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声音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⑤
关于“解决当下一些问题的思路”，这里推荐了两本新书，《头版》和《城市的品格》。还有几本旧书。
严格地说，它们并非以“年度最佳图书”的严谨推荐给读者。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书，恰好有助于我们思考。
我们以人文社科（除小说）、商业和科技、生活美学、小说作品四个维度推荐。
前三类候选书目来自于：20 几家专业出版机构的推荐；《好奇心日报》编辑、记者、特约作者的推荐。小说部分，我们综合了作家、译者、学者、书评人、图书编辑、文学批评家的意见，向他们约稿完成。其它部分由《好奇心日报》的编辑和特约作者完成。
我们尽量读完了这些书，“真诚地认为它们的确不错”——与去年一样，这是我们推荐之前应尽的本分。
这是人文社科类年度图书推荐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它包括两本新书，《头版》和《城市的品格》。
《头版》
为什么声音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
比尔·凯勒说，我们大多数时候探讨新媒体，都不是探讨新闻模式而是传播形式。
这句话说了可能有七八年了（这对于现在的媒体业来说可是相当漫长），关于新媒体的聒噪至今未停。而结果则是：声音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号称做内容的越来越多，记者越来越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解决方案也越来越少。
但是，新闻生产模式有什么好探讨的？
比如新闻生产机构的标准：严肃、全面、符合伦理、准确、国际化、范围广、公正、不偏激。这说的是 BBC。
再比如好的媒体品牌应该做什么：激励人们了解自身的状况，为他们提供思想上的灵感，并鼓励他们追求自身真正的兴趣。这看起来也无懈可击而且激动人心——我们做的事离这些还差挺远呢。
还有，媒体记者应该做什么事：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并不需要记者出卖自己的原则。确认、理解、均衡、公正和着重为公众服务：这些将永远使新闻成为一种无价的沟通方式。如果是在美国的话，还可以加上，信仰民主制度。在他们那里，新闻业就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就不照搬了，我们这里主要是宣传——并且自我审查了一下，这句话应该在全球都政治正确）。
以上这些评论都来自于《头版——<纽约时报>内部解密与新闻业的未来》这本书，它试图探讨新闻生产模式的问题。
作为《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当年比尔·凯勒心目中有两个敌人，一个是维基解密，一个是阿里安娜·赫芬顿。前者是不加编辑的信息源，直接就变成了公之于世的新闻，后者在他看来就是“把名人八卦、可爱的猫咪视频、无偿博主的更帖和其他出版物的新闻报道”拿来一股脑扔到自己的网站上，然后就可以凭流量独步天下了。
比尔·凯勒愤怒溢于言表：
我们以前称作“写作”“报道”或“新闻”的东西，现在都被称为“内容”。买下一家聚合网，就叫打内容牌了，这简直就像一家公司宣布计划雇用做假账的人来提升自己的资产地位。
这两个敌人，确切地说应该算是李普曼的敌人，一百年前，他说过的那句话，还是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筛选与排列新闻是民主社会中真正神圣和具有宗教性的工作。因为报纸是记录民主进程的圣经，是人民行为的依据。”
李普曼说，新闻的本质是编辑。虽然没有道理把 Fake News 的产生全怪在阿桑奇或者赫芬顿头上，但我们如今在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新闻、什么值得信赖的困惑，大都来自于这两个人的颠覆和探索。
这二位让新闻内容生产更加民主化了。在其它任何一个领域里民主化都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下降，消费和生产门槛的降低，最终触发消费的爆发——听起来都是好事，但对于“真相”提供者来说，可能就未必了。“在一个没有编辑把关、充满倾向性报道的新闻界，谁的嗓门大，谁的声音甜美，谁就可以获胜，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
2014 年《真相》出了中文版，这是一位《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写的书。与轰轰烈烈的“民主化”对比强烈的是，他提到这样一段：
我们不可能要求新闻中所援引的信源，甚至匿名信源都不偏不倚，这不可能。我们应该要求记者或新闻提供者把信源可能存在的任何偏见都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存在偏见信息，但新闻仍然可靠。衡量记者可信度的一个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考察了信源，而不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引用信源。
如果我们不需要为“真相”重新定义的话，这里说的是获得真相的真谛。那本书里每一句话都可以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大量的信息产品生产过程来对照，这与阿桑奇的“无甄别发布”、赫芬顿的“人人都可以发布”之间的差别，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如今困惑的根源。
当然，抛开美国，说我们自己的事，那就更是如此了。它打开的不只是一个叫 Fake News 的盒子。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行当里的人有点慌。“我们不再需要找新闻了，新闻会找到我们”，新闻被当作标题来读（记者工作受到了冒犯，挫折），对新闻定义也变了，长文章没有人读了，还要交互……变化的意义是卑微还是伟大？《纽约时报》A1 版，曾经是新闻记者的“圣杯”，经过无数次编前会，投入无数力量，还不如到网络版找 20 几岁的小编（《纽约时报》也有小编的）发一 Blog，按那个说法，过去写文章发布是记者工作的最后一步，现在发布意味着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好像是赫芬顿女士说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流量为王，发布那第一步之后，后面诀窍多着呢，就是比尔·凯勒说的，新闻传播形式。
詹姆斯·奥谢在一篇叫《地狱交易》的文章中说：“对于出版商而言，记者对他们自己行业内的问题视而不见，多少和新闻编辑室与报纸商业层面之间竖了多年的墙有关，这墙原本是用来保证新闻完整性的。”这听起来有点可笑，这些新闻从业者（中美皆是如此，虽然中国的这堵墙并不那么显著）一方面是业内人士，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行业所知不多，所以他们慌起来是真慌，担忧是真的担忧，恐惧是真的恐惧——
我认识一些被咪蒙吓死了的传统媒体从业者。咪蒙也从来都毫不掩饰地讲她的好几百万加的制作过程，以碾压她的前同行们。我在试图挽救这些同行的时候，第一步会说，你可以把咪蒙当成脱口秀，即便你是何伟、雷姆尼克，你手里的是《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在电视时代你也断然打不过奥普拉·温弗瑞啊……通常来说，如果对方表现得若有所思，这说明可能还有救；如果对方拿出一副“你这个怂货果然打不过人家就说人家跟你不是同行”的表情来，那你就去跟咪蒙死磕去吧。
总的来说，做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坏事。不管是《真相》，还是《头版》，这些记者出身的评论人士骨子里还是高傲得不得了——我觉得应该加入这个行列。
《真相》中有一个观点，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界定公民角色：
“如果说 1840 年代电报的发明使人们可以在几分钟或数小时内获知远方的新闻事件的话，那么 1920 年代广播的出现则让人们可以亲自聆听一些新闻事件。”
“新社群形成、政治重组，以及事实与信仰间持续冲突：同样的模式再次出现。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导致全国人口碎片化，广播将这些分散的公众联系在一起，这是地方性报纸无法做到的。顷刻间，每个人都在收听一样的全国性广播新闻，这与印刷时代阅读地方报纸完全不同。阅读能力也不再是获知新闻的必要条件。”
对这些说法我都深以为然。
可能我们只要引入时间这个概念：当轮转印刷技术让报纸大规模介入人们生活，“黄色小报”让人绝望，但很快就会有《时代》《纽约客》这样的高级货出来，包括《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真正崛起也是在此之后；电视让一切都娱乐化了，人们感慨娱乐至死的时候，不到二十年时间就有 CNN 脱颖而出。如今新闻业被打得七零八落，看似时间久远，其实不过十年。
真相可期。
（我们一直犹豫于是不是要推荐与我们媒体行业这么靠近这么专业的书，不过想到既然每个人如今都被裹胁在信息宏流中，而真相却显得越发遥远，我们这个推荐可能也不是个错事。
《城市的品格》
布隆伯格能帮上我们什么忙
有三个理由促使我们推荐这本书。简单点说，就是怎么当一个市长。如何当市长的书也应该有一些，但纽约毕竟不多。
这本书叫《城市的品格》，作者是迈克尔·布隆伯格和卡尔·波普。副标题是“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的环境治理商业新方略”，看起来有点像我们这里自费出版的那种书。布隆伯格的书总是这样，上一次看他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布隆伯格》。相比之下，我觉得那一本更有价值一些。
三个理由都很简单。第一个是政府如何与企业打交道。
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资本家，我算不上塞拉俱乐部（一个环保组织）的常规合作对象。不过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公共安全与健康。
要是逐利活动威胁到了公共健康，那我可不会同情那些为了生产而置消费者健康甚至生命于不顾的企业。
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完全废止这些企业，比如我认为烟草公司也有留在市场中的权利，但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应降低对烟草的需求，让烟草公司逐渐退出市场。
我们要提高烟草税，使其与烟草产生的社会成本相符。同时，我们要依靠法规来降低烟草的危害，并通过宣传加强烟草有害的公共意识。
对煤炭公司，我们需要同样的策略。
重点在最后一句。布隆伯格这本书的合作者说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煤炭公司）愿意关停最老、污染最严重的燃煤电厂，购买等量的清洁风能，从而减少碳排放，那么塞拉俱乐部就同意他们把手头建到一半的电厂建完。两家公司最终同意了这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企业、环境，尤其是那些原本不得不忍受老旧电厂废气的周边居民，都是赢家。
我们需要蓝天的时候，煤炭公司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罪人，但如果合法经营，并且按新的排放标准能够过关，那么这个公司的生存应该获得保障。政府学会妥协，并尽可能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益处，这里并不存在敌人。要说启发，就是，我们这里是以效率著称的，所以最后总是把挖煤的、运煤的、烧煤的都当成敌人，所以曾经的资源丰富的山西，一下子就 GDP 倒数了，而且还冷。
对大大小小的企业，妥协的态度很重要，对普通人，说起来可是选民，那就更要谨慎了。这就说到第二个理由，如果你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就要更加谨慎。布隆伯格举了一个墨西哥城的例子。与我们这里比起来，就是如何处置“活路”的问题。
墨西哥城为了控制排放，规定要按车牌尾号的单双数限行——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办法差不多。接下来的结局也相似，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失败原因并不令人意外：大家会再买一辆不同尾号的车，而且通常是没有现代排放控制系统、破旧不堪的车——差别可能就来了，我们这里会同时限制你买车，会强制报废排放不合格的车。“新规定只是加大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通勤的难度，空气质量并没有好转”，大家没有感受到新政策带来的好处，日子反倒更难过了。最后，墨西哥城采用了更有效的策略，投资地铁和公交系统，推出公共自行车——我们的地铁修得倒也是够快，但大城市里公交车却已经被砍得差不多了……当然，我们最拿手的是把人赶出去算了。
所以，第三个就是城市到底在做什么，市长应该做什么。
布隆伯格说：“我担任市长时，我们进行了一项审慎的研究。它源于一个数字：100 万。2005 年，纽约城市规划部门的人口专家预测，到 2030 年，纽约市人口会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增加 100 万——把亚特兰大和迈阿密的心甘情愿都迁往纽约，也达不到这么大的增量。纽约人口已创新高，人群太过密集，而大部分基础设施还是一个世纪前的老古董。我们要如何应对这新增的 100 万人口？ 100 万新增人口。”
嚯。
对于布隆伯格来说，在 2005 年的时候，他再有野心，也可以断定 2030 年不会是他来执掌纽约，但他要想这个时候的事，所有的规划要围绕着这个东西来。
他说，“不要误会。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每位市长都求之不得。城市本身不是静态的，不扩张就会走向衰亡。”
我得说，不是每位市长都求之不得。最近中国国务院批复的上海规划，到 2035 年人口控制在 2500 万之内，土地开发控制在 3200 平方公里之内——这东西没啥好说的，接下来 20 来年，咱不发展了。你想甜蜜都没有机会。
北京也一样，还要减，我们没看出一点甜蜜来。
你要说，这个道理他们不懂，我觉得可能性有 40%，大半的原因还是选民的问题。
陆铭老师几篇流传颇广的文章说这个东西，所有目标是 20 年后人口不增加，那么所有城市规划就要按着这个来，但城市人口扩张按经济规律来说可能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人口超过目标，城市容量是按想像当中的目标规划的，所以城市更不可居，更有大城市病——“规划人口目标才是大城市病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么来的。那些以为大数据加持就鼓吹计划经济的官员老爷和互联网大佬们，懂？
至于，布隆伯格和他的环保斗士朋友说的环保——这本书的主旨，我对他们的算法其实并不以为然。
听说印度要花几千亿来建立电网，这意味着要先建造大型发电站（主要是燃煤和水电），之后为各个村落架设铜电缆，再装上白炽灯——注意这个时候电网看起来是没必要的。
然后，立马抛出一个结论：这么做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燃煤产生的电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真正用于照明，而且电网中还有很多铜缆被盗。这就是印度仍有 ⅓ 的人享受不到现代能源的原因——注意，这个时候电网不但没用，而且因为偷盗效率不高，用不上电的理由就是因为有电网。
解决方案是，平均每户家庭的一次性成本投入只需 200 美元。一台可以取代煤油灯的基本款太阳能灯只要 40 美元。又解决了偷盗电缆的问题，也解决了照明问题……200 美元和 40 美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按他们的说法，可以用不建电网省下来的钱中省出来，至于如何解决十来亿人的问题，他们就不想了。
因为，新的结论马上就来了：要打造面向未来的能源体系，使用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种最平价的能源，我们需要更好的输电系统。（诶，不是不建电网了吗？）
不但建，而且毫不掩饰地指出垄断的全国性电网才是最好的，代表当然是中国，是值得羡慕的。好在他举的例子换回了美国，而且恢复到天真烂漫的神态：每年夏天，芝加哥的用电需求在日落时分达到峰值。但这里，亚利桑那州正值阳光充沛的下午，太阳能发电量达到峰值，还产生了多余的电力。如果美国像中国一样，搭建贯通各个区域的高压直流输电网络，那么亚利桑那州下午产生的多余电力就能及时地满足芝加哥人下班回家开空调的需求。
据说有美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煤改气——在大家冻手冻脚过冬这事发生之前，按美国环保主义者的热情，中国解决了大问题。他们对自己制度时刻准备着的自省精神和对自己政府随时准备抡起的批判精神，立马就被激荡起来了。
我知道这种羡慕在历史上可不少见。墨索里尼让火车准点这事再合适不过了。
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里就很刻薄地讲过这些事。
我们常取笑一群老小姐，她们在被问到造访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的感想时回答，她们没看到半个乞丐，火车也都很准时。但其实她们的感想比大多数学术论文更贴近法西斯的本质。
火车很准时，主要街道看不到乞丐，拥有南大西洋最快的机船、最宽的公路——所有这些纯机械式，描述技术效率与组织的细节，都确切描述了意大利社会发展的目标，至于它的技术、经济或军事效用等等都不需在意。民主国家被比了下去，原因不仅是它无法造就社会平等，也是因为它无法动员一百万人参加群众集会，更无法号召全民一致为领袖鼓掌。
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不如极权主义经济，并不是因为它会导致经济萧条，而是因为它无法进行集中外汇管理。
纳粹的重要发言人曾说，纳粹主义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德国各式各样的省级政府达成表面的统一。
相比于迈克尔·布隆伯格，彼得·德鲁克更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师。他除了懂企业管理的奥妙，或者说他对企业管理奥妙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这些伟大的洞察基础之上。
《经济人的末日》出版于 1939 年。德鲁克说：“我在 1933 年希特勒掌权前段几个星期就动笔了。最早的节录本在 1935 年或 1936 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与反纳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册子出版，讨论反犹太主义在纳粹恶魔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深具吸引力的原因。”
它的副标题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没错，跟汉娜·阿伦特那一本不朽之作同名。
题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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