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30 岁离开台湾的人，讲述自己如何逃离稳定的生活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⑧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廖信忠讲述自己过往的时候，和房子有关的部分其实不多——他更喜欢描述自己的生活。
廖信忠 1977 年在台北出生，在人生的前 30 年，他都住在被台湾人称为“台北最美且最富有”的地区——士林区天母。
天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天龙国中的天龙国”。天龙一词源于日本漫画《One Piece》中一个自认血统高贵的族群，后来衍生成了台北的别名，用来形容台北的政商权贵，不知民间疾苦的人。而住在天母的人是这群人中的极端代表。
廖信忠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药商，母亲是家庭妇女，他还有一个妹妹。他们住在天母十层的商住混用的大楼里，房间 200 平米，家里摆放着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钢琴、长笛以及满屋的百科全书。
父母一厢情愿的为他规划好了人生：认真念书，读名牌中学，上台大，当公务员或出国留学。但廖信忠总是离经叛道，他成绩不好，复读过几次。叛逆，挑衅。
2007 年也就是他 30 岁那年，廖信忠离开台北，到了上海。按他的说法，“你只有逃离”。
他逃离的是安稳，以及只有一种正确活法的人生。
廖信忠是 2000 年左右蜂拥移居上海的台湾年轻人之一。当时台湾政局动荡不安，而大陆经济发展迅速，上海尤其突出，因此 2000 年台湾掀起了“上海热”，市面上出现了一堆教人在上海买房子做生意的书籍。据当时的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经香港转上海的飞机上，几乎人手一本《我的上海经验》。
这些台湾年轻人看到了大陆的机会，准确地说，他们看到了“在大陆三四十岁就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李彦宏、马云、马化腾这帮年轻人，”廖信忠说。 他们希望可以在大陆复制这段历史，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台湾经济腾飞的时代。
但其实在上海的压力比这些年轻人想象的大。
在上海这 10 年，廖信忠的房租从 1300 元涨到了 16000 元。
台湾年轻人也不再享有过去抱团取暖的社区。90 年代初，台湾人曾聚集在上海的古北新区，这是 1986 年上海修建的第一个大型高标准国际居住区，那里的楼房被廖信忠形容为“充满了暴发户的审美”。但如今聚集区衰落，台湾年轻人散落在上海的各角落，因为现实是“早期来上海的台湾人都是老板，现在都是来找工作的，”廖信忠说。
廖信忠刚来上海就经历了金融风暴被百货公司裁员，他不得不另谋生计，在家做巧克力在网上售卖。
但这场风暴也给廖信忠带来了“人生 180 度的改变”， 被裁员后他有了大笔时间尝试写作，误打误撞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现在他靠着四本书的版权费和偶尔的稿费，在上海当一名自由职业者，过着一种类似于台北小确幸的生活：纵使台湾人享有类似上海市民的买房政策，他也不买房，一身轻；他拒绝影视公司的合作邀约，因为事情太多会牵绊手脚...
他向来没有什么宏大计划，唯有一件事他在我们的两次采访中都曾提及：“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在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能被别人用来研究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廖信忠喜欢在文章里称自己为“中年男子廖作”，但他身上并没有中年男子常被冠以的标签，他身边的同龄人都已结婚成家，事业有成，只有他还在过着他称之为“精神自由”的生活。平日里，他的常用行头永远是短裤、Polo 衫、运动鞋和一副深红色的眼镜。
廖信忠的朋友知道在做两件事时，廖信忠就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人可以叫醒他：写文章以及弹钢琴。他现在每天还会花两小时弹钢琴。
廖信忠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定居在上海，他只知道如果某天他被叫醒了，他还会选择逃离。
以下是廖信忠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奇怪的优越感”
在台北我住在一个叫“天母”的地方，房子 200 平米，我一直在天母住到三十岁。我父亲以前是药商，代理药的都很有钱，妈妈是一般的家庭妇女，我还有个妹妹。 一切都规划的很好，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有点不太真实，住那个地方的人都很...有一点不知道哪里来的奇怪的优越感。那时候我们说拉一条地铁去天母吧，他们说“不要不要，地铁人太多了，不需要不需要，你停在那里就可以。反正我们都有车，最好外面的人都不要过来。”
住那里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医生、律师或者土财主，一些比较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记得我家旁边的小学，班上基本都是家庭不错的小孩。我母亲一心想把我丢到很贵的，那种所谓的贵族小学去，可惜，她还不够格，哈哈。
那里的房价会比台北其他地方贵 60%，我们是 40 年前买的，就是以前商住混合的大楼，有十层楼大，一二楼是书店商铺。房子三个卧室，爸妈一间，我一间，妹妹一间。我的书越堆越多，我喜欢看图文，就是那种精装的图画册，很厚的图文百科全书。
我妹妹学长笛，每天都在练琴，我自己也玩钢琴。 一般中产阶级的家庭有闲钱就会让小孩去学一些乐器，钢琴是标配，可能也会学一些小提琴长笛，什么都学。 我学过钢琴、心算、画图、英语、我还学过儿童芭蕾舞，结果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学成的啦。事后证明都是在浪费钱，哈哈。
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你要知道只要父母一有闲钱，肯定会让小孩去学。你看现在的上海，前面那边的雅马哈音乐班，每到放学的时候，前面停了整排的名车。城市的家长，中产阶级的家长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焦虑，对小孩有同样的期望。
我很反感这些补课，我又是不爱念书的。我比较自卑，功课不好，人又不帅，就觉得想要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来找存在感，所以导致我现在在这条邪路上越走越歪。我父母现在还是希望我回头考个公务员，当个十年还有退休金拿。
“逃离”
我在台湾衣食无忧，父母会帮你安排好工作，说不定就是老婆他们也帮你安排好，但是我不喜欢，很无聊，一直很安稳。
我 30 岁才离开台湾，你只有逃离。
我 30 岁左右意识到反正一切都很浪费，感觉人生就像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因为父母有一点小小的社会名望，你想要什么工作，父母有人认识就会帮你安排好，就这样。很容易可以得到，基本上你想要的都没什么问题。
中国大陆，（我）得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我在上海，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都为了留在这里而努力。 台北现在压力当然没这么大了。如果我在台湾，现在会很舒服。台湾现在其实不是没钱，其实它超有钱，只是财富没有流动，财富都还掌握在五六十岁的人手上。所以当这一帮人，就像我们父母那一代，要是以后他们过世了，财富就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人，三四十岁这一代人手上会有钱起来。
台湾其实现在是阶层固化，美国也是这样。但是阶层固化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很健康很稳定，有福利，是一切都很有趣的社会。
以前我有一个上海女朋友，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一怒之下搬到上海。别人都是为了梦想而来，只有我是为了女人而来。我在玉屏南路，娄山关路地铁站出来那里租了房子。第一个房子我只住了半年，2007 年底租 30 平米的房子是 1300，前不久我路过去看了一下已经 3100了，太吓人了。
后来又遇上 2008 年的雪灾，冷得要死，之后 2008 年金融风暴，半年后我就灰溜溜地滚回台湾，我被裁员啦。
来上海我人生有了 180 度的改变，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书。第一次动笔就是在上海，就是因为我被裁员，有了大把时间，然后又不知道干嘛，就开始写。刚开始写书很纯粹，出书可以赚钱。2008 年的时候我开始写了一些，中间还隔了一年，2009 年底才出书。 过了四个月我又来上海了，到了六月，刚过汶川地震，我玩了一个月，又把钱花完了。
我就是不想再住在家里，想往外跑，我觉得台湾赚得很少，薪水太低。在台湾，当时收入一个月 6000 人民币。后来 2008 年底在上海找工作，税后是一万出头。我在百货一家卖家居饰品的店里做市场。其实才做了四个月，那时候出版社又给了我一笔钱，我就不想工作了。哎呀，太犯贱了。
我经历过很穷的时候。大概是在 2013 年，我 2009 年出了第一本书，一直到 2014 年才出第二本，中间隔了很长时间。虽然第一本书卖得不错，但我没什么规划，就花完了。2013 年的时候觉得哇，惨了，快要没钱了，也没有买房子，一直在吃老本。
那段时间我在中国游山玩水，经常去东北，我特别喜欢东北中小城市那种苍凉衰败的，30 年内会消失的城市的感觉。那时候我就想惨了，还能干嘛啊，我已经 35 岁了，想说，靠，再怎么都不能和父母要钱，我就想办法。真的一没钱就会激发出自己的潜力，就是你能想到什么赚钱的方法你都能想得到。
来上海之前我在台湾一家食品公司做巧克力，所以我就试着在上海做巧克力卖，就在我家里做，在淘宝上卖得还不错，一个月一万四、一万五的收入，就又有钱花了，撑过了一段时间。
后来没想到第二本书，2014 年终于可以出版了。第二本书是在 2010-11 年就写好的，2014年、2015 年又连续出了三本书，就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如果再等一两年之后再出，就完蛋了，好不好？
我以后想影响更多人，既然你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就去做一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影响别人、导向正能量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书，我写的文字能在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能被别人用来研究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之前影响力要大一点，这样别人才会记得你。
现在想想，如果我一直在台湾的话，那差不多这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十几年，高不成低不就，差不多是婚姻该出现问题的时候了。
“十年变动”
我在台湾前三十年的变动都不如来大陆这十年多。
到上海我换了四套房子，之前不少刚来上海的年轻朋友问我，租房要怎么找靠谱的中介店，我就告诉他们除了决不要相信网上图片外，一般来说，店里面几个老头老太在抖脚打麻将，瓜子壳丢的满地都是，看起来很堕落乐呵呵，人生没有未来那种中介，会比每个人都很努力在打电话，每天早上都大合唱我要飞得更高，人人穿着西装精神抖擞，正能量满满的店更靠谱 。
最开始，我跟我朋友在前面的小区租了一个房子，三房两厅，我从最小的一个房子开始住，后来我朋友不住了，我就把那个房子租下了，然后再转租其他房间给一些老外。那时候房租就开始涨了，这十年我的房租从 1300 涨到 10000，简单的装修我都会了，配线，水泥...
2009-2014 那五年我就住在前面那个三和花园，在延平路上，本来最早住那个地方有 120 平米。我不想搬家，对门有台钢琴，我很喜欢，所以我就把对门也租下来了，200 平米。
我经常带那些老外出去玩，所以我知道上海一些奇怪的弄堂怎么走，我现在很多写作选题都是那时候累积下来的。
2009-13 年，那几年动迁的弄堂特别多，我就经常带他们去逛，去捡一些旧家具。那时候太平湖对面在拆，还有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那时候东台路还在。很多地方可以捡，哪里要拆我们就跑去哪里。
第二套房子面对着静安寺，每天就面对静安寺的夜景写字，就天天纸醉金迷的生活，很激励我努力赚钱。 那栋楼其实没那么好，比较老，但是因为夜景太漂亮了，特别开阔，每天坐在那，看着那个地方，写作就特别积极。
那一年（2015）产出量特别多，一天一千字，就是因为看那个夜景，还在那边做了很多巧克力。但是我受不了楼道间那种昏暗的灯光，楼道间太暗，可是那个小区有很多俄罗斯嫩模，真的就九头身十头身那种，一看就未满 20 岁。肯定是经济公司让他们来中国工作，4-5 个人就住在一间房。
后来搬到隔壁一栋，都是老干部住的，就是以前的家属院。 那是个很奇怪的小区，明明是个非常老旧的高层小区，一层有 10 户，但是那里是这一带房价最贵的小区，因为那个小区对口的学区是上海最好的一个小学，一师附小。
隔壁就是上海的市中心静安寺，所以那个小区的结构基本是老人和小孩，没有年轻人，因为这样所以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家庭事件。
我写了非常多关于那个小区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不小心卷入别人家里的纠纷，隔壁办丧事，小区里奇怪的八卦。有天晚上我半夜 12 点去买了块鸡排，回来时电梯门一打开，一中老年阿姨冲着就问我“110 怎么拨不出去”，我说“你多拨几次吧！”只怪我好奇心太强，敦亲睦邻守望相助的热血涌上心头，补了一句“发生什么事？”没想到老阿姨噗通一声倒了下来嚎啕大哭“救救我吧！媳妇打我”边哭还不忘边拨 110。
然后突然门开了，屋内大亮，一女人抢先大骂“你又带人回来了”，看起来就像是她媳妇。老阿姨哭啊！“他们要把我东西通通丢出去，不要我了”。她儿子接着说“你捡那么多垃圾回来，臭死了还不丢”，老阿姨哭更大声了，“你竟然帮那女人讲话，我白养你了，早知道不让贝贝（孙女）上户口了”。因为小区是著名的学区房，很多老年人会让孙辈从小上户口在此，所以有大量的三代同堂家庭。
她媳妇又开始骂了，原来是老阿姨退休没事干，经常半夜在外面翻垃圾带回来存着变卖。本来被人看到了不太好意思，就推给儿子媳妇，后来变本加厉，经常见人就骂儿子跟媳妇都不养她，她好可怜；所以做儿子的，经常就要在外面跟人解释，他让他妈衣食无缺，是他妈妈自己爱捡垃圾，制止不了。
不久就来了一老头，原来是本小区著名调解员，老年写作班班长，退休老干部钟老师。我看到钟老师穿着线条睡衣蹒跚得走过来，一看到他我就想，啊！救星来了，他一抬头看到我，眼睛就亮了，亮得慈祥：“廖作，你怎么在这？”
我：“呵呵”
于是他大手一挥向老阿姨全家人宣布：“廖作家是明理人，事情交给他我是放心的”。说完就拍拍屁股走了。
我：“……”
钟老师下达重大指示，老阿姨靠我靠得越近好像要躲到我后面。她本来还想冷战的媳妇突然就爆发咆哮：“你找人回来就算了，还找一个写字的，你也不怕他把我们家的事写进小说，家丑不可外扬你活到这把年纪了你懂不懂懂不懂懂不懂呀！” 又转头警告我：“你敢写出去说出去就告你诽谤。”我还是发微博了。
我心想，我就一靠写字维生的穷酸文人，写字写到半夜想说买个便宜鸡排小小犒劳自己，竟然还莫名其妙卷入你们的家庭矛盾，这日子过得容易吗，我心里越想越悲凉。我忍不住握紧了手，结果鸡排的油渗出来了，我想手上的鸡排袋子握太久受潮就不好吃，看他们僵持中气氛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紧张尴尬的一刻，我咬了一口鸡排。
贪吃果然是七宗罪之一，从我咬下鸡排那一刻，事件就急转直下，画风开始走向崩塌。老阿姨突然又哭了，大骂：“我被欺负得那么惨，你还有心情吃鸡排，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良心有没有良心啊！”
我：“…..”
外面吵架突然把小朋友给吵醒了，这小朋友一哭，意外将他们全家人的心再度团结在一起。媳妇嫌老太太：“本来没事的，你找人进来反而有事了，你看贝贝都被吵醒了，”又说“妈，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不要让外面人知道。”
儿子不断重复：“你看，本来没事的，一来个人，又把贝贝吵醒了，小孩子睡眠很重要的呀！”
媳妇又开始骂我：“你无事生啥非，我们家务事你管什么？”
我：“….”
老阿姨骂：“年轻人不要太多管闲事，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还不结婚半夜到处乱跑，你没家庭你懂什么，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我：“….”
我只是想安静的吃个鸡排而已。
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这些邻里吵架的事情，我每次把这些芝麻蒜皮的事情发到网上，大家都喜欢看。哎，这帮俗人。
现在我住这胶州路这里，住了 1 年 9 个月，我 10 月份想搬家，我想找同一栋楼的楼上，搬到高一点的楼层。现在从我家窗户只能看到恒隆广场，下面是一片弄堂。我觉得搬到二十几楼，我应该可以看到陆家嘴。我还在想要不要办个跳蚤市场，但是你在上海外面摆摊位很贵，我就想办那种家里开放的，你要什么直接指给我看，你看到的我通通卖。
以前我对中国会有游客的刻板印象，但是现在在这边生活，可以跳脱台湾去看台湾，我过几年可能又出国去了，从国外看中国。就像以前有人说上海人都很现实，但其实这是其中一面，它有它的城市独特性，不一定是坏事。它是一个商业都市，所以大家界限很分明。相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和上海人相处，因为人与人之间有边界，只要边界清楚，相处起来比较愉快。像北方，人与人之间称兄道弟，有时候就容易跨过那个边界，比如我觉得我吃亏了，但是你不觉得你在占我便宜，这样就不是很愉快。
商业城市基本都是这样，讲商业契约。上海人可能也会争得你死我活，但其实都在讲自己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相对来说文明一点。
现在我觉得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差到哪里去。等到 2020 年，国民党上台，它的口径肯定马上变了，再差也不会有前几十年差的啦，反正台湾迟早会统一的。比较早来大陆的台湾人是九几年来的，2015 年的时候也有大批台湾年轻人来上海。所以你说关系怎么会变差？说归那样说，台湾年轻人还不是会来上海。
台湾的年轻人看到大陆机会很多，他们尤其看到很多在大陆可能三四十岁就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比如，哇靠，李彦宏、马云、马化腾这帮年轻人，就感觉大陆机会很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陆的年轻人其实压力很大，所以他们留在台湾其实还可以过个还不错的小日子。
台湾已经过了那个年代，现在六七十岁这帮人就享受过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 像现在的华硕、宏碁、HTC、富士康这些人都是那时候起家的。
现在大陆要吸引台湾年轻人来，就给台湾同胞很多优惠，这两年包括买房子台湾同胞就是等同上海市民。你要买全款买，但是如果你有正经工作，有缴纳公积金也可以贷款。
我对 2000 年“上海热”的第一印象就是，拿起一本讲上海的书，里面刚好讲到古北，配了一张图片：仰角拍摄一位穿着时髦，戴着墨镜的女人在高档住宅大楼的中庭花园散步的镜头。由此，我对那一带有了大概的印象。
90 年代刚来上海的台湾人都聚集在古北，古北是当年比较新的，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个社区，都是高楼，规划的比较好，所以像那些外企、台湾人、日本人自然会聚集到那个地方，日本领事馆也在那边。
我觉得那边就是暴发户的地方，那边的楼房都充满了 90 年代那种暴发户的审美。你下次如果到虹桥机场走高架的时候你路过古北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就知道了，全部是高楼，有些建筑还比较奇特。那里的店铺也很小资，各种进口食品商店，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情调。
现在台湾人住的相对分散了。以前古北是高级住宅区，早期来上海的台湾人比较有钱，都是老板，现在都是来找工作的。
我很少去那边，也很少跟在上海的台湾人打交道。全中国各地的人都来上海，也没有说跟哪里人混在一起。上海竞争这么激烈的地方，如果整天还跟老乡抱团就没什么意思。台湾人特别喜欢抱团，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来了大陆才意识到台湾有台湾的历程，大陆有大陆的历程，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本位去思考问题。只有你跳脱你原本的立场，你原本立足的地方，你才有办法去看更高层次的地方。你站的更高才有办法去看两边的事情。
你要是待在台湾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台湾好悲情啊，一直被大陆打压。如果一直待在台湾你就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你待在大陆，你就会觉得，我靠，全世界发生这种事情的地方很多啊，台湾并不特别。
你就要想你要怎么立足，怎么努力，怎么避免这些事情，怎么调和两个民族，怎么帮助他们互相了解。 要是以后有一天我去别的国家，比如我去美国，可能就可以站在美国的角度去看两岸、美国，这三个地方怎么互动。
“精神自由”
这几年我成为专职写作人，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包括生活和工作都要自己规划，不是别人帮你规划。虽然觉得很自由，但是自由是相对的，要能够自己约束自己。
开始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我睡到上午十点。每天就是看书、写稿、练琴，基本上就是这几件事情。其实真的蛮无聊，蛮挫败的。
这三年就比较稳定，我现在写几个地方，我给一些外媒写专栏，写台湾的一些正经事情。我在豆瓣里有一个马甲，豆瓣那边是最没用的，豆瓣是最没办法把它变现的，豆瓣都是一些穷逼。你知不知道人家说，豆瓣跟那个前不久被封的 A 站的粉丝一样，豆瓣的粉丝和 A 站的粉丝都是最没有价值的，都是一些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很穷的人。
我在豆瓣写一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我豆瓣里面每篇阅读数都是十几万，一篇十几万是没问题的。 豆瓣里我有一个人设，就是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公众号主要写我实际是如何生活的。我在微博上每天就是乱喷。这四个地方发文的主题不一样。
对我来说，每天看书是必要的。我从 2009 开始写一大堆专栏，写了一年后完全写不出来，写干了，后来就必须看书了。
我现在比较有底气一点了吧。底气来自于...有钱。不能这么说，文化人怎么可以这么说，哈哈。底气来自于靠自己努力慢慢想有什么就有什么吧，靠自己赚到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来上海机会挺多的，但是我都没有好好把握。比如说有一些人要找我一起做事情，做文化公司或者影视公司，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内容创业，找我挂个名。前几年还有找我一起创业做台湾进口食品宣传，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我都拒绝了，我就是觉得名不符实。 我真正抓住机会的，好像也只有写书，我只会写书。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很幸运的状态了，专心好好写自己的文字就可以了，如果做太多其他事情的话，精神上会不太自由，我觉得精神自由很重要。我现在没有赚得很多，但我不用去求别人，不用因为钱，别人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也不用硬着头皮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
现在这种有钱花但不是很多钱的状态很好。太有钱的话我就会骄傲起来，骄傲起来，我就连写作也不想写了。
我觉得人生，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看你承担不承担得起这个结果而已。就像之前我钱快花完的时候，就会想，惨啦完蛋啦。可能人家正经工作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生活就比较刺激。
光以金钱衡量的话，我是达不到我父母那样了。我觉得我在堕落啊，不过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
像我妹妹她大学毕业去美国读书，学音乐，毕业后在那边和台湾人结婚。现在他们作为移民第一代就会比较辛苦，她有三个小孩，要打入美国社会会比较辛苦一点。像上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大家为了留在这边，后代留在这边而努力。
她现在在美国小学当音乐教师，她考了一个教师资格，他丈夫在印刷公司工作。他们就很努力为了他们下一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我看得出来他们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小孩里面老大已经上小学了，像所有华人父母会担心的，会做的事情一样。努力栽培小孩去学各种才艺，想办法把他弄到好一点的学校，希望中学能去新英格兰那种寄宿学校。
他们生了三个男生。我跟他们说最快的方法其实是栽培一个去从政，另外一个你栽培他去当商人或者黑帮，另外一个你栽培他去当军人。再过三十年后你就可以当美国的女皇了。
我不羡慕他们，他们多辛苦啊。
“唯十万加的时代”
外媒和国内一些杂志给我稿费还挺高的。像外媒一千字一千块，国内一个字一块六左右。外媒我以前写过《商业周刊》、《彭博》和《金融时报》，他们影响力比较大所以我还是会写。 像国内一些付费阅读的稿费比较高，像《看天下》，有时候会到两块，加上我每半年的版税，其实够花了。
这么多年稿费都没变过，人家 2009 年的时候给我就是千字千元，其实蛮高了。那时候比如说，《萌芽》就是千字三百，台湾的报纸也是千字千元，不过是台币。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在报纸上投稿，在台湾这个价格也没变过。
所以大家都跑去做公众号了。 我特别感谢我公众号的读者，我粉丝不多就一万人，阅读量基本上是六七千。
靠写作生活是很难的，但是我现在比较稳定，书那一块占了很大一部分收入。每个月的稿费只够我付房租，我现在一个月一万六的房租。不过，相对来说，我已经比大多数人轻松很多了，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现在唯一的压力就是怕被赶上的压力。现在很多新的人物进来，很多年轻人写得更好了。一帮那些奇怪的公众号写心灵鸡汤，大家都说自己不喜欢心灵鸡汤，但是大家明明都很喜欢看。
他们写人生该怎么做，这些公众号而且是大号的这些人，基本都是 90 后、 95 后写出来的。虽然我这个年龄看会觉得你懂个屁啊，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知道和体验是两回事。
我就觉得，这个年龄写这些屁文就写这么好，要是有了生活阅历之后就写得更好了，是吧？
这些心灵鸡汤永远被人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你不能觉得说，屁文，写的真烂，就看不起。写这么烂还这么多人看，你要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社会原因是什么。比如之前被刷屏的一篇“北京 2000 万”，这个痛点肯定是有一种穷酸气，但是不能否认他的某些事实，他这种酸戳到了北京人和北漂人的痛点，能够引起两边人的讨论。 只能说这篇文章很有情绪，有情绪的文章一般都能引发人的共鸣。
比如说一篇爆文，你能够列出十几点理由，一百个理由说这篇文章为什么可以十万加，但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写另外一篇也不一定能十万加。所以现在其实做公众号的大家都很焦虑，都在想怎么样可以十万加，有什么套路。
总的来说就是要有情绪 ，要击中痛点。
这是一个唯十万加的时代，我没有十万加的焦虑因为我的钱够用，我爱写什么写什么。
现在困扰我的事情是我过得太顺利。顺利得我都觉得，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几年，好像我的同龄人都很辛苦。家庭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这些压力我都没有。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心虚，那么顺利又没有很辛苦，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我会想我配不配得到这些，我要更努力去配得上我得到的东西。
羡慕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除了有些人钱赚的超级多，这个每个人都会羡慕，他们付出了那些努力，也失去了很多，看你怎么选择了。
每个人都很羡慕我啊，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只有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选择都可以，就是要看你自己担不担的起这个结果而已。 比如说让你现在抛下工作去世界各地旅游其实可以啊，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但是你要考虑回来可能找不到工作的结果。你要是担得起就没什么好怕的。
四十岁是现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而且在大陆比台湾更大。大陆人口更多，而且大家都爱往上挤，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好可怕。
但是写作这个工作还不错，只要年纪大了你没有得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写下去。要是我能顺利活到八十岁的话我就可以写到那时候，这工作没什么退休的概念。
作图：林玉尧
未标注出处的图均由廖信忠提供。
这个系列的更多文章，请点击“阅读原文”。
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西班牙篇
现如今坏人已经可以列出 18 种，他们擅长的东西你都不要信 | 好奇心研究所
生殖意识的产生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 关注好奇心研究所，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