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如何才算是保护野生动物的聪明方法？| 100个有想法的人
诸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样的组织，希望把自然保护和当地人的生存利益结合起来。这事的困难在哪里？
2014 年 7 月 27 日，关坝巡护队拍摄到了野生大熊猫和亚洲黑熊。队员调出相机存储卡记录，在屏幕上确认了这两种动物的身影后，才拨通乡政府的电话宣告消息。
拍到大熊猫和黑熊意味着关坝沟的自然保护有了些成果。野生动物的繁殖是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关坝这个项目花了 4 年时间，才看到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以及小鱼苗的孵化。
这个项目属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直到 2016 年，关坝才被列为四川省内首个试点自然保护小区，但项目从 2009 年就开始了。关坝是个村，位于四川平武县，川西北，距离成都 300 多公里，是全国最大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之一。
全国 4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中，由于缺乏健全的机制或资金来源，大多项目有名无实，而关坝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每个月，由 25 个村民组成的巡护队会轮流在关坝沟流域内巡查一遍。一方面，他们会看看是否有外来人入沟乱采滥挖，清理掉盗猎者的猎套。另一方面，他们得为方圆 40.3 多公里范围内架设的 25 台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和存储卡。
这些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村民已经学会设置红外相机，并且拥有了看痕迹找兽径的判断能力。
一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南山地的项目主任冯杰回忆说，刚到关坝时的第一次会议，全村只来了两三个人，村民们对“自然保护”丝毫不感兴趣。
平武县是贫困县，全村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数十年间，当地村民靠山吃山，主要以伐木、林下采集、打猎和捕鱼为生。
这种过于原始的维生方式在 90 年代国家实施禁伐令时宣告终结，同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开始禁止村民捕猎。于是，挖药、盗猎、电鱼成了村民经济来源被切断的不得已之举。
2009 年，山水为平武县政府设计了一套方案，想把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和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与关坝村村民签了保护协议，以钱来“交换”村民的保护成效。
最初，资金由“山水”筹措，替村民组建的巡护队出资，三年后，政府才开始增加投入。他们每年都会拨款 5 万元，对集体公益林保护进行生态补偿——巡护队的收入来源也由此转移。这 5 万元既包括给巡护队的工资，也会发放给举报破坏行为的村民。
这样的方式被称为协议保护，它并非山水的首创。早在 14 年前，“保护国际”就和南美洲的圭亚那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保护协议，取得了 8 万公顷原始森林的特许保护权。现在，它成了一个新潮的保护方式，全球 14 个国家和地区共签订了 51 份保护协议，涉及 1500 万公顷生态热点区域。
经济激励的好处很显著——原本没人感兴趣的项目因为有了补贴，获得了人气。
冯杰和同事们劝说村民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开发了“熊猫蜂蜜”品牌。养蜂不是关坝的传统生计，但它远比养羊放牧等农业活动带来的破坏要小。冯杰们还要求蜜源地要距离人类居住区域至少 3 公里以上距离，以此避免蜜源植物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
为了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在保护协议签订的头几年，冯杰开着一辆新买的小车奔走成都和关坝的山路间，一来一回就要颠掉 10 个小时的车程。
“熊猫蜂蜜”启动的第 3 年，村民们就实现了“在保护中获益”的良性循环。除了养蜂户以外，参股的村民累计分红 4 万多元——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笔持续的经济来源。
二
农业经济管理硕士毕业的冯杰是在 2009 年加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最初的身份是“协调员”。当时山水刚刚成立 2 年，创办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山水原本只是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的一个本土分支，后来独立落地，驻扎在北大校园内。这个生物多样性民间保护组织，在中国西部推动了好几个“生态特区”。
山水和关坝村一起制定了 5 年目标和工作计划，每年还会出新的详细计划——此时，冯杰们作为一个协调者的职责也就完成了。现在，村民只有在出大问题、或组织大型活动的时候才会联系他们。
“我们（山水）提供的资金是在减少，但我们的陪伴、对当地人管理能力、财务公开能力的培训是一直保持的。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的是人，而人的能力和决策决定了事情的效果。”冯杰说。
自 1994 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后至今，全国有大大小小数千个民间环保组织。尽管它们的共同目标都在保护环境，但具体的行动各不相同。
从植树造林到放归野生动物，都是早期盛行于环保组织以维系生态平衡的手段，前者最主流——一组来自“美丽中国环境论坛”的数据显示，2013 年，自然保护领域基金会 8 成资金流向了植树造林和草地管护。而后者，则需要放归者有一定的常识，对放生的动物是来自本土，还是物种侵略做出判断。
人们总将这些手段看做是“经济发展”的背面——城市化势必带来森林消亡，水坝和公路修建造成动物栖息地锐减。乍看上去，建设、砍伐、盗猎，背后都有一整套利益链条，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呼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以及倡导保护自然环境，把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的利益分割开来考虑。
诸如“山水”这样的 NGO，试图找出另一种补救方式。按照吕植的说法，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
三
2016 年，山水逐渐将支持资金减到最低水平，“村里的机制已经能脱离山水独立运作，他们的经济来源已经能够进行环保活动了，就连所有的监测都是村民自己完成的”。
“我们只是鼓励和支持当地村民保护自己的家园，提供技术和协调。当地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才能解决”，冯杰说。
这点和生态学家安东尼·辛克莱与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乔治·夏勒的概念不谋而合，“理想的情况是社区主动参与保护和管理他们的资源：保护最终依靠他们的意愿和参与。”
冯杰很明确山水以及自己的定位——当地居民才是主体，而自己只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四川生活的这几年，冯杰有一半时间都在和村民打交道，余下的时间分给了林业局和乡镇政府。因此，他得能听出村民柴米油盐背后需求的能力，还得掌握和合作伙伴的沟通方式，比如和乡镇政府领导喝酒的“硬本事”。
这几乎形成了他纵横捭阖的行事方式：“这样便于和地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把村民的想法传递到乡政府和林业局的脑子里，反过来，也是需要落实的。”
他认为，过于强势的环保机构，可能会脱离当地文化，还可能会破坏当地村民、政府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
“夏勒博士以前对我说，‘保护最终要靠人心的改变’，当时我年轻还不理解，总觉得应该用科学的办法，或者靠政策法律。现在可能保护成功的地方，都是人们想保护了，而为什么想保护，不是功利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现实的功利或者物质的功利。”吕植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有 4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项目。在四川，像关坝沟这样的保护项目，就有 300 多个，它们大多小而分散，面积够不上保护区的申请门槛。
但相比封闭的国家自然保护体系，它们更为开放。全国 2740 个自然保护区，大多基于对当地社区的限制或驱逐，留作动物的栖息地。而村民从世代居住地迁出以后，被限制进入保护区获取自然资源，又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容易导致当地老百姓对保护工作和人员的不满”，冯杰说。
国家的保护区无疑是最强大的保护力量，政府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但它们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1085 个物种中只有 66 个物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 5%。其余物种则散落在破碎的林间，遗漏在保护区之外。
于是，环保组织们对自然小区的调查和保护成了重要补充力量。
在更新迟缓的物种名录的对比下，民间收集的数据带来了很多惊喜——
关注猫科动物的“猫盟”在四川设置了 32 台红外相机，拍摄到超过 35 种兽类，还捕捉到金钱豹进入雪豹领地的画面，打破了很多个“首次”记录；
“荒野新疆”在乌鲁木齐周边发现 7 只雪豹新个体，获得了国内首个亚洲野猫活体的记录；“朱雀会”在全国布设的 2124 个观测点则记录了超过 1197 种鸟类。
不过，环保组织们并不充足的资金让保护也成了一件需要讲求效率的事情。
从一开始，环保组织就得解决“如何获取资金”这样的问题。对大多数知名的环保组织来说，在基金会、企业、政府和个人之间，最主要的募资来源是基金会和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得能吆喝的特点。
猫盟的创办人大猫表示，动物保护组织除了保护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于“宣传”，这是筹款的最好方式，“只有你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你才有可能获得保护的资金。”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猫盟一样，它们的公众号、微博都有数千条关于环保问题的释疑，或是线上线下活动的信息。每次跑野外，几乎每位成员都要撰写一份感想总结。
缺钱这事在那些未注册成功的民间草根组织和自发项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这样的组织因为无法发出固定薪水，没有能力招收全职的工作人员。它们的成员大多是“依靠情怀做事”的公司职员或是当地农民，并不单纯依靠项目资金维持生计。
因此，不少环保组织的流动性巨大。
不过，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山水和猫盟都宣称自己的流动率并不高，不少成员都在其中待了 7、8 年之久——除了一份固定但不高的工资，他们说，认同感和个人兴趣在维系这种忠诚感。
四
2000 年初，国际支持是非政府组织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10 年前，山水刚建成，其知名度以及政府对环保的重视都不比今天，但它还是拿到一笔国际基金会的资金，包括 CEPF（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 等。
现在，来自国内社会的力量变强了。包括山水在内，国内 NGO 最大的资方是国内企业和基金会，它们大多都按照项目提案提供资金。
有些时候，环保组织与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类似“资源置换”。企业为环保组织提供资金，反过来，这些环保组织也成了企业增加社会影响力、实现社会责任的一个出口。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方面接受来自社会的资助，另一方面也在扶持民间草根机构。与那些基金会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专业帮助和陪伴。
至于“如何更有效地花钱”这个问题，得从项目地的选择就开始考虑。环保组织们大多将目光集中到“热点”上，它指的是濒危物种格外集中的地方。西南山地、环渤海、三江源、江浙和两广一带都是值得优先保护的地方。而其中，那些更具性价比的项目可能是——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林地，生物多样性尽管有些受损，但可以通过一定的保护手段恢复元气。如同山水选择的关坝，它们当下面临“问题”，但更有恢复“潜力”。
不过，自然保护的成果往往难以量化。
冯杰说，一大笔资金进入环保项目之后，在一两年时间里就进入良性循环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一般情况下，保护的成效只能通过每隔两三年以一些过程性或侧面的指标来裁定：
在盗猎区，巡护人员解下的猎套数量是一个指标；村民的意识、收入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改变也能成为一种信号或数据。
山水每两三年都会做系统性的评估来判断保护效果。从关坝项目开始的十年间，他们已经做了 3 次系统评估。
不过国内的 NGO 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2017 年 1 月1 日，《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在中国正式生效。
此时，距离 2016 年 4 月 28 日该法案正式通过，已经过了 18 个月，然而，除了要求有主管单位、不得在中国大陆境内募款、向大陆境内输送资金也加以限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等原则性条款，法规细则尚未全部出台。这让诸多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国际 NGO 陷入了停滞。另外，包括 FFI 在内的国际组织开始建立独立的本土机构，以摆脱这个尚未清晰的法案带来的影响。
山水也需要应对这种变化，“我们的国际合作发生了变化，具体的细则和操作方式，我们还在观望和学习中，并且同时也在探索更多本土的社会资源”，山水自然观察项目的负责人史湘莹说。
题图来自：BBC《地球脉动》
文内图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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