指老人院）而备受困扰。对大部分老人来说这就像一个丧钟，因为它其实意味着与表面意思相反的东西。
老年痴呆症的传播——它很快就成为了全球性流行病——使得这种焦虑更加明显。老年人离开自己家后大都会变得容易受伤：他们失去了自己可以让一切保持秩序的后盾。由于老年痴呆症患者丧失了短期记忆，所以有关他们成长以及童年生活的地方的长期记忆就会变得更加重要。我认识一位老年痴呆症女患者，她通过反复讲述战时与母亲睡在安德森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二战期间英国家庭建在自家花园中的小型防空洞，译注）的故事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她还能想起来的为数不多的记忆。家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地方，同时也是她现在所居住的公寓，只是这里几乎没有为她留下任何意义。
家的意义所带来的紧张感只会变得更加强烈；如果在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时感到挫败，人们就会变得愤怒、沮丧、失败和悲哀。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会使用一些加强措施来强化自己对家的控制，比如造围墙、装大门，以及让那些可以威胁到自己失去家园的不法势力无法靠近。他们会想要恢复一个整齐有序的家，但其实这个家却是个假想出来的事物。目前政治上只有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理念的力量，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对于重建家园意识的一种创造性的、共有的回应。
希望我们或许会拥有一个家庭式资本主义及家庭式资本家的想法可能会太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人们在寻求的东西：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构建起共同家园意识的经济体系。毕竟，这完全就是有远见的 19 世纪资本家在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新拉纳克磨坊（New Lanark Mills）以及位于伯恩维尔的吉百利巧克力工厂（Cadbury factory）时代所做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最为成功、也最富有成效的时期，它建造的不仅是大量工厂，还有从英国达格南一直到美国底特律的数百万个家园；这些家园中充满了由围绕国民主义构成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有序风格。资本主义需要再一次为人们建立起有秩序的家园意识，而不是让他们陷入不安全感，仿佛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有可能顷刻间被夺走。
同样地，进步的左派只有在对于人们如何共同创造共有家园意识方面提出更为乐观、多元以及民主的观念时，才能实现自我的更新。或许这一过程会从加拿大和丹麦这样的地方开始、从那些已经发展起来但仍然宜居的城市开始，甚至会从照顾老人的新方案、从共有住宅以及从用 3D 打印廉价建造住房的新技术开始。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共有家庭经济模式，一种构建家园以及建筑物的新方式。通往改变社会的力量之路起始于家。
翻译 熊猫译社 刘清山 孙一 乔木
题图来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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