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门语言濒临灭绝，我们应该保护它吗？
我们很难在不牺牲大量具有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东西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世界。
瑞贝卡·罗彻（Rebecca Roache）是伦敦大学哲学院的讲师。目前，居住在英国牛津郡的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发誓许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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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波语（Aka-Bo）是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当地居民的部落语言。2010 年，全世界最后一个会说阿卡波语的博阿·西尼尔（Boa Senior）离世。许多报道博阿·西尼尔去世消息的新闻都表示她的一生坎坷波折——先后经历过英国殖民者的野蛮殖民政策、1942 年日本人的入侵和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据称当地部落长老曾在海啸发生前就预测过灾难的到来）。
与博阿·西尼尔相识多年的语言学家安维塔·阿比（Anvita Abbi）说：“父母去世之后，博阿成为最后一个会说阿卡波语的人。这一局面维持了三四十年。她经常感到非常孤独。为了与其他人交流，她不得不学习了一种安达曼人所使用的印地语。”
语言灭绝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到悲伤。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与其他很多已经灭绝的语言一样，阿卡波语的存在和消亡对全世界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在越来越多的语言灭绝时有一种丢失非常宝贵东西的感觉。与此同时，保护绝大部分语言又是极其浪费时间和资源的事情。这显然是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而我试图找到答案。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定义少数语种，那它应该是使用人数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不超过总人口数一半的语言。按照这种定义，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普通话将在很多国家成为“少数语种”。实际上，我们日常所说的少数语种是指那些即便在该语言使用人数最多国家中依旧是少数语种的语言。这也是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少数语种。我们尤其关心濒临灭绝的少数语种，还有那些如果人们不采取积极行动进行保护便将陷入濒临灭绝困境的少数语种。
我们因为一种语言的消亡而感到悲伤。其实，这种伤感是非常复杂的情绪。博阿·西尼尔的去世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的灭绝。撒手人寰之后，她曾经身处其中的一种文化也随之离去。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因压抑和暴力而消亡的阿卡波语背后代表的文化兴趣十足。除此之外，像博阿·西尼尔这样某种语言最后传人的遭遇也让人感伤不已：作为全世界最后一个会说某种语言的人，她看着身边那些曾经与她用母语亲切交流的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她而去。看着曾经繁荣一时的文化渐渐衰亡，孤身一人的寂寞，痛失亲友的伤心…这一切都弥漫着浓浓的忧伤。即便不考虑语言的灭绝，博阿·西尼尔的故事也足以令人唏嘘感叹。
不过，语言灭绝带来伤感情绪中有一部分与语言本身根本无关。欣欣向荣的大语种从未有过濒临灭亡的悲情经历，因此少数语种灭绝对我们情绪的触动不会那么强烈。如此一来，人们对少数语种生存环境的忧虑常常被误读成多愁善感便不足为奇。关注语言政策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之所以看重大语种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为人们带来帮助，可以促进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少数语种则像是阻拦人类发展进步的障碍。总体来看，人们认为少数语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价值方面。
我们通常认为情感是附着在某种东西身上过于夸张的情绪。之所以说它过于夸张，原因在于情感并不能反映出其所附着物体的真实价值。已故的哲学家 G·A·柯亨（G A Cohen）在刚刚当上讲师时买了一块橡皮。他说自己“不愿意弄丢”这块有着 46 年历史且破旧不堪的橡皮。几十年前买的橡皮，孩子童年时期的手绘，去探望所爱之人时留下的早已过期的火车票…每个人都有这种自己无比珍视但对他人而言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果说少数语种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情感方面，那它的价值差不多和柯亨眼中那块旧橡皮的价值一样。肆意摧毁一块橡皮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指望全社会动用大量资源对其进行保护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这种逻辑大概也适用于少数语种：它对部分人具有情感价值，但这不足以让全社会一起努力去保护它。
人们针对这种逻辑做出了很多回应。首先，少数语种的价值不仅仅是情感价值这么简单。从科学角度分析，语言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绘制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究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分析语言与其所处文化的关系…了解语言甚至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思考方式。有些人认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正是语言使得人们产生了思想。这种观点其实体现了所谓的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称“语言相对论”，是关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译者注）。但是在哈佛大学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看来，沃尔夫假说简直是“大错特错”。
沃尔夫假说肯定和不少令人生疑的错误观念和民间传说有关，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着令人难以置信数量形容雪的词语。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正确。不过，沃尔夫假说的核心理念却不像平克认为的那样“大错特错”。虽然少有证据表明语言是思想产生的前提，但大量证据显示语言的确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德语和英语都很流利的双语者使用不同语言时，他们对情绪的划分归类方式有所不同；西班牙语和瑞典语都颇精通的双语者使用不同语言时，他们表达时间流逝的方式并不一样；德语和波斯语都较熟练的双语者使用不同语言时，他们感知音乐音调的方式存在差异。平克发现思维模式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引人注目的联系：他坚信思想就隐藏在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之中，并将其称为“思维语言”（mentalese）。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依靠经验主义才能彻底解决这个争端。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研究不同的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者。不过，沃尔夫假说和平克的观点都证明语言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情感价值这么简单。
其次，让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语言的情感价值。我们为什么说某样东西具有“情感价值”？当某样东西和某个个体之间存在特别的私人关系时，我们便说这样东西具备情感价值。柯亨和他的旧橡皮便是最好的例子。柯亨将这种价值称为“个人价值”。其他人与具备个人价值的东西之间不存在特定的私人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这些物品的价值很低。如果某样东西与我们所关心的人或者物存在联系时，我们也认为它具有情感价值。名人签名销售火热，这个繁荣发展市场背后体现的就是签名的情感价值。同理，家长也是因为情感价值才将孩子的手绘当成宝贝一样贴在冰箱门上。
情感价值中“情感”一词其实隐藏着一丝贬义：虽然我们在寄托眷恋之物不会给彼此造成不便的时候愿意倾注情感，但同使用价值相比，我们认为情感是一种品质较差的价值。父母对孩子手绘的情感不会影响他人的生活，但人们对少数语种的情感却并非如此，因为保护少数语种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关心少数语种的发展状况。
不过我们很难对情感置之不理。仔细想来，我们文化的基础其实与情感价值中的情感非常类似。下面这个对比很说明问题：我们都认为柯亨因为情感原因而坚持不愿意用全新的橡皮替换掉自己的旧橡皮。可当卢浮宫拒绝用技巧高超伪造者绘制的“改良版”《蒙娜丽莎》替换掉多年来因为受侵蚀而表面受损的原作时，我们却不太可能认为是情感驱使人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相反如果卢浮宫真的用赝品替代原作，我们一定会震惊不已，全世界各地媒体的头版头条也将被这一消息占据。我们对柯亨橡皮和《蒙娜丽莎》的态度完全不同，但其实两者背后隐藏的情感价值却非常类似：不管是旧橡皮还是《蒙娜丽莎》，它们都是有着一定历史的物品。而在人们眼中，旧橡皮和《蒙娜丽莎》原作比有着不同历史的新橡皮和“改良版”赝品有着更高的价值。
这种衡量物品价值的方式普遍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之中。我们对中世纪城堡、埃菲尔铁塔和罗马斗兽场悉心保护，原因不是它们有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2015 年，ISIS 占领摩苏尔后损毁了大量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博物馆藏品。义愤填膺的记者将焦点对准被毁文物与古老且已灭绝文化之间的关系，写出了大量的报道文章。语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也是我们重视语言的原因之一。其实，哲学家尼尔·利维（Neil Levy）曾指出语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是我们重视它们的主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这种珍视物品的方式认定为看重物品的情感价值。如果情感价值只是我们重视少数语种的原因之一，那么少数语种便不再是仅具有情感价值的“特例”，而是成为和文物一样的珍品。
虽然重视少数语种经常被人们看作是多愁善感的行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人钦佩之举。2010 年的纪录片《我们依然生活在那里》（We Still Live Here ）讲述的就是人们复兴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 language）的故事。万帕诺亚格语是一种美洲原住民的土著语言，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灭绝。该片赞美了杰西·贝尔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所做出的努力和万帕诺亚格语的复活。贝尔德是一名语言学家，在复兴万帕诺亚格语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她祖先的母语就是万帕诺亚格语，而她的女儿则成为万帕诺亚格语复活后首个掌握该语言的人。贝尔德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Fellowship），从而得以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她也成功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获得了诸多荣誉。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就向她颁发了“我们之中的英雄奖”（Heroes Among Us）。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 岁的卡特里娜·伊索（Katrina Esau）是全世界最后三个会说 N|uu 语的人之一。这是一种南非土著语言，发音方式以搭嘴音为主（亦作吸气音、吮吸音、咂嘴音等，是发音方法的一种，泛指口腔内任何一个发声部位发出的一种吸气声音——译者注）。在过去的十年中，她在家乡经营一间学校。为了保护 N|uu 语，她亲自为学校里的当地孩子教授 N|uu 语课程。2014 年，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向她颁发了“猴面包树奖章”（Order of the Baobab）。贝尔德和伊索都因为自己在保护少数语种领域做出的努力获得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在我们看来，她们都为本地社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
幸运的是，多愁善感的感性态度也可以收获人们的尊敬。如果缺少感性态度——也就是仅仅关注语言的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更应该努力保护目前尚存的少数语种，而不是复兴那些早就灭绝且人们丝毫不关心的语言。同样，我们也难以说清为什么更应该支持濒临灭绝语言（比如中美洲人使用的兰卡语）的发展，而不是保护像沃拉普克语（Volapük，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创造于十九世纪德国的语言）和克林贡语（Klingon，《星际迷航》中外星人使用的语言）这样的人造语言。当然，我们更说不明白为什么更应该保护濒临灭绝的自然语言，而不是发明全新的语言。
一边是伊索想要保护 N|uu 语，一边是有些人想要创造并推广一种全新的人造语言。面对这个局面，我想即便是对支持少数语种发展不怎么关心的人也更愿意选择前者。当然，虽然在科学角度来看创造并推广一种全新的语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目前还没有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为什么更应该保护现存的自然语言而不是创造全新的语言？因为自然语言富含历史价值和个人价值。而历史价值和个人价值则正是与感性情感密切相关的东西。
少数语种也有价值。既然如此，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应该投入资源来支持少数语种的发展？答案是不一定。如果只看不保护少数语种的危害，那就高估了少数语种所具备的价值。社会不是必须支持少数语种的发展，原因有二：支持少数语种发展会给人们带来负担；减少语言多样性能给社会带来好处。
虽然我们重视少数语种的原因和我们珍视中世纪城堡的原因非常类似，但如何保护这两者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相比于保护城堡而言，保护少数语种给人们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更大。我们可以通过雇人维护的方式来保护城堡，但却不能利用付钱这个手段来让人们维护少数语种的发展。相反，我们必须让人们将少数语种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是使他们熟练掌握少数语种的必要条件。有的人自愿学习少数语种，但如果我们想让语言爱好者之外的其他人也学习少数语种，那就必须不管人们的感受而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通常这一过程涉及立法问题，也就是用法律手段确保孩子们能在学校学习少数语种。
这样的政策具有争议性。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学习实用强的大语种比学习实用性差的少数语种更有用。但对于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学校中开设的最为常见的大语种课程——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实用。如果一门语言能帮助孩子与更多的人沟通，使她理解更多地理区域的文化，那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如果孩子能学习一门祖国周边国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更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国家也广泛使用英语，因此只说英语的人去这些国家旅游时也可以很好的与他人沟通。如果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决定学习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那他投入时间和努力换来的实用性回报可能相对较少。
如果英语国家的人们的确想让孩子学习实用的语言，他们应该教孩子英语使用不甚广泛国家所使用的语言，比如阿拉伯语和普通话。在英国和美国，开设阿拉伯语和普通话课程的学校的确不多。当然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认为学习外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英语在全球范围内普及率实在太高。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国人非常刻板老套，他们坚持不学习西班牙语。但这个观点显然不符合想让孩子多学习几门外语父母的心意。如此一来，支持说英语的孩子学习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但却不支持这些孩子学习少数语种的人就会面临困境，因为他们无法从实用性角度出发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认为说英语的孩子学习像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这样的大语种是好事？我想这和人们认为学习少数语种也是一件好事背后隐藏的原因是一致的：通过语言学习了解陌生文化、磨练认知技能，通过用当地语言与外国人交流而表达尊重…
另外，我认为孩子和其他人学习少数语种能增强他们与使用该语言社区的凝聚力。学习少数语种之后，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能够参与到一些不懂当地语言就无法参与进去或者根本意识不到的活动之中。换言之，学习少数语种让人们有了参与用少数语种开展活动的机会。我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努力学习威尔士语。我是土生土长的威尔斯人，但多年以来威尔士语和我的生活一直没产生什么交集。如今我对威尔士语有了粗浅的认识和了解，再回故土后，我开始对这片熟悉的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这种新的认识能以可见的方式呈现眼前。遇到说威尔士语的人后，我会格外开心和感兴趣。我很欣慰的发现小侄子也在学校学习了威尔士语。对于我这样的非保守主义者而言，这种强大而保守的直觉令我感到惊讶和陌生。不是只有我才产生这种感觉：支持保护少数语种的人经常宣传这种感觉，称其是少数语种存在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抵制保护少数语种者所持有的与众不同的观点。语言多样性是阻碍了人们之间顺畅的沟通和交流。《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对人类修建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惩罚，上帝“混淆了地球上所有的语言”。祂让原本使用一种语言地区的人们开始使用多种语言，从而使人类陷入困惑。如今很少还会有人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上天对于人类的诅咒，但在其他沟通领域——比如数字、长度和体积的表达——我们更喜欢构建标准化体系。全世界都使用一种语言的优点显而易见。我们能够畅游全球，丝毫不担心与当地人存在沟通障碍；我们再也不需要翻译，可以节省大量费用；科学发现和其他新闻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如此看来，保护语言多样性就是保护阻碍顺畅沟通的屏障。让尽可能多的语言消失，确保全球人民只使用一种通用语难道不是更好吗？
然而，和平且公正的推行通用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通用语总是让人们想起以前那些充满压迫性的政策，比如苏联废除各个加盟国的本土语言，要求所有居民只能用俄语进行交流。总体来看，已经灭绝的语言和濒临灭绝的语言都不是渐渐走向消亡。换言之，语言消亡的原因不是一代又一代人自由的选择使用更主流的其他语言，进而导致少数语种缓缓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语言的灭绝史里充满暴力和血腥。研究语言灭绝问题相关专著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的《语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和苏珊娜·罗曼（Suzanne Romaine）的《消失的声音：世界语言的灭绝》以及托弗·斯库特纳布-康格斯（Skutnabb-Kangas）的《教育领域的语言灭绝》。
想让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接受通用语也很难。如果我们真的想公平的推行通用语，仅仅做到不伤害少数语种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少数语种使用者在过去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理应得到补偿。这是少数语种支持者普遍认可的观点。补偿究竟以何种方式开展？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但有一件事清晰无比：放任本地少数语种灭绝，用通用语代替少数语种绝对不是一种合理的补偿模式。
如果一个人能像上帝那般从零开始重新创造世界，那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打造《圣经》中描述的巴别塔建造之前的文明世界。换言之就是让全世界人民使用同样的语言，而不是用多种语言迷惑世间众生。可是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多样性极为丰富的世界。不同的语言与特色各异的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虽然人们用各种方式捍卫少数语种，但很多语言依旧经历了“虐待”和目前依旧持续进行中的压迫。语言多样性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很难在不牺牲大量具有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东西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世界。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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