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喧嚣社会中如何保护个人的安全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⑤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梁文道在 10 年前就觉得有一个可能是麻烦的问题：如今人们这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照片放到网上，它很有可能就永远存在于网上了——如今可能只是两三个月大的孩子，这光屁股的照片要跟他一辈子吗？
1 月 8 日，一位张姓年轻人用无人机拍摄河北衡水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确切地说，他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上午拍摄救援情况，被衡水警方以“影响正常救援秩序”为名行政拘留 5 天。反对者认为这是公权力部门妨碍监督，支持者则认为如果有不妥当的照片流传出去，对人的隐私是一种侵犯，支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有不少，还有人脑补了诸多画面——如果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许知远发现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朝阳群众”的举报行为脱胎于胡同里盯梢的“闲话”，只是它发生在网上。
这些问题都与“隐私”相关。个人隐私——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犯，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公共隐私——公民如何以及有多大的空间来监督；他人的隐私——无论是个人行使监督功能还是对他人谈话、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公开或者私人场合的区分……
隐私总是与中产阶级社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彼得·盖伊在《施尼兹勒的世纪》——解答“中产阶级如何形成”的著作——中称，“启蒙时代以前，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类状态。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城镇，人们大多彼此认识。在普利茅斯殖民地，人们都是一家人住在一个不隔间的小房子里，不然就是住在只有两个隔间的房子里，因此，父母与子女是混住在一起的。如果是两房之家，有一房就可以充当父母做爱之用的卧室。一些家境较佳的清教徒会拥有一张带帘子的床，让他们可以多少有独处的空间。”“由于大部分人是文盲，写和读都得求助于识字的邻居，所以信函犹如公开的文件。向官府举发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非法的性行为——几乎被当成一种公民责任。”
而当中产阶级社会逐步形成，它又总是与技术对隐私的不断冒犯相关。“ 19 世纪末照相机的迅速传播，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业余狗仔队（Kodaker），并引发了有关隐私之死的第一场大辩论。”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技术至死》中提到技术权威人士经常引用的一个故事。随着时间推移，公众渐渐学会与一种新的技术设备共存，担忧逐渐退居幕后。然后，新一轮的担忧再度出现，在每一次技术革命或者进步发生之时。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复杂性就在于，本来中国正处于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当中，这个社会并没有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换。虽然我们的文盲率至少在城市中低到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在许知远看来，在中国谈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还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个人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和保护——“没有对应的社会准则来保护你，中国人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所有的僭越和错位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住在胡同里边，家里来了客人，一个女客人，胡同大妈都知道。这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他们对你的私人空间不重视。他不觉得有什么，公安局也不觉得应该保护你隐私。”
这个时候，偏偏技术又“给了大家新的手段”，“现在只不过有互联网了，大妈把你 PO 到网上去了，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大妈了嘛。本质上没变的。”
《好奇心日报》上周刊发的文章《为什么到了互联网上，很多人就不会感到羞耻》，有读者留言说“隐私被熟人知道才会令人感到羞耻”——这其实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在缺少整个社会彻底的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互联网又让“熟人”、“陌生人”这些概念发生了变化。一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文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彼得·盖伊所描述的那个旧世界，“在一个共同体里，个人之事就是全体之事，是每个人都有权知道的”。现代化、文明、或者说“好的世界”，就是改变这个旧的世界。简·雅各布斯说，“在汹涌人潮中保有隐私”是城市生活的标志。
如何理解隐私，自己的、他人的、所谓公共人物的，如何理解公共空间？在这个事关我们自身安全的问题上，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系列的第五篇，我们归根结底的目的还是希望推动这个社会向善。
49. 隐私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是何时出现的？为什么它不是无关紧要的小秘密？
仝宗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有个法国哲学家叫贡斯当，写过一篇文章叫《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他说，古代人在希腊雅典的时候，在希腊罗马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公和私这样的区分，国家可能会审视，会监督你的私人空间。另外一方面，国家大事你个人也可以直接去参与。到了近代以来，公和私的区分逐渐分野——个人不去管国家大事，国家也不管你的私人生活。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所谓市民社会出现了。从法律意义上讲，出现了新的权利种类，比如隐私权。国家你别烦我，我有我的空间，这是我的个人私事。你看美国，有一篇经典的文章叫《论隐私权》，1890 年代写的。到 1960 年代，隐私权被作为宪法基本权利被正式承认。此后的我们，我们整个的法律体系都在维护隐私权，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也在维护这个事情。
但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就使得我们个人空间、私人空间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干涉、受到国家的干涉。当然有你看那个刑诉法修改，我们有一些技术，包括那些技术侦查的一些手段，比方说你的手机，国家可能会通过你的通讯设备就能够知道你的隐私，它非常便利，（只依靠）一个技术手段。
从另外一方面讲，媒体或者其他人通过很多的——也包括一些实际的设备——技术端可以侵入到我们私人空间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当然这个不意味着贡斯当从古代人到现代人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发生了逆转，而可能是意味着新的技术条件下，你个人拥有私人空间越来越艰难。对于公和私的界线，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技术使得这道边界变得不那么牢靠。是应该有一些界限必须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能不能跟上，这也是对我们法律的考验，就比方说像在饭桌上，大家把这个东西录了音，拍了照，发到网上去就变成公共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法律能不能跟上去，这是对法律本身的挑战。
50. 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公开聊天记录是不妥当的？
蒋方舟
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我自己对于人在撕X的时候，放聊天记录或聊天截图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难以忍受。而且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分，道德和法律的区分，中国一直没有强调这些问题的传统。甚至你可以看到，在历史的权力争夺中，这件事不断地被当作一个武器。政府也发现这件事特别好用，特别是在通报官员因为私生活而被处分的时候。如果从公权力本身就觉得这是个好用的武器，那又怎么能要求人们洁身自好呢？
不可能的。至少，公权力对私人的越界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如果有作用，可能是个更坏的作用。但这个界限应该立起来，这是文明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51. 被录音时说的话和私下里说的话为什么会是不同的？这是虚伪吗？
刘波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
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关于这个有很多论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一个社会之上、政府之下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可以对这个事务进行自由讨论，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保障了政治的民主，也保障了私人的自由。
古代是什么情况呢，所有东西都是公共的，比如官员的父母去世了，没有回家去守孝三年，这不是一个私事，这是个公事，所有人都会弹劾你。但所有东西又都是私密的，可以买官卖官，国家决策可以通过秘密的东西决定，这种公私不分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对个人的压迫，再一个会造成政治黑暗与腐败。现代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两者分开了。假设我是一个官员，我任命什么不能有我的私人利益，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你也不能把一些并不是很紧要的私德上的东西去绑架我。
你看我做记者去采访，你打开录音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你要是没打开，我就跟你说另一回事。不是说他虚伪，说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习惯。而且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也是存在一定界限的，有人就试图把私人空间扩大，比如王宝强事件，这个私德的事情，出轨了，没有违法，我就要怎么怎么样，过度的道德谴责，作出威胁性的言论与行为，这是在用私人空间去挤压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我们写文章也是这样。平时说的和我写文章是不一样的，我和朋友吃饭说政治正确啊、公共空间啊，大家不是会觉得你有病嘛。不是我虚伪，我们是有这个意识，去遵守公共空间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我们共同探讨确立、共同遵守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界定隐私以及可以讨论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底线是我们不能碰的。我们要形成这种自觉意识，就跟你走到马路上走人行横道一样，你在家里怎么走都行。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发言，你就必须注意到听众的感受。
52. 如何制定界限？要不要制定界限？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法治是说，比如你的家门是谁都不能进的，这关乎你的财产权。你的隐私权也都变成一个法律概念。我不能随便拍一张照片，不经你同意就把它放到网上去。公私领域这样的界限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但同时，公私领域的界限又不是固定、凝固不变的。这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个事情，然后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公私边界的模糊，它的弹性就更麻烦了。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前研究员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克林顿并不因为搞了个莱温斯基就当不了总统了。一些私人的观点，私德，比如说这人爱说粗话，他就不能当主持人了吗？他说粗话还是在他自己私下场合，你还是要分清楚。要把他私德和公众表现，比如说当主持人的能力，当总统的能力，你要分开的，反正放在一起处理让人觉得挺奇怪的。
53. 为什么说不保护自己的隐私，也不会很好地尊重别人的隐私？
仝宗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个人也会有意识地显露自己的私人空间，愿意展现自己。比如发朋友圈、晒娃，这是私人空间，可你也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的一些感受。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哪些是你愿意显露的，你又愿意显露到哪个程度？边界在哪里更加变得不容易有个确定的标准。
梁文道
作家、媒体人
我十年前就已经写过的，互联网的趋势就是会使得我们会越来越不在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别，甚至到了一个你漠视它的地步。
你想看看，现在我们很多家长，他生了小孩了，他会做什么？他会把自己孩子的照片传上网跟朋友分享，设置放到微博给公共看。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大概不会去想，他这个今天两三个月大的孩子，他长大后愿不愿意他小时候光屁股的照片跟着他一辈子。我们大部分人在做这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而媒体，比如说微信这个东西，你用它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区分的出来，跟西方人的 Facebook 一样，你不太容易搞清楚这是公共还是私人。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这种形象了，比如说博客，最早台湾把它翻译成网络日记，我觉得挺说明它的性质的，传统上日记是一个人留给自己的工具、一个记录。以前的日记本最早是带钥匙的，为什么，因为怕人看到，日记是很私密的。但是当你把日记传上网之后，整个东西是颠倒了。以前你觉得日记是私人的不该让人看，今天你会觉得日记就该给人看，而且你还希望有很多人看，所以你会计较谁阅读了谁转发了。如果没人看的话你会觉的很不对劲很不好。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不关注私隐，也就是说私隐，我们对它的观念，或者尊重程度在下降。所以我们大量公开我们的私隐。
当我们自己不关心自己的私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关心人家的私隐。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拍照，也没有问别人你就拍。比如前两天我在机场休息室遇到一个人，他看了我，他就坐在我对面，他就拿相机对着我拍了好久，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想，对他而言，他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他没想到这是侵犯，侵犯的话你首先是要有一个私隐的观念，但他没有这个观念了，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我今天拍什么东西交给谁看这是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那才会产生刚才你说的，微信朋友圈的东西截图放到微博，酒桌上大家说的东西录下来发出去，那天吃饭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说话的时候我能录音吗？我能拍吗？他就觉得，我拍这是我的权利，我录音也是我的权利，我要发给谁也是我的言论自由，关你什么事。
日记本，来自：ruten
朱慧玲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副教授
还有一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确实是越来越混合。比如我今天心情不好了，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这是个私密性的东西，但你既然选择发到了网上，那就成为公共的一部分。可能有人对你产生了侵犯，但同时你发的时候也要首先对自己负责。
54.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重新定义道德吗？
梁文道
作家、媒体人
我们公私领域的概念开始模糊了，这个东西模糊之后，我预言未来十年产生最大冲击的是人类的道德秩序要面临着重整。我们今天有很多道德秩序是建立在公私分别上面的，跟你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的区隔是相关的。如果这个动摇了，那我们未来的道德秩序也会被动摇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美国总统大选或者欧洲那些国家选总理选首相，通常这种竞选最怕别人揭露原来他有丑闻，他过去曾经性骚扰，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坏事，那这个候选人他是个坏人，他不可信，我们不要选他。未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年轻时候干过多少事大家都不介意，因为你小时候你妈妈就把你光屁股的照片传上网，你幼儿园、小学你就跟同学们在微信里沟通，什么东西都放上去，你一辈子，对大陆的人来讲都是透明的。未来也许总统候选人参选，我们很多人通过方便的网络工具找到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作弊被老师发现，中学时候曾经假装病假，原来是逃学。我们就说这个人太不可信了，从小就撒谎，这样的人能选总统吗？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担心。但是未来我们不会，因为人人都做过。这就有点像今天特朗普，他说我被录音录到我在说那个女的怎么样，把她上了吧，把她睡了吧，我是说过怎么样？你没说过吗？对啊我们人人都说过被录音，于是我们觉得这不是问题了。我们公司请一个员工，我们会查他以前有什么记录，我查到小时候他朋友圈里有很多人骂他，每个人都是犯案累累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所有人都会犯错，所有人过去做了什么事都被记录在案，甚至是公开记录。到最后，一个人找工作到他竞选政治职位，他往常犯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会慢慢接受的。这就是公共秩序的一个很大的重整，道德观念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介意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我们会越来越宽容。
55. 即使是公共领域的人物，也要考量他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为什么我们要分辨那些伪公共事件？
朱慧玲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副教授
现在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时代的情况。像在传统媒体当中，传播者和受众的区分是很明显的。媒体发布信息或者提供信息，那读者就从你这儿看。但在自媒体时代，我是一个传播者，同时我也是个受众。我上班的路上看到起火了，或者看到一辆车祸，我可以发微博，或者朋友圈，我就成了一个传播者。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时代的媒体伦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
苏琦
《财经》杂志副主编
公共事件现在被自媒体吵得太厉害，就一个事出来，一定要把它弄成公共事件。不然它就一种自我的循环，比如说罗一笑这个事情，我前几天说，这些自媒体最好弄个感恩排行榜，没有这些事件你们（怎么活）。我就觉得怎么界定公共事件，原来我觉得公共事件还有个标准，现在好像一吵就吵成公共事件了。
原来的标准那你肯定是，不是所谓讨论多就成为公共事件。我们讲公共事件有两个，第一是公共性的，就还是和大家都比较相关的。第二，它对于现实的一些探讨什么之类的，能够对现实世界的运行或者社会的一些规则进行一些改变。但显然比如说王宝强那个事情你吵它。这一跟大家没多大关系，这是私人的事情。现在自媒体这样一弄，八卦和公共事件之间的界限就没了，而且自媒体各个角度都要给你来抡一遍。其实哪有那么多可说的。
关于现在就是说，去中心化。有时候是大家都想发言，但有时候自媒体是有意地极端化，这个话题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极化的东西，就故意要把它极化。比如罗一笑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借势营销是不对的，那也没必要反过来，一开始大家怎么这么喜欢这种所谓正能量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对现实没法改变，然后觉得举手之劳，宣泄一下泛滥的爱心，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后来发现它被借势营销之后，反弹又过分的激烈。在这个过程中，自媒体的推波助澜我觉得蛮可笑的，另外一点，你说它关于慈善、立法之类的，我觉得都谈不上，有点小题大做。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怎么避免事件的小题大做，小题大做为伪公共事件。
伪公共事件会耗散人们对真正有意义公共话题的探讨，就是它会形成两个不好的模式，一是使公共议题失焦，大家分不清哪些是有意义的公共话题，比如一下子你把王宝强这种弄成公共话题的话，那你这叫什么公共话题呢？它是一个家庭的东西。
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大浪淘沙，首先自媒体不需要这么多泡沫，肯定你老这样审美疲劳、审丑疲劳、泡沫疲劳之后，不看了，你也维系不下去，你也自动地消失了。然后大家可能物极必反？还是最后被几个真正严肃的自媒体或者公众号，或者相对传统、正规的媒体机构有些引导？
八卦占据公共空间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原来大家分工很清楚。八卦，小报，媒体关注这个，大家看个乐，现在这么就是说，像好多很严肃的媒体跟着吵这个事情，我就不明白了。
你不就是正经的讨论不了，威权的压迫和资本的（驱动），双重的。所有的公共探讨到最后都变成营销。从年初开始就是营销事件，就是过年凤凰男还是凤凰女。
56. 同样，狗仔队这事儿很不体面，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觉得有道理？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我反对狗仔队，这非常清楚，但狗仔队在今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侵犯隐私权。
我们知道，它的麻烦在于，好多演员他们在非常多的场合里谈论自己的私事。因为我们追星不光是追他的作品，演过什么电影，我们想知道，他是谁？他是哪里得到的训练？他的家庭怎样？他有几个孩子？他跟谁约会过？
他的个人生活变成了他演艺事业的一部分。为什么？它会让人有我好像认识这个人的感觉，这个演员跟我之间，好像朋友一样，我们是认识他的。所以会为他贡献更好的票房。就把他私人的故事变成宣传他一部分的时候，会吸引更多的票房，这个策略就已经打破了公私关系。
一个演员，我管你是谁，你演的好就好。美国一个演员叫 Tommy Lee Jones，他是个很好的演员，演过很多电影。他就从来不接受采访，他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演员看。你就根据我的作品来评价我。你管我是谁，就像钱钟书说的，你吃好的鸡蛋管老母鸡是谁，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看这个母鸡，怎么样来营销他下的鸡蛋。
好，既然你的营销公司，你中间的代理人，你的传媒公司这样做了。为什么狗仔队不能这样做？或者说，你传达给我们的私人生活变成你吸引票房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是一个公共行为，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传达给我们私人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既然你正面地用了他，我就想知道我收到的信息可信不可信。狗仔队就在这个意义上有了正当的理由。他起到了消费者保护协会的作用。你把他的私人生活作为消费市场的促销手段，我就要看看你暴露出的私人生活是欺骗还是真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和传统的隐私权不一样了。传统的隐私权，如果我是个个人，我对公共根本没有影响。你在探究我隐私，当然是侵犯。但是我把我个人的故事作为营销的故事，如果是不真实的，你是欺诈。所以这里边特别麻烦。
58.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谁来做？
张铁志
作家、媒体人
在这个时代要重建公共领域，前提是，你必须更尊重私人的空间。你跟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公共化。公共领域很清楚，它是必须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它应该被放在公共领域。在台湾，不只是私人的谈话被拿出来，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媒体的八卦化，关注很多明星之间的私人感情，光这个我就觉得很无聊，跟我们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我觉得媒体根本就不应该关注这些跟公共利益无关的事情。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谁在监控公共领域？显然一个是媒体，另外就是广大的网民。因为媒体有庞大的资源，它应该率领关注真正重要的公共议题。也许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当网民在炒一些私人事情的时候，那他并不是涉及公共利益，那我觉得，媒体应该率先去重新把他该关注的公共议题放在他的议程上来才是重要的事情。这也才能重建媒体的信誉。
后续报道，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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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dou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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