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本提出“读书无禁区”的杂志启蒙了两代中国人 | 杂志往事②
“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与众不同的杂志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且创造了新社区。成功的杂志都可以视为“唤醒了一些颇有个性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在形成的某个新社区的成员”。
在创造新社区的过程当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些受制于种种外力戛然而止。但无论生命长短，它们独树一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出任重要角色。
这一次介绍的是《读书》。
“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沈昌文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如此回忆。
沈昌文，出版家，在《读书》杂志影响力最大的 10 年里任主编；李洪林，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在《读书》创刊号上发布《读书无禁区》，“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
在此之后的 10 年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这本杂志的作者，而未来中国差不多两代人的人文精神启蒙与这本杂志相关。
李洪林已于 2016 年 6 月以 91 岁高龄去世。
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午，我们与 86 岁的沈昌文先生约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雕刻时光咖啡馆。
老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黑色外衣，背着个黑色书包，看起来和沈从文孙女沈帆给他画的那张漫画很像：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只不过手上没像画上那样拎着两大捆书。
虽然精神和身体看起来都不错，但由于年纪关系，沈昌文听力下降了很多，得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因此，我们刚交谈了一会儿，就被店员提醒要降低音量。于是，这位老出版人手掩着嘴和我们“悄悄“谈起了有关《读书》杂志的往事。
当时的《读书》不仅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也是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推手，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与公共俱乐部。它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阶层，也启蒙了下一代年轻人。
1.
沈昌文的那句话出现在一篇《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这曾经是个问题》的文章中。
李洪林是《读书》的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54 岁的他在《读书》的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影响深远的文章——《读书无禁区》。
这篇文章猛烈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认为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相比“四人帮”，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
“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1978 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 10 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一文写道。
这篇文章不仅让《读书》杂志一下暴得大名，也招来了众多批评之声。比如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认为文中没有在“毛泽东”三个字后面加“主席”二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等等。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
沈昌文回忆，杂志出来之后，上级主管机关找了当时《读书》杂志的负责人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对此辩解道：“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之后，《读书》还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和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曾彦修都分别以笔名“子起”和“范玉民”写了支持《读书》的文章。
1981 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的文章，重申办刊宗旨，要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称“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沈昌文被调到了《读书》杂志。1980 年，49 岁的沈昌文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内增设“三联编辑室“的主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创刊号的那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原来叫《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因为当时科学不准有禁区，所以李洪林说《读书也要反对禁区》。后来改成《读书无禁区》，这是史枚和范用两个人坚决改的。为什么把我调去呢？就是上面觉得他们搞得太过头了，要缓和一下，所以我去了。”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然而，调到《读书》杂志后，沈昌文的首要工作便是多次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做检讨。“出版总署给中宣部发了文，这文我都保存着，指出错误，要做检讨。杜导正主持检讨会，让我去参加。”沈昌文回忆。
但“准备好了诚恳检讨”的沈昌文到了检讨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轮到他。到了第三次他正准备发言的时候，会上宣布《新华日报》犯了重要错误，《新华日报》先做检讨。结果，《新华日报》检讨完了，杜导正说散会，沈昌文的检讨也就一直没做成。杜导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后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现在看了《炎黄春秋》，我完全懂了。党内实在是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读书》能办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内（有人支持）。照我看，胡乔木是‘两面派’，坚决支持，暗中支持《读书》杂志。我在《读书》杂志上，几次我在外面讲话有点过分，胡乔木就给我写了一篇稿子。我也懂了，这篇稿子一发表，我就划个内部通报。所以，党内这些斗争非常复杂的。我是一个下面的人，可是我还是懂，我能迎合下去。所以当时很多别的杂志都停了，这是《读书》杂志所以办下去（的原因）。”沈昌文说。
而翻看《读书》杂志创刊人物的履历，你很容易发现这本杂志来头不小。创始人都是在新闻出版领域有声望和地位的老人。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领头人陈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主编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另一负责人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除了这三位领导，具体做事的则大多是“刚挨过大整刚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或者说是些“大右派”。比如有党外的外国文学专家冯亦代、原三联书店总编辑倪子明、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史枚、《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等。后来，在冯亦代的介绍下，著名画家丁聪参与了版面的制作。
沈昌文回忆，这些老头办《读书》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 1940 年代就办过这个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这一“联“过去指的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则把《读书》定性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后来还对沈昌文说，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
2.
《读书无禁区》之后，《读书》又接连刊发了几篇影响颇大、突破禁区的文章，吹响了 1980 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先声。
比如 1981 年第一期发表了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章称：“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1981 年第二期发表了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主张人性解放，宣称：“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无限制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和《读书无禁区》类似，为了促进讨论，《读书》后来又发了反驳《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的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而这两篇文章争论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周扬和胡乔木对“人性论”或者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后来还演变为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坚持人性论、提倡尊重人的尊严的周扬也成为了批判对象，并被要求做公开检讨。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则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类似的机构一起促成了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文化热“。它也在中国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发行量也从两三万增长到了十三四万册。
一方面，它扮演着以思想评论的形式引进对国人而言新知新思潮的角色。比如《读书》当时就刊发了包括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艾·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伏尔泰的 40 37927 40 15535 0 0 2945 0 0:00:12 0:00:05 0:00:07 3062路易十四时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相关的书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各个学科。不仅使得当时的读者一下子大开眼界，也契合了时代的潮流。
另一方面，它所拥有的老中青三代作者群使得当时《读书》的文章不仅质量高，而且十分活跃。当然，这也和《读书》的办刊方针和文章要求有关。
沈昌文回忆，从陈原开始，《读书》杂志就主张文章要写得有文采，“不文不发”。因此，由于文笔实在不行，《读书》退过很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后来，《读书》对文章的具体要求凝结为八个字“厚积薄发，行而为文”。
那时，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找文坛老人。而 1980 年代，文革刚结束，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受困多年后，想写文章的好时机。《读书》也因此收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老知识分子。比如吕叔湘、金克木、舒芜、张中行、劳祖德、顾准、许国璋、王佐良、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何为、柯灵等等。
另外，像董乐山、董鼎山、钱满素、王蒙、张隆溪、张宽、崔之元、汪晖、刘军宁、刘东、甘阳、许纪霖、李零、叶秀山、杜维明、张汝伦等人后来也成为了《读书》的作者。
沈昌文称，《读书》的办刊论可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和无我。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样，《读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沈昌文在自传中写道。而“无我”则是指《读书》不代表一种学派，一种学问，在学问上“无我”。所以，《读书》绝对不要办成学术刊物，而是要办成思想刊物。虽说如此，但这一时期的《读书》内容总体上还是一本偏向自由主义的刊物。
因此，《读书》寻找了各方面的人才，开设了各种专栏。比如文学方面有冯亦代的“西书拾锦”、吴岳添写法国文学的“远眺巴黎”、李长声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蓝英年引介俄罗斯文学的“寻墓者说”、王佐良的“读诗随笔”和董乐山的翻译专栏“译余废墨“等；思想方面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艺术方面有辛丰年（真名为严格）的西洋音乐专栏“门外读乐”、李皖的音乐评论专栏“听者有心”、尹吉男的美术评论专栏“独自扣门”、丁聪和陈四益合作的“诗配画”专栏：“新百喻”和“诗画话”等。
这些丰富的作者资源不仅让读者受益，也使得三联书店拥有了宝贵的出版资源。相比其他出版社，它能更容易出版《读书》作者群的书籍，甚至可以直接结集一些作者在《读书》上发过的文章，带来了很大便利。
《读书》编辑部的成员也因此受益。比如赵丽雅（笔名扬之水）就称自己是“师从众师”。“我 1986 年 12 月到了《读书》，一直到 1996 年。这 10 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赵丽雅回忆道。
她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学者。1996 年，赵丽雅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有《脂麻通鉴》、《终朝采绿》、《诗经别裁》等作品。
为了“笼络”作者， 1985 年，《读书》每月 25 日还在北新桥附近的咖啡馆办起了“读书服务日”。“《读书》是和赵越胜学来的。他父亲是人事部部长，家里地方很大，所以（赵越胜）老在家里举行 party。我学他的，搞了个‘读书服务日’。‘读书服务日’请各方面的人都去了，这个团结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作者）。”沈昌文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沈昌文回忆，“读书服务日”这个名字学的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为顾客服务”。他觉得，“读书会”太敏感，“服务日”这个名字可以降低政治风险。服务日当天，《读书》的作者和读者会随意坐在咖啡馆内聊天，自由地讨论，编辑则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诞生选题，方便组稿。
令沈昌文意外的是，除了开始几次自己结的账，服务员告诉他已经付了钱了。“谁付的呢？这人现在也很有名——牟其中。这位老先生后来坐牢了，真想不到，他当年不露面，听说服务日，来了一起喝咖啡，大家也没注意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付一张支票。所以等我付账的时候，他全付了。这真是中国知识界一个令人兴奋的奇怪现象。我跟牟其中不熟，一点也不认识，不知道他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沈昌文说。
3.
“读书服务日”的举办，使得沈昌文越来越意识到读者反应的重要性。为此，他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收发室拿读者来信，接着一一研读。
“我非常注意《读书》杂志的读者，那些来信（很多）我都保存着。它的很多读者都是小知识分子。因为文章写得很晦涩，可是有读者看懂了，来信响应。这个来信的人是什么陕西的一个中学老师，并不是大学老师。这个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当时我认为很意外的一个事情。”沈昌文说。
除了表达看懂文章里的言外之意，这些读者来信既有夸奖，也有批评，还有个人观点的呈现。一位叫胡邦智的老读者就曾批评《读书》宣称要“让读者躺在靠椅上看完”的提法：“《读书》已成自家风格，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个性，降低自己层次去迎合某些市民们的口味。正襟危坐的杂志远比随便翻翻即看完的杂志好！”
1989 年 3 月，当时的科学史博士、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曾写信给《读书》。“我是《读书》的老订户。面对今年的涨价，我丝毫未产生犹豫就继续订阅。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贵刊再进一步涨价，我还会订下去……我把每期的《读书》都藏着，我女儿才三岁，但相信她将来会喜欢《读书》的。一定会。”他写道。
同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秦朔也写信给了《读书》，表达了对《读书》1989 年第二期中严搏非一篇名为《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文章的不同见解，认为“严先生的实用主义态度太严重了”。
自此，21 岁的秦朔和 58 岁的沈昌文成为了忘年交。那年，秦朔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实习，还去《读书》杂志所在的东四六条胡同见过沈昌文。到《南风窗》工作之后，尤其在 1990 年代中期前后，秦朔称，每次去北京都会见他。“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头，也特别幽默，信息量也很大。我觉得他是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活字典，所以能从那种言谈举止里学到很多东西。”秦朔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当然，除了沈昌文本人，对秦朔影响更深的还是《读书》杂志本身。早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他晚自习会去其父亲所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借阅览室看书或者写作业。在他印象中，三列借阅架中就有《读书》，“看得比较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跟人的解放、人的价值”有关的文章。
上大学后，秦朔看《读书》也就更多了。对他们这一代大学生而言，《读书》是一本偏重思想性的代表刊物，里面的作者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比如他去北京实习的时候，还特地拜访了喜欢的作者刘东。
更重要的是，对于秦朔这样的读者，《读书》则是一个思想启蒙和知识启蒙的重要阵地，对他的影响也蕴含在整个 1980 年代的时代氛围中。
“当时整个社会，大学生关心改革，关心世界，比如说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怎么能够追上去？这样一种时代责任感，这样一种风气。《读书》使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多了一些软性的精神气质。这个软性的精神气质里面，核心元素的确是有一些启蒙，或者说点亮自己，或者有一种普世的标尺衡量当下，追求超越性的思想精神状态。”今年 49 岁的秦朔回忆道。
1997 年，29 岁的秦朔在毕业 7 年后担任了《南风窗》的总编辑，并成功领导这本杂志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也是发行量最大（单期近 66 万）的政经杂志。《时代》周刊曾称它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现在，他是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创始人。
4.
19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意外中断以后，中国进入了 19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挣钱和下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当时被称为“痞子文学”的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它们共同被视为“流行文化”——成为人文学者忧虑的对象。
1993 年，《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这篇文章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文章刊发后，虽然引起各家媒体转载，但影响不是很大。直到 1994 年，《读书》杂志积极介入了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用了 6 期的篇幅刊发了这次讨论的相关稿件，从而引起了全国的巨大反响。
这差不多也是《读书》最后一次对中国社会文化重要事件发挥影响力。
1996 年，沈昌文退休。汪晖和黄平接任《读书》杂志主编。这 11 年间，一般认为《读书》的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更有人称，这一时期的《读书》成为了一本“新左派”杂志，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有着很大区别，文章的可读性也变差了，更为艰深。
2007 年，汪晖和黄平离任之后。潘振平、吴彬、贾宝兰、王焱和郑勇等相继执掌过《读书》，但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曾经的忠实读者秦朔，也在 1990 年代后期放弃订阅了《读书》。针对这一变化，他解释道：“也不是特别说觉得质量，或者有人说是转型，就是觉得《读书》的使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完成了）。你发现其实有些书、知识和思考在某个特定的时代里面，它会给你的感觉是非常 powerful，是强有力的和这个社会同频互动。那后来呢，《读书》里面的知识，跟社会的这种强烈互动性削弱了，没有很强烈。当然，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类似于像《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胡舒立办的《财经》等这一类，它就更加直截了当的，不用以书为中介，就直接去发挥新闻的功能。那么随着这个时候，《读书》慢慢的就显得有点弱了。换言之说，虽然我们讲要专业，但毕竟文章合为时而做，你的社会干预和社会联想的功能降低以后，影响力慢慢就弱化了。”
对于今年 86 岁的沈昌文而言，相比过去，回看《读书》杂志，“（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当时办杂志有它有利一方面，因为刚开放，很多老知识分子，我们去组稿，往往能积极响应。比如说金克木等等，我的回忆文章里面也写过，我跟他没什么特别交情。而且我去找金克木以前，陈原警告过我，说你去找他要小心，这个人架子大着呢，不会跟你说什么。结果相反，我找他，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看见年轻人，高兴极了，拼命指导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走，到门那儿，还要说差不多五分钟话。我觉得那么热情的老头。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以前，他们受到的待遇都太苛刻了。因为在以前，我刚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到北大去组稿，我找朱光潜，找他谈的时候，校党委派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我们两人。等到我找金克木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家里。可见大不一样。所以应该说是气氛不一样。不是我有本领，我没有什么本领，也不是《读书》杂志有声誉，正好赶上这个时候。”
而回看 38 年《读书》的历史，49 岁的秦朔感慨道：“从最早发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开始，从思想启蒙到回归学术，然后再到最近这些年知识多元化，（《读书》）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舆论影响社会的一个主要地位。总体上讲，它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标志。”
知识人群体的分化、作者群的离散、杂志的多元化、技术的变革等等都是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但可能最为根本的是《读书》这本杂志和时代主流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紧密了：整个社会在 1980 年代末期开始的犬儒化、对精神启蒙丧失耐心让《读书》杂志很难再契合时代，它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
（参考资料：沈昌文的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知道》和书信集《师承集》《师承集续编》）
题图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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