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和悲观交替而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完）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没有什么人的遭遇比起那个更适合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结尾了。
那个据称是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讲述了他的同学向当地教育局举报了学校在雾霾天里继续补课，教育局将电话转给学校，老师、学校和家长都指责了这个学生。
在他的那个帖子中，通篇都是对成人社会的不解。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
当我们考虑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给未来时，最直接的反应是，年轻人是受害者。但当更年轻的如那几位委屈的高中生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现在的我们可能同样是施害的一方。
媒体人许知远在写梁启超的传记，对于梁的“新民说”他有很多感受，“我们是新民吗？我们肯定不是新民呀。这么多喜欢听谣传的人，这么多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的人”。
跟他一样，法律学者郑戈在采访中也提到了“新民”，当制度层面的建设受挫，或者走样的时候，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还是寄希望于人的进步。
这是整个社会漫长转型的一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每一代人都会忘记上一代人。中国转型时间比较长，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没有完成。”许知远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困境，他们（梁启超时代）当时都有。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是个弱国。这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傲慢，转型变得更困难。”
在我们采访的所有 20 个人中，他们的年龄和身份各异，但都具备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希望社会向善的信心。
刘波觉得，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响他的发言权；周保松希望不要轻易放弃对美好生活和公正社会的追求，不要落入一切都是金钱与权力的思维中，参与更多的公共生活；刘擎说那些不迎合你的声音和东西，可能更会刺激你的理性与思考；许知远说，更多时候可能要多问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更主动，更有行动力。
在过去的 6 篇文章里，我们和这些人一起讨论了所有 79 个问题——如何面对异议和跟你不同的声音；如何避免阴谋化的思维方式；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如何面对他人的隐私；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发现真相……
它们不一定成为解答我们困惑或指导行为方式的灵丹妙药，但我们相信它会促进持续的思考。如陆铭，这位经济学者所提倡的，我们在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时，是否掌握接近真实的思维方式。如周保松，这位来自于香港年轻的政治学学者，他希望每个出征 Facebook 的爱国者，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要翻墙去别人那里表达爱国？容许更多的资讯进来，不用翻墙，不是更好？
“拉塞尔·雅各比在 1980 年代写过《最后的知识分子》，就是讲整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发声越来越少，不被重视了。这东西在 ‘ 911’ 之后就变得很明显了。1980 年代他们对里根很有看法，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抗议。然后 ‘911’ 之后，他们也在联署，但对现实世界的冲击不大了。”许知远把美国社会走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今天，部分地归结到娱乐化的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缺位。这同样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没有最后的答案。我们能确认的只是：这个社会是我们自己来参与、建设、完成，并最终定义的。
80. 即使声音微弱，也要做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梁文道
作家、媒体人
我觉得，说到底，你就是本分地做人。所谓“本分地做人”意思是说，尽管世界是这个样子，局面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什么是你力所能及能做到的，还是要做。尽管这个声音多么微弱，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明知注定要失败的事，因为那不是一个为了成效的问题，那是一个道德责任问题。我常常举的例子是，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掉到河里，直接下去救她。你不会有时间在岸上计算，我现在下去，救到她的几率有多大，我算了一下，我救到她的几率只有 23%，就是说我有 77% 的机会是救不到她的，那算了，我还是不救。不会，你会想着无论机会多大，都想办法先救她再说。
为什么？这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是看最后你做这件事的成果怎么样，而是你该做什么事的问题。
81. 不要太小看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副教授
我觉得第一，不要低估个人的力量。不要说我们看起来很渺小，我们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做什么也没有用，有很强的无力感，很容易就变成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我经常强调社会是由每个人构成的，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里，不要太小看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第二，不要那么轻易放弃对美好生活、公正社会的追求。不要太落入一种一切都是金钱权力去判定的思维中。大家要一起努力才有可能。 如果大家都那么轻易放弃，那很可能就会陷入自证预言。大家都觉得这种社会是不可能的，那这样的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出现。那我们就慢慢接受现实，现实就是不可改变的，结果就真的不能改变。
第三，当我们去参与公共生活，我们去实现一些价值的时候，我觉得要看到的是，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为了外在的世界，我们是在完善自己。假如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很认真地去问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仅仅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完善自己。说起来好像很虚无，这是我们儒家文化里十分重视的一点：完善我们自己才能活出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来。
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个例子。你看我的微博，开了五六年，其实我在微博里一直在鼓励和推动在这个平台大家可以进行比较有水平的讨论，我们不要人身攻击。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平台，一直在和一些年轻人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讨论。我没有那么悲观啦，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在进步的。形成一个互相尊重的氛围吧，没有人一上来就要和你撕 X 的，除非他别有用心。
两年前我发起了一个关于自由的讨论，结果有上百万的人在观看，几千个留言。大部分人一方面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也能够意识到别人可以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也要慢慢学会容忍、聆听，接受不同观点的人，这个需要去学习。在我们中学大学里面，也要去培养这样的“公民德性”。作为一个公民，慢慢去培养一些尊重他人、跟人对话的（品质）。这在中国是非常缺乏、又很需要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跟学游泳一样吧，在水里才能学游泳。要建立一个好的讨论空间，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回到知识分子或者所谓意见领袖，他们其实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一个公共空间如何去进行一些比较理性的辩论，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82. 你真以为你天天看真人秀节目是无害的？
许知远
作家、媒体人
我觉得最缺的是自省的思维方式。我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说起别人来，好像非常义正辞严，但他自己犯的可能比谁都多。如果你不能对自我进行批评的话，怎么能批评这个时代呢？
中国社会我们谈了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每个人都在谈别人，很少人愿意从自我出发——我做到个人责任，我去成为那个行动者。大家都希望我说完后，你去成为那个行动者。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好像你没问题似的。
普通人应该建立起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包括他崇尚什么，他欣赏什么，一种朴素的东西。但在中国社会这种朴素的东西也消失了。
解决需要漫长的时间。大家会遇到困境，就和美国选了特朗普一样。你真以为你天天看真人秀节目是无害的？你每天看这种大言不惭的东西不会一直无害的。这个社会当个傻瓜开开心心的，没有后果？都会有后果的。特朗普就是美国这十多年，高度娱乐化的后果。然后他们会把美国带到一个非常混乱的状况，每个人都会承受这个灾难。
中国社会不应该傲慢，不应该封闭，这是最应该警惕的。整个中国必须进行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本质上是理解自我和理解他人。中国教育巨大的失败让所有的都凸显出来了，我们都是种机械的教育，所以我们对自我，对人没有感觉没有感受，人像动物一样生活。
作为个人，我应该警惕不再用微信了，太分散我注意力了。还要警惕自己不够勇敢，滑向和社会妥协。
83. 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和无知，你不觉得自己一定正确，这时才能够跟别人沟通。
仝宗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当你作为媒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觉得受访者是清醒的，其实可能是不清醒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受蒙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无知的，以及可能是在某些事情上会受蒙蔽。我觉得知道这一点才是自己可能不被蒙蔽的开端，就是你要始终相信自己，可能是无知，在任何事情上，可能自己不是绝对正确的。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一个事情上怀疑其他人的声音，怀疑官方的声音，怀疑某些人的声音。你怀疑那些东西是以怀疑自己为前提的。我觉得这是可能第一点。也只有你不觉得自己一定正确，这个时候才能够跟别人沟通。
第二点，还是要读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你被一个东西占领头脑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他都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当你摸象摸得更多的时候，那象是什么样子，才逐渐出来了。
84. 用身份来寻找立场，最终可能影响你对一件事的正确判断。
刘波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
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响他的发言权。我的观点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宗教。
今年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篇。伊斯兰教是个世界性的主流宗教，有 16 亿人，在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正常的宗教。穆斯林都有说话的权利，不应该被认定为有犯罪嫌疑，被毫无理由地怀疑。
我现在很不喜欢的就是“洗地”这个词，好像说伊斯兰教没有问题就是所谓的“洗地”。在法律上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经过审判、不经过合法程序，任何人都应该被认为是无辜的，应该是有完全自由权利的公民。这是一个文明共识。
中国人和穆斯林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了，其实穆斯林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里了。很多人都在脑子里构建出一个穆斯林的形象，是封闭的、暴力的，但是你跟更多的穆斯林去接触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思维很开放。他们的思想可以倾向自由、民主，可以去研究科学，这是不违反教义的。比如说塔利班是穆斯林，但马拉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是一个穆斯林。马拉拉并不觉得追求性别平等跟她的宗教信仰有矛盾，相反她会觉得是宗教要求她这么去做的，她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伊斯兰精神所在。
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穆斯林“辩护”。骂别人和贬低别人，是很廉价的，往往陷入互相侮辱的恶性循环。你要去尊重别人，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是要付出成本但同时收益也更高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廉价的事情，要做可贵的事情。我觉得普通老百姓说一些褊狭的话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要去调查事实，才有发言权。如果知识分子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起到沟通作用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觉得政治正确并不是一个道德上太高不可攀的原则，不是说我讲政治正确，我就高人一等。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利益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在目前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社会也有价值观真空、信仰真空的情况下，一定要警惕族群冲突，这些冲突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提倡政治正确，可以减少潜在的冲突，符合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拿这次美国大选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核心是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政治判断，主要不是看利益，而是看身份。我是个白人，我就支持特朗普；我是一个少数族裔，我就支持希拉里。
身份政治发展到极致，就是认定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必定抱着某种政治观点，你就必定和我们不一样，这就把社会简单化了，会很危险。其实你应该这么想，我是一个汉族人，但我不是“汉族”这个身份标签所能定义的。我还有很多身份：是个记者，是个评论人，在家是别人的丈夫，是别人的儿子。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我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很可能我和少数民族朋友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而和汉族朋友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很多事情是跨越“身份”的，你不能拿身份来定义我。
“身份政治”思维不仅可能导致对其他人的偏见和伤害，而且很可能对自身也不利。举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民主党执政其实对白人下层是比较有好处的，医疗等福利会保持，会对富人征税。但白人为什么大量投给特朗普呢？就是因为对移民不满、对希拉里不满，这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思维，最终是对自身利益不利的。
85. 一个强大的国家转型是更容易还是更难？
许知远
作家、媒体人
我最近在写梁启超的传记，（最大的感受）是历史的相似性。每一代人都会忘记上一代人。中国是转型时间比较长，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所有的困境，他们当时都是有。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是个弱国。这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傲慢，转型变得更困难。
我们是新民吗？我们肯定不是新民呀。我们还在面临怎么新民。这么多喜欢听谣传的人，这么多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的人。
国家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市场经济是不是该建立？他们都在讨论。只不过问题是一样，解决思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没有变成，解决思路就要我们找。梁启超那时候也是在谈公德和私德的问题，但他的思路是他的思路，我们有我们现在的思路。
你看起来那个方式都是很简单的，外在的你要建立司法制度，建立什么媒体自由，内在你要有个人责任感，这套系统说出来是很容易的，但每个你怎么实现就是很难的事情，这里面又需要新的智慧。
我觉得是种自我救赎。就是你必须创造一种让一些人比较信任的声音，不要依赖别人，你自己是不是能创造？比如你作为一个记者，是不是能写出一些持续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你的判断是准确的，或者是值得信赖的，期待的。比如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这么长时间来的分析判断，是不是一个值得被期待的，信赖的，诚实的，可能不一定正确，但是是诚实的声音，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些点增加的都多了，那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
（完结）
以下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提出的全部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阅读原文”，在文末查看这个系列所有文章的链接：
这是我们采访的 20 位知识分子，你也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发言：
题图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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