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 6 月 9 号来的，25 年了，一直在上海打工、成家”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③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苏爱小时候住的房子很大，一大家子总共有十几间，有一个被她称为“龙门子”的大门，从那走到房间有很长的距离。进屋得经过高高的台阶，地板和房梁都是深色木头，院子内外种着竹子、苦楝树和橘子树。
按照苏爱的说法，这房是“打地主的时候”分给她们家的，“地主”就住在隔壁，后来也经常互送东西吃。这前后的记忆苏爱记得有些模糊了，除了“爸爸喜欢在煤油灯下看书”，大抵是幼时穷苦，在山里读书，虽然寄宿在学校旁边公社工作人员的宿舍里，但公社里的人免去了母亲每个月背米上山的劳苦，因此苏爱就用帮人干活来还这份人情。同是这段经历教会了她吃苦和容忍。
苏爱 1974 年出生在四川省蒲江县，这是成都西南边一个有 25 万人口的县城。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 50 多岁，母亲 40 多岁，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大多数蒲江人都留在了当地做小生意，苏爱的姐姐却只身一人到江苏的纺织厂打工，最后嫁到了上海。1992 年苏爱到上海投奔姐姐。到上海的那天是 1992 年 6 月 9 日，她记得特别清楚。
其实苏爱加入了最早一批从四川到上海的打工潮，同年，中国有大约 4000 万农民流入沿海城市打工。此后的 5 年时间里，这一人数达到了 1.4 亿。
当时正值上海旧城改造，曾有媒体将这一时期称为“九十年代上海百万居民大动迁”，出现了大量的临时拆迁房，这也让外来人口有了暂时落脚的机会。苏爱就在上海漕河泾附近寻得了一处四连排的拆迁平房，这个 17 平米，堆满了蜂窝煤的平房记录着她打工生涯的开端。
她还住过附近农民的民居，那时候当地人已经察觉到外来务工的人潮，他们通常会在院子里靠墙搭一个 10 平米的小房间出租给外地务工人员，苏爱就在这个角落里住了 3 年时间。这期间，她遇到最多的就是来上海打工的浙江人。
苏爱现在是上海莲花路华纳酒店的经理。我们在天钥桥路一家购物中心里采访了她，她的儿子今年 18 岁，正在这里上英语补习课，苏爱很重视儿子的英语教育，未来她希望儿子能进入外企工作。
以下是苏爱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她：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是哑巴家的”
之前我们是住地主家的房子你知道吗？以前文化大革命打倒地主的时候就把房子分了，我们家分了一大片房子。
我出生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听我妈妈说，隔壁哑巴的爸爸妈妈就是地主。我们的房子都是哑巴家的，不止我们一家人，这后面一大家也是他们家的，不止 10 套房子。
哑巴后面分到的房子小了，他后来只有三四间，我们家人多，所以房间比他大。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大哥哥小哥哥、姐姐和我，六个人，我们加到一起可能有十好几间。还有猪圈、厨房、堆杂货的，楼上堆草的房间，稻草玉米秆都要烧一年。
我们家是那种农村的大院子，农村的老房子会在房间里吃饭，家里我最小我妈老叫我去关门，我们叫“龙门子”。我很怕，我就奔奔过去再奔奔回来，这当中很黑，要从房间里走到大门去。我就使劲跑，我妈说，鬼在追你啊？！
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也会把家里检查一遍，开着灯，我就是怕呀。如果老公儿子都不在，我就把门关上，然后弄盆水把大门顶住，有人进来我就会听见。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有上街沿、下街沿，我们在大院子里种竹子，种苦楝树，种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房子很好，下面是石头，上面是木头，可以开窗看外面，很漂亮。我们老家说，可能有地乌龟、小虫子从潮湿的地里爬出来，我们就拿出来去卖钱，可以入药。进那个房间就像现在的小复式一样，有个台阶上才能到房间里面，房间都是木头地板，一条一条很宽。顶上还有一层，都是木头的。
2001 年左右他们把那个房全拆了，就觉得人家都盖楼房了，我们家也要盖房子，就盖了现代化的农村新民居。毕竟以前那个房子很破旧，烧柴把家里熏得黑不溜秋，灰尘都黑黑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每年过年我们都要拿扫帚扫，我们那叫“扬尘”，你烧柴它就往上面飞，房子里全是黑乎乎的。
哑巴前两年去世了。哑巴很聪明，在我小时候他就是个识字的哑巴。我们两家就隔了一个院墙，他有时候烧好一个东西从院墙端过来，他就“嗷嗷嗷"叫两声，等他吃好了，他还会在院子里兜一大圈兜到我们家来玩。他有时候在大的堂屋里烧饭，我们也到他家去，在堂屋里打牌。
乡下人都很穷，但哑巴很爱干净，他只要看到我跟穿得很破的或者是掉鼻涕的小孩子在一起，他就跟我妈妈说让我不跟他们玩。
哑巴他可能有自己的心事。他特别小心眼，有时候我们没有招惹他，他有点不开心，就不睬你了。平时家里推个豆花会相互送，他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也给他送去。他有时候推了豆花，一个人吃不了也会给我们送很多来。有时候他不高兴了就会说，给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妈就说那就算钱给你。过一段时间他想想又跟我们和好了。
他的年龄可能和我爸爸妈妈差不多，但是他一生都没结婚，到死都是一个人住。
“1992 年，我去了上海”
以前我爸爸在街道供销社里卖糖，后来他出来跟我妈妈两个人在自己家里摆摊，做小卖部卖糖卖烟。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别人来的时候没钱就先赊账，赊账了以后第二次来给我们第一次的钱。
有一次一个知青一直赊，赊到后面就走了。当时就去政府查地址打听，查到他家，后来我姐姐跑了很远很远，有几十里的山路，跑到他家去把钱讨回来了。那时候就十几二十块钱，但很值钱。
我们农村现在也是这样赊账。我们县里有卖电器的，他说“这个电器三千一百六，我还可以卖到三千五嘞”，我说“你为什么能卖三千五”，他说如果“明年给我，我就三千二，后年给我，我就三千四、三千五，我不要利息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的人买东西没有存款，就是借钱先买，写一个身份证，比如我现在需要电器我先买回来，我过年卖猪，或者等我年底卖橘子了再付。
当时有个知青跟我大哥哥很好，我大哥哥大我快二十岁，前两年我大哥哥去世了。后来那个知青到乡下来找人，就像找过去的回忆一样，到之前插队落户的地方看看，找到了我们家，但我大哥哥已经去世了。
知青在我们家吃饭中队也要给粮食，他也要交钱。比如说中队里给米，我妈妈烧饭，就给我妈妈记五工分。知青来的时候就是大集体，以前没有钱，就是记工分发粮食。今天你出工了，男的五分，女的三分，然后月底一算你出了多少分，你多少分，就分多少粮食。是根据比例来的，不是一分一斤粮食，是要看今年收了多少粮食，按比例分。
后来变化了就是分田到户了，什么都要自己干。我觉得我姐姐那时候特别辛苦，大哥哥又分家了，不干活。所有的农活都是我姐姐在干，家里人也是她照顾，很辛苦，她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年龄大了那一两年，95 年 96 年的时候，家里比较苦。我爸爸是五十岁养我的，我妈妈是四十岁养我的，你算算看，我到十八岁，我爸爸都六十多了。六十几岁的老头子，农村的话当年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
本来我准备去小镇上的塑料厂上班，做塑料袋，一个月 60 块钱。但他们说 60 块一个月，还要先交五百块押金才能去，所以我后来没去。我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再种田了，做生意又没本钱。
我姐姐先出来打工了，她到了江苏，在以前很多乡镇企业开的那种织布厂工作，江苏这边有很多织布蚕丝，她就挑那种有刺的剪线。我姐胆很大，可以冲，虽然那工作钱不多。后来她结婚嫁到了上海，我来上海喝喜酒，她就说你不要回去了。以前上海的四川人很少，她说她一个人在这里也没劲，就让我来上海打打工，所以我 1992 年就来上海了。
1992 年 6 月 9 号来的，25 年了，一直在上海打工、成家。
我记得我姐姐刚嫁到姐夫家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你知道在 92 年的时候，姐夫家就已经有地板和浴缸。我姐就觉得像电视里一样，都是装潢过的房子。
我刚来的时候，她还告诉我她婆婆有三万多块存款，我记得很清楚，三万八。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就 150-60。你想想，要多长时间才能存三万多。她婆婆其实就是工人，夫妻俩都是工人，很节约。她什么都会算，买什么菜都会算，是很精明的那种上海人。
我记得最傻的是我刚到上海，我姐姐带我去买衣服和皮鞋。就在华山路，现在很繁华，以前就是老房子铺的街面房。一路看过去试了之后，我就想买。我姐说“不急，你试好了，等下我们再看看别的，万一你还有其他喜欢的。”
我说，“万一没有了呢，明天不赶集了，你不买等下人家都收摊了，要后天才能买。”
我们老家是今天赶集，摆摊的就很多。赶集就是把村里的东西拿到镇上去卖，镇上的很多店都会开门。我们小镇是一三五七赶集，可以买也可以卖，二四六就是我们小县城蒲江赶集。县城包括好多乡镇，每个乡镇赶集的时间也不一样。
那时候，我姐告诉我，“不会的，只要有钱，这里每天都可以买。”
我姐姐现在过得挺好，她儿子上大学了。她在徐家汇有房子，现在住在松江，在松江也有房子。
“给上海人拆迁临时用的过渡房”
我刚到上海是住在姐姐家，姐夫是上海人，房子不是很大，六十几个平方，两室一厅。爷爷奶奶一个房间，姐姐和姐夫一个房间，他们给我打了个地铺。
住了半个多月，我姐夫就给我找了漕河泾附近的临时拆迁房，就是平房，是之前给上海人拆迁临时用的过渡房，最后很多人都搬了，那个房子人家已经看不上眼了。他们就把房子租给外地人，那时候已经有外地人来上海了，浙江人特别多。
为什么给我这一间？因为那家人搬走了，留了好多煤球，你知道吗，就是蜂窝煤，以前是用蜂窝煤烧饭。我姐夫就告诉我，你那个煤球可以烧很长时间饭啦。
那里有 4 排平房，每排有 12 家，我是最后那一排。那个房间就 18 平米，我放了床、桌子和一个吃饭的台子，还有就是蜂窝煤。租这个房子很便宜，二三十块。房子前面有一块搭出来的地方，每家人都有一个地方可以烧饭，一个水龙头洗菜。
我左边住着一个卖水果的浙江人，右边是一个老夫妻带着女儿，他们在桂林公园门口卖茶叶蛋、油登子，还有一个四川人在帮别人喂猪。
我一般早上 6 点过去上班，坐 43 路从上海师大，冠生园路坐到南浦大桥，有时候晚上 7-8 点才能赶车回家。我早上出去会把我的煤球弄好，隔壁那个老奶奶卖茶叶蛋，我不在家她就把我的煤拿过去，等我回来她再给我放一个进来，这样她就不用生煤球，可以直接燃起来烧饭。
我其实不知道她换了我的煤球，后来她女儿给我说，“我妈天天换你的煤。”
那时候我在厂里上班，做纸袋子，帮人家叠、折、穿线。一开始做那个纸板比较难，因为纸板很硬，你要把板撑到里面你再拉进去，会把手划破，一天下来肯定会破的，有血印那种划痕，特别疼，特别疼。
后来我姐夫一个同事在现在上海南站一个酒家工作，就介绍我去那里上班了，做餐厅服务员。我很忙碌，但那时候我不知道累，我觉得我的勤劳是从我妈身上学的，我和我姐都很勤劳，到谁那里都愿意干活，不是说你瞧不起我，我才干，我就愿意干。
但是当时身边的上海人觉得很累。上海人干一会儿，他们就摆两个台子一坐，说啥都累，其实我没看他们干活。我就问“我没看你干活，你累啥呀？” 她就说“去去去，你这个小孩不知道。”
那会儿还碰到个笑话，当初因为我从农村到上海，你知道我们四川当初根本没有什么鱼，什么都不懂，那时候餐厅外面有个大池子养有鱼。客人问我，“鲳鱼新鲜吗？”我说“新鲜啊，早上还在那池里养的。”但是鲳鱼是海鱼，是不可能养的，它一出海就死了。我不懂呀，我心想你说新鲜不新鲜，那养在水里的总归新鲜咯。他们就取笑我。
做服务员那会儿我住在酒店宿舍，一个房间摆四张床，一楼这边是男宿舍，这边是女宿舍，条件比临时拆迁房好多了。宿舍是新房子，被子也是酒店的，也有空调了。那时你想九几年，有空调已经很稀奇了。我的工资最高的时候有 450，我寄了 400 回家，就剩 50 块。
两三年之后我又开始卖化妆品、卖小副食，都做过。那个时候有人介绍我到东方商厦做化妆品的柜台促销，说化妆品挺好。98、99 年东方商厦还是很高端的地方，我坐 43 路刚好能到，所以我就在那里工作了。
之前住的临时拆迁房被推倒后，我还住过漕河泾那边农民的房子，住了 3 年，很小，就 10 个平方，房租是 100 块最后涨到了 120 块。其实就是农民的两层楼房子，他们自己住二楼，一楼租给了一个浙江打工的，然后又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给我住，很多人都这么干，那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很多打工的开始借房了。
之后我又到安亭别墅酒店做了五年客房，然后就到了瑞特，又跳槽到华纳酒店。我现在在莲花路的华纳酒店做了七年多了，现在是客房部的副经理，负责管客房服务员这一块。
最开始我做服务员的时候觉得他们人很坏，有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不说，发生在你身上，他们就会说你。比如一个碗，别人没拿他就只会说“唉，你碗怎么不拿”，但是你不拿他就说，“哎你怎么天天不拿碗？”就这种口气。
我做服务员就会经常这样被欺负，等我做领班的时候我就想，现在服务员不会欺负我了，领班也不会欺负我了，当我再往上做主管的时候，我想领班不可能欺负我，主管也不可能欺负我，最后就只有经理可以欺负我。
我现在是主管了，没人欺负我了。
其实到哪个单位都一样，我看多了，你做得再好有什么用，你是后面来的肯定会被前面的人欺负，他肯定看不惯你。其实每个单位都有，不是针对外地人，就算你是上海人，你到新的单位都会被上海人欺负。
我没有后悔来上海，我赚了钱基本每年都回家，但是回去玩几天就觉得必须回来了，因为必须要赚钱。之前我们单位人事部经理到我老家招人，到过我家，后来回上海他问我，“你们家那么多橘子树，有那么多东西，你跑到上海来干嘛？” 因为上海人到了那个地方就感觉山清水秀，但是他不知道长期在那里生活下去，没有经济收入你不行的。
每年过年后，我身无分文是怎么回事呢？发好年终奖我肯定要回老家过年，离开家之前我把钱全都给父母了，买票就没钱了。老家我有个姐姐，不是亲的，每次我出门前，她就会借我钱买火车票回上海，等回来发工资了我就还她。
“有快 20 年了，这个房子就 40 个平方”
我的衣服、鞋底都是我妈妈以前做的，她什么都会做。以前村里面来知青，不会分到别人家，就分到我们家，因为我妈妈炒菜做饭很好吃，还会做很多特色的小吃，大肠里面灌糯米，粘成一段一段吃，还会在锅里煎糍粑，糯米汤团，玫瑰心...都是手磨。
我妈妈是在上海去世的，我从怀孕五个月开始我妈就来上海了。我上班，我妈就给我领孩子，我妈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她说，反正以后老了还要回家。她不喜欢上海。
当初她帮我带孩子是 2000 年，那时候刚流行吃肯德基，我觉得我孩子吃什么，就该叫我妈妈也吃什么。她试了之后说“这肯德基不好吃”，她情愿买一只鸡回来像我们老家那样烧。但我觉得即使不好吃，你也一定要尝尝看。
我是 2000 年结婚的，我丈夫是航天局下面一个企业的仓库管理人员，是我姐姐介绍我认识的。我们现在住在一个 6 层楼的老公房，是我公公家 1976 年分的，就是街道分的产权房，我公公是部队的，所以又分了另外一套房子，他们就搬出去了。我和我丈夫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有快 20 年了，这个房子就 40 个平方，在天钥桥路零陵路，没有客厅，进去就是阳台、厨房和卫生间，有 2 间朝南的房间。
现在住在那个小区的都是 60、70 和 80 岁的老人，还有 100 岁的，他们在郊区都有房子，但是因为这里近，在市中心，所以不愿意搬走。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 7-8 万一个平方了。这附近是体育场和龙华庙，这一圈都是老公房没有公寓，我们是上海第一批改造后的独门独户的老公房，我们前面还有没改造的，现在卫生间厨房都还是合用。
我们现在也没在上海买房子，我们工薪阶层几百万的房子也买不起。
我儿子觉得他就是正宗的上海人，因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他没有四川的感觉。现在小孩生下来就可以跟着父亲母亲的户口，但是我们当年小孩满了五岁以后才可以把户口迁上来，所以他之前就跟着我的户口，我的户口在四川，所以他是五岁以后，户口才从四川迁到上海。但是他的身份证号码现在也是四川的 510 开头。
有时候他会说“妈妈，我们到哪里去玩儿吧”，我就说“你妈是外地人，别人也会说你是外地人”，他就说“不会的，我有上海户口。我不是外地人，我是上海人。”
像我文化不高，说实话，现在是到顶了。酒店这个行业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就是熟练工。我不是看不起酒店，其实酒店挺好，挺舒服，我做到现在，至少天天不加班，也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年假都有。
对我来说，从四川走到上海，这样已经很好了，工资也不低，但是对我的孩子，我觉得他就不要走这条路了，毕竟他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他现在十八岁，高二，我给他报了韦博国际英语，一年两万五千，他很喜欢口语，他现在跟外国人没有障碍交流。他去学的时候旁边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就说不管，你就去学。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文化，这种见识做不到很高端，我还是想他做得更好一点，他学的是财会，懂英文，到外企肯定比我们酒店好，但压力肯定大。
在上海我也没有什么大富大贵，我老公挺好，儿子很听话。其实我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要求，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问，“你要什么条件？总归要装房子吧”，我说我只要有地方吃饭和睡觉，因为能吃能睡就什么都好呀，我现在也一直都是这样。
我这个人好像没心没肺的。
作图：林玉尧
题图：stocksnap、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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