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婚姻平权之路走到今天，究竟历经过什么？
我们采访了重要的参与者，试图还原这条路上的几个重要时刻与历史现场。
5 月 24 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针对同性婚姻是否违反当地宪法作出解释，让释宪案申请人祁家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个司法解释意味着祁家威的一次胜利：台湾现行的《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是违宪的。
在释宪结果出炉前的宪法法庭上，已经 59 岁的祁家威称 “等这天已等了 41 年 6 个月又 24 天”。
台湾的婚姻平权之路走到今天，究竟历经过什么？有哪些重要的人与事不该被忘记？《好奇心日报》专访了四位在婚姻平权的路上贡献许多，短则十几年，长则四十几年的四位人物：祁家威（释宪案的申请人）、尤美女（现任立法委员，婚姻平权法案的提出者）、吕欣洁（婚姻平权大平台总召集人）、曹承羲（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资深专案经理 ）。或许无法完整回顾过去所有动态，但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试图还原这条路上的几个重要时刻与历史现场。
同志咨询热线里的新闻墙（图 / 陈莉雅）
1958 - 1985：那是个连“Gay”这词都不是很明白的王国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被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这是白先勇 1983 年所发表的小说《孽子》里的描述，长久以来被视为同志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白先勇笔下的“王国”是台北新公园（现已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1970 年代，出柜就有可能意味着被逐出家园、校园，同性恋者只能到新公园里寻找同类。在距离台北新公园不远处的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祁家威则在那度过了他的高中生涯。
17 岁那年，祁家威在同学面前出柜，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提到两件事：1973 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去除了同性恋为精神疾病诊断，另一个则是，课堂上学到的 homosexual（同性恋的）新词汇。
当年，祁家威反思自己的性倾向以后，他说“我决定做一个 Gay ”，紧接着他又补充“当时可是连 Gay 这个词都没有”。
现在可以轻松提起，但在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社会民风保守，别说是公开性倾向，连讨论性别议题或基本权益，都不见得受欢迎。参与妇女运动 30 多年的尤美女，描述保守的氛围“以前职场的老板，只要知道是同志就会开除，然后同志开个餐厅，警察就去站岗，让你开不下去，开书店就用妨碍风化罪去抄”。
1986 - 1999：全台第一个男同性恋者公开出柜
说起婚姻平权运动，不少人会先提起祁家威，不只是因为他是释宪案的关系人，而是回顾运动，会发现他确实独自走了许久，更创下不少“第一”。
1986 年祁家威创下了首个“第一”。
当年 3月，他先召开一场记者会，当时来了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海外媒体，祁家威发表一份长达 8000 字的《对社会大众及同性恋者的恳切声明及呼吁》，成了全台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志。8 月，祁家威带朋友（与祁家威确认后，他说这是为挑战制度找来的人）到法院要求公证却被拒绝，转向立法院请愿，立法院以公文回覆他 “同性恋为少数之变态。纯为满足情欲者，违反社会善良风俗”。
就申请公证这件事，祁家威并不是第一人。1958 年一对女同性恋者也曾到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公证结婚，遭到拒绝。由于此事件，祁家威被关了五个半月，“被关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到恐惧”祁家威说。
严格说起来，婚姻平权运动并不是在某个时间点爆发，或是立即形成的概念，而是在整个社会逐渐趋于友善、平等的土壤下萌芽。
1987 年台湾宣布解严。尤美女与妇女新知基金会的伙伴，积极着手改善职场上性别不平等的状况，那个时候职场上的潜规则是，女性只要结婚、怀孕就得自动离职。而这种不平等的性别歧视，却没有法律可以规范。尤美女说 “过去我们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因为女同志不能出柜，所以是有女同志加入我们妇运一起争取妇女权”，她认为争取性别平等的环境，有助于后续同性恋运动的发展。
此外，1990 年代民主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的进展，间接促使不少同性恋组织成立。1998 年成立的“同志咨询热线”（以下简称“热线”），是由几位同性恋者所成立的一个长期组织，他们提供专线供同性恋者咨询并协助解决困难。
2000：玫瑰少年带出“天然平等”的一代
据台湾智库在 2016 年所做的民调显示，20 到 29 岁民众有 71.2% 支持婚姻平权法案，之后每增加十岁级别，支持度就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显示年龄越高越保守。尤美女过去接受媒体访问时，对此现象，表示这是一群接受过性别平等教育的“天然平等”年轻人——他们一出生就受到平等价值影响。
叶永鋕（图 / “不一样又怎样”纪录片-叶永鋕篇）
2000 年的“叶永鋕事件”正是促发性别平等教育的关键。
叶永鋕就读国中时，由于女性特质使得他常被班上同学霸凌，还会被要求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这让叶永鋕不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只敢趁著下课前跑去厕所，最后被发现倒在血泊中，送医后宣告不治。此事件爆发之后，公众意识到一个事实，尽管台湾看似走向开放，事情却没有变得更好。
不少人把焦点放在校园内的性别教育，积极将原先的“两性平等教育法”改成“性别平等教育法”。最终，2004 年所通过的法条清楚写下：“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特质或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别之待遇”。性别从此不只是男女两性，而是多元跨性别。
如今，叶永鋕事件过了 17 年，还是常在同性恋者的活动当中被提及，包含公开表态支持婚姻平权的蔡依林也曾在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里公开纪念他。人们给了叶永鋕一个永恒的称号——玫瑰少年。
2003 - 2010：第一个婚姻平权法案提出，却没人抱希望
2003 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同性恋者大游行，那年的参加人数只有 1000 多人，不少同性恋者知道游行却不敢参加，曹承羲就是其中一人“当年我是就很典型的那种没有资源的同志，然后也不敢出柜”。
这体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同性恋者终究是社会少数，且没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社群，他们希望找到更多同伴。“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2000 年左右），非常不能认同自己是个同志，会恐惧也会怀疑，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刻板印象，那时候就会想多认识更多同志朋友，想了解大家生活是什么样子。”吕欣洁说。
最终，吕欣洁与曹承羲选择加入“同志咨询热线”。几年下来，他们不仅找到更多同伴，也透过组织的资源帮助更多同性恋者解决困难，建立社群。
除了热线，许多组织也积极用各种方式解决社会上不友善的问题，不管是提出法律诉求或是教育，尤其是重视性别议题的人。
2006 年，时任立法委员萧美琴提出了《同性婚姻法》草案进入立法院，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婚姻平权的法案。尤美女形容当时的过程，“闯关不知道几千次，每次提，每次都被挡掉”。最终连第一阶段的“一读”都没有进入，法案就在立法院无疾而终。
吕欣洁也参与了这次的法案讨论，但她却没抱太大希望 “当时真的不期待，就是很清楚根本没人要协助这个法案，这就只会是个话题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
婚姻平权音乐会（图/同志咨询热线）
2011 - 2015：法案再次进展，更多声音出现
2012 年，又有一对男同性恋者陈敬学与高治玮，为争取结婚权再度叩关，他们在登记被拒绝后，就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打算要声请释宪。距离祁家威首次提出诉讼，已经过了 36 年，有不少同性恋团体集结起来声援他们，包含时任立法委员的尤美女。
尤美女说，此案最终会在 2013 年 1 月撤销告诉是有实质效益上的考量 “那时候的大法官组成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群，如果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被驳回后，会不会阻碍接下来的立法，所以大家判断之后，就觉得不如我们先丢立法，所以我才先用个条文提出来”。
同年 10 月，民间团体“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称伴侣盟）将费时两年起草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送进立法院，这草案包含三个部分，其中婚姻平权（含同性婚姻）的草案进入了立法院的“一读”程序。
通过一读算是婚姻平权运动前所未有的进展，但还是没能引发更多民众的讨论。回忆起这次法案的进展，尤美女说 “ 这个会期就是 nobody cares，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立法院内）有人反对，这法案就很容易躺在那”。
面对这种进展，却引发反同的宗教团体焦虑，他们组成了“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并开始发出声音，但因为一些错误的知识背景、涉及到歧视的言论，反倒让更多支持同性恋的团体参与进来。最后结果是台湾社会上有关婚姻平权讨论的声音逐渐升高。
婚姻平权音乐会（图/吕欣洁粉丝专页）
“某些时候我真的蛮感谢护家盟，他们展现纯然的恶意，觉得同志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然后一些活在粉红泡泡里的同志，开始感受到被威胁的感觉。”曹承羲说道。
护家盟与其他反同团体的攻击，其实引发了中间人民的情绪。吕欣洁补充说：“有些人站出来，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非常希望同性恋可以结婚，有些人是希望维护民主制度，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反智的言论”。
“当议题被看到，就有可能被解决，所以这也是一种进展。”尤美女说。接着引发部分地方政府率先做出改变，他们允许了同性恋者可以到户政机关，办理同性伴侣注册，尽管这会给同性恋者以鼓舞，但实际上，这样的注册还是没有法律上的效力。
2016：毕安生之死
2016 年 10 月 16 日，台湾大学法文系的教授毕安生坠楼自杀。
2015 年，毕安生身患癌症的同性伴侣曾敬超希望在临去世前把财产转给他。遗憾的是，在没办完遗赠手续的时候就已经病逝，因为两人在法律上没有婚姻关系，毕安生没能继承曾敬超留给他的东西，最后造成悲剧。
毕安生与伴侣（图 / 律师李晏榕 Facebook ）
台湾律师李晏榕在 Facebook 上写下 “原来，在一起生活了 35 年，我们还是法律上的陌生人”一文，讲述了这个故事。
隔周末，刚好也是第十四届同性恋大游行，不少支持婚姻平权的人们站上街头，游行人数达到了历年新高。“毕安生老师的事件，提醒大家其实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我们没有。”吕欣洁说。
在如此的社会民意驱使下，尤美女、国民党立委许毓仁，以及“时代力量”三个政党分别提出了婚姻平权法案。
11月17 日，当法案进行审查的同时，护家盟等反同团体号召反对民众引爆激烈冲突。立法院内柯建铭提出“另立专法”的选项，这又激怒了同性恋团体。
对于同性恋团体来说，“专法”这个选项，还是差别待遇——也是变相歧视。
2016 年 12 月 10 日，「婚姻平权大平台」与吕欣洁在世界人权日发起大型活动，原先预估最多 10 万人参加，没想到最后却来了 25 万人。吕欣洁说：“因为这个活动，我发现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个时间点。”
婚姻平权音乐会（图 / 吕欣洁粉丝专页）
婚姻平权音乐会（图 / 尤美女粉丝专页）
2017 年 5 月 24 日，也就是让祁家威等了“41 年 6 个月又 24 天”之后，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作出了解释，现行《民法》不允许同性婚姻，被判定违反宪法，并表示两年内立法机关应做出符合宪法精神的修订法案，若无，两年后《民法》自动生效。
对此结果，参与运动多年的祁家威、尤美女、吕欣洁以及曹承羲都感到非常欣慰，但也感到些许意外，尤其是大法官还给出了两年的期限，这无非是让此前陷入僵局的婚姻平权法案，自此败部复活。
又过了三天，5 月 27 日，台北早秋咖啡。祁家威正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一位女同性恋者突然前来跟祁家威道谢，并送上小礼物表示，她跟伴侣将先举办婚宴，最晚两年后要进行登记。
祁家威开心收下礼物后说：“这几天，我天天遇到这样的事。”
祁家威（图 / 陈莉雅）
题图来自同志谘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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