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国籍”建筑师在上海未盖成一座房子，却留下对城市的深远影响
回顾他的过往，也是回顾这个城市的过往。
与近年来被频繁提及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相比，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的名字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前者设计的洋房、教堂仍保存完好，在“邬达克热”中化身三十年代浮华上海的象征；而后者未曾在上海留下一幢建成的设计——因此，与其说鲍立克是个建筑师，不如说他是个老师和规划者。
1933 年，来自德国的 30 岁建筑师鲍立克搭乘“红色伯爵号”邮轮来到上海，直至 1949 年 10 月回到民主德国，他参与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践。不靠一座楼而评价一个建筑师，看起来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但事实上，鲍立克为上海这座城市做的事情影响远大于几座实体建筑。在下面的文章里，你至少会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是鲍氏参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对现代都市需求（比如公共空间、上海港建设）的前瞻性；第二件，则是这种前瞻教育了后来人，使上海免于成为莫斯科模式的城市。
“大上海都市计划”从何而来？鲍立克又如何让自己的思想渗透其中？无论研究上海的历史，还是中国大型都市的建设，恐怕都是绕不开的命题。
鲍立克来上海时，这是怎样一座城市？
富有的侨民偏安于租界，贫困的逃难者则藏身于租界外围的棚户区。
著名间谍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在刚到达上海不久后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冷笑她对这座城市的观感，成为一个“百分百的上海人”，只需要学会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她称那些生活在上海的侨民太太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热衷于赛马和电影，没有职业，不事家务。她是传奇间谍佐尔格的手下，也正是她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传递给了前苏联。其自传《索尼娅报告》（Sonja’s Report）记录了她在上海亲见的贫富差距。
她当时的丈夫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建筑师，曾参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改造，也正是他，邀请理查德·鲍立克来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两极分化严重。在码头、棉纺织厂和棚户区有着这个城市残忍的一面。“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像这里欧洲人的傲慢一样可怕”，鲁特写道。
在苏州河，两个上海撞到了一起。淞沪抗战后，上海人口从 150 万激增至 300 多万。特别是从 1937 年上海抗战到 1941 年日军入侵租界之前，孤岛般的上海竟拥有“畸形”的繁荣期。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仍然掌权，这一区域的交通、商业、进出口一切如常。
苏州河以南是十里洋场，以北则是被轰炸的华界，大量涌入的难民建造了滚地龙和棚户区，他们无力承担租界内高昂的租金，只能紧贴着苏州河栖身，每天行走于“双城”之间，在租界内谋生，再回到棚户区居住。
民国记者陶菊隐曾记录：“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
租界内则是繁荣的。理查德·鲍立克最初在犹太富商沙逊的公司做室内设计师，后与弟弟和朋友盘下了时代公司（Modern Times），开创家居店、在南京设立时代公司分部，还接手舞台设计。
鲍立克在写给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包豪斯的创始人。包豪斯风格肇始于德国，却在美国发扬光大）的信中自嘲，在上海，他必须仰仗租界的有钱人才能过活。但他也在后期考虑是否迁去美国时，坦诚在上海的 16 年没有建成作品，不能为融入美国建筑师圈提供资本。“自从我到了这儿（上海），主要从事教学和都市计划，只建成了很少的东西。‘时代公司’做的都是室内的玩意儿。我为铁路系统设计的那些项目，都还待在抽屉里，期待着从天而降的美国贷款。”
鲍立克援助犹太人，沦陷后，犹太人被限制生活在虹口提篮桥，鲍立克事务所雇佣了大量犹太人，他们凭着工作证，可以走出犹太区，来到事务所所在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大楼上班。
1943 年，鲍立克接受圣约翰大学的教职。鲍立克的研究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侯丽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封 1948 年 8 月 13 日由圣约翰大学会计处发出的领薪通知书，提醒他务必于 20 日之前准时领取薪水。侯丽解释：“因为法币每天都在贬值，晚一天，甚至只是晚了几个小时，实际得到的薪水就不一样了。”就在这封信之后一周，蒋经国受南京政府支持，在上海强行推动了金圆券改革，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鲍立克在上海逗留期尾声的背景。
“大上海都市计划”，上海战后都市重建
鲍立克并不懂中文，在 1938 年失去德国国籍沦为“无国籍者”之后，他的行动范围只能被框定在租界之内。尽管如此，鲍立克仍然惊讶于一个单纯靠“人拉肩扛”实现的港口奇迹。
超越了欧洲最先进的鹿特丹港装卸数量的上海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港口，独立的洋行码头沿着黄浦江两岸恣意蔓延。受限于狭窄的沿浦岸线，普通的驳船和卡车都无法采用，更不用说现代装卸设备。
“以前我们一直用简单的一句‘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最大的港口’张扬成绩，但震撼的是，这个耀眼的贸易和经济数字背后是低廉到难以想象的劳动力支撑的。”展览现场，一位同行向侯丽回忆祖辈从舟山来到上海的机缘，舟山人在上海做领航员，所有的远洋船只到达吴淞口，需要更换小船，他的祖辈负责引导这些小船进入黄浦江，找到合适的码头装卸货。
一个现代化的集中式港口是大上海都市计划的重头戏。鲍立克和设计组成员研究了当时许多国际大港的经验，希望引进机械装运。侯丽在会议纪要中发现，鲍立克多次提及建设一个现代化港口的紧迫性，再不抓紧机遇，香港就要崛起了。
但这个耗资巨大的设想遭到浚浦局和港务局的反对，长江和黄浦江的泥沙淤积严重，一个现代化港口对疏浚、挖泥提出挑战。政府部门中唯一的支持者是海关，他们希望可以统一监管沿岸那些零散的码头，打击海上走私，收回被外商洋行和青帮势力把持的码头。
“直到今天，上海的港口大多仍以散货居多，在大小洋山港发挥作用之前，宁波的北仑港是长三角最大的集装箱装卸港口。”
围绕超前、可行性，究竟是建设一个一马当先的现代化上海，还是将有限的资源放在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上，编制组的设计师和市政部门激烈讨论这个野心勃勃的战后都市重建计划。他们各自有正式的工作，每天下班后赶到工务局，研读调查组之前收集到的资料，再开会讨论。这一收入微薄的“兼差”往往需要工作到深夜。
同样引发冲突的超前设想还包括对浦东的定位。最初鲍立克将浦东设为纯粹的农业和居住区，以免对港口和码头造成压力。大都市计划一稿公布时，已经在浦东建厂的工厂主一片哗然，强烈抗议，因为将来在工厂改扩建时，他们无法续期厂房的营建执照。
两次淞沪战争几乎将华界夷为平地，业主们在房子被炸毁后，大多拿着一纸地契逃难，但战后重建为土地的重划提供了一次契机。鲍立克们希望学习日本地震后土地重划的经验，将产权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让每一个业主拿出 15%～30% 的土地用以筑路和建设公共绿地。但这个按照“田园城市”（Garden City）规划的比例无疑过于超前，遭到业主的强烈抗议。
对都市重建计划的热情蔓延到了公众，侯丽曾读到一个笔名为“一之”的读者在党报上刊登的来信，他反对二稿中快速高架路的建设。时任上海市长赵祖康曾写文章分析，对现有道路的拓宽没有办法改善一座城市的整体交通状况，必须要系统性地打造一个快速干道网络，才能提升整体效率。“一之”则毫不留情，质问当时的国民政府怎么有财力支持这个城市外围的高架路。
从一稿到三稿，从超前到对现实的适当妥协，但这个野心勃勃的都市重建计划仍停留在纸面。设计师在二稿的序言中谈到，与欧美各国倾尽全力的都市计划相比，上海的兼职者们哪怕满腔热情，也无异于“螳臂当车”。赵祖康更为坦诚，实现有“三难”，一者国家大局未定、地方财力竭蹶，二来民生困境中，侈言建设，三是与一个都市计划相配合的社会政策、土地政策、交通政策等遥遥无期，各方配合艰难。
1949 年 3 月 19 日，赵祖康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侯德榜、茅以升、恽震、顾毓泉五人在南京商定，联名给交战中的国共双方去信，公开信中呼吁双方不要破坏工矿企业、交通等公用设施，“倘若因为战争造成对上海等城市的重大破坏，将使中国经济倒退 20 年！”
大上海计划的第三稿在 1949 年的春夏之交完成，设计组成员只剩下了 4 人，鲍立克、钟耀华、程世抚和金经昌。这个被交给新政府陈毅市长的都市重建计划还是被束之高阁。
没建成的计划留下了什么？
1949 年夏，47 岁的鲍立克和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张肇康在黄作燊家的屋顶花园上合影，不知此时是否已经完成了第三稿的编制工作，挺着肚腩的鲍立克笑得开心。
实际上鲍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有各种去往他国的机遇，却稍纵即逝。1947 年，圣约翰大学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建筑学院曾计划过一次学者交换，但破费了一番周折之后，还是未能成行。
张肇康与鲍立克在黄作燊家的屋顶花园合影
大上海都市计划聚拢了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鲍立克合影的张肇康成为台湾战后第一代的建筑师，设计了台中东海大学。王大闳同样去往台湾，设计了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陆谦受去往香港。曾是上海跑马场优秀赛马手的甘少明（Eric Guning）也在香港参与了大型公屋的设计。侯丽介绍这个有个性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后续，“他太理想主义，没有在香港油麻地开发中把容积率用足，被开发商告上法庭，虽然胜诉了，但之后再没开发商找他做设计，晚年穷困潦倒”。
由圣约翰大学走出的鲍立克的学生们如李德华、罗小未则成为后来国内建筑界的中坚。侯丽在另一段研究中记录了五十年代上海的规划师、建筑师与前苏联专家的“隐晦博弈”。鲍立克离开上海后，前苏联规划师穆欣为上海编制过一版规划，城市被大尺度的轴线贯穿，巨大的广场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符号。
“站在今天看，大上海都市计划并不完美，但它影响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在四十年代刚刚毕业进入工务局，或是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整个计划的编制过程中耳濡目染。他们意识到穆欣提供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设计理念，最终没有采纳这一版本”，侯丽感言，“如果没有抗战和内战夹缝中这三年的争分夺秒，可以想见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五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空间或许会更‘莫斯科化’”。
1949 年 10 月，在上海度过了 16 年的鲍立克回到了民主德国，幸运的是，他未因战争荒废专业，参与了东德国家歌剧院的改造、柏林重建计划，和一些新城规划。这个未曾在上海留下建筑的德国设计师，在异国被逐渐遗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鲍立克和他规划中的上海，请看侯丽和王宜兵共同编著的《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我们也和侯丽谈了谈一些基本的问题。
Q：好奇心日报
A：侯丽
Q：提到“大上海计划”，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江湾的设计，当时建成的体育场、图书馆如今仍伫立在五角场附近，这两个计划有什么区别？
A：我在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布展的时候碰到了几位老先生，听到他们以为这个展览是有关五角场附近“国”字开头的路名和江湾体育场，我就凑上前和他们介绍了很久。其实这是常见的混淆，甚至在建筑、城市规划学界也会如此。在展览的后记里我放了鲍立克本人的一段话，即五角场的大上海计划不过是一个建筑工程，建成了几幢建筑，用以向帝国主义抗议。它只为上海设计了一个偏于一隅的城市行政中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一座城市的总体规划。
Q：这个未建成的都市重建计划为工人设计住宅，为难民框定安置范围，为普通市民提供“邻里单位”，为何“底层”在这个计划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A：其实直到今天，城市规划者一直在努力追求以公共利益为主体的城市的长远发展，努力为容易被忽视的多数底层发声，当然目标与实现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鲍立克曾在一封写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自嘲，只有仰仗这座城市的有钱人他才能活下去。但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底层。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精明”在这里并非贬义，如何把握两者的尺度需要非凡的智慧。
强调照顾工人利益、信奉国家干预力量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也在盛行凯恩斯主义，比如罗斯福新政建设的公共住宅。这也是城市规划这门学科得以确立并蓬勃发展的历史时代背景。
Q：回到东德的鲍立克有没有受到过政治迫害？
A：据我了解，他很幸运，也相对顺利，回到民主德国之后他换了一任太太，在五六十年代做了很多新城的建设，参与柏林的改建。但他的朋友鲁道夫·汉堡嘉则要曲折得多，被苏联认为是双面间谍，关进了古拉格劳改营。鲍立克后来设法将鲁道夫从古拉格营救了出来，回到东德工作。
Q：如何看鲍立克与包豪斯精神？
A：包豪斯学派在那样的时代是振聋发聩的，他们呼唤大家向现代转变。但现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未完成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呈现了一种混合的状态。我们今天也会反思包豪斯的局限性，人类社会是否必然如包豪斯学派设想，呈阶梯式不断往“更高形式”发展呢？或者说什么是现代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定义。
比如我们如今重视的历史建筑和城市文脉的保护，在鲍立克的年代就没有被重视。当时人们考虑的是纯粹的“效率”，“进步”意味着快速交通干道、机场、港口，从不是小资的，他们不会去讨论街头咖啡馆是否要保留。我们今天其实更趋折中，一些曾在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今天被视为传统。
人们已经不再多谈“现代性”的定义了，代之以“杂糅”（Hybridity），强调多元价值，究竟如何区分“传统”、“落后”、“先进”，这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图片提供：侯丽，及同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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