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
每个人的命运，也是这条马路的命运。
跟很多初到上海的美国人一样，长乐路最初在 Rob Schmitz 眼中也是跟一些很大、很有历史感的标签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是那个锦江饭店——据称毛泽东来上海的时候住过，里面有当年为数不多的恒温游泳池，那里还是《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地——1972 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发布的这个公报，标志着中国和美国结束对抗，这是冷战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与长乐路平行相距不到 200 米就是著名的淮海中路，这是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就在那里。
长乐路在 20 世纪上半叶归属于法租界，前法租界是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最喜欢的那部分上海。那个时候长乐路叫蒲石路，在共产党接管这个城市之前，住着很多显赫人物。
Schmitz 把家也选在长乐路，这是一个叫“汇贤居”的楼盘，这个由七栋高楼组成的小区开发者是来自香港的大名鼎鼎的李嘉诚，在 2010 年的时候，它差不多是上海浦西售价最贵的楼盘之一。“其中一座有 40 层楼高，如果把整个社区丢到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汇贤居会是全州第七高的建筑物。但在上海，它不过是编织在数百栋形形色色摩天大厦之间的一组小塔罢了，”Schmitz 说。
Schmitz 的办公室在与长乐路平行距离不到 1 公里的南京西路上。那是浦西另外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从静安寺到他办公室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也是大上海繁华所在。
长乐路“有所保留”，Schmitz 说的是这里的建筑，道路小，晚上很少人，相比于南京西路上那些紧密排列的建筑高楼，这里的老建筑舒适宜人，“这里不会让你感觉生活在一个有 2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能把你从现实中抽离出来。”Schmitz 喜欢在这条路上散步，梧桐树荫，咖啡馆，潮流店，茶屋，沿街排列。
Rob Schmitz 是 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记者，1996 年，他先是作为和平志愿队的志愿者在四川自贡乡下教书，后来到成都做记者，最后到了上海。
他赶上了中国变化剧烈的 20 几年时间，做志愿者时，他二十出头，拿着一百二十美元的月薪，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口。他记得居住的小镇周围贴满了亮红色标语“女孩也是人”，专用来警告那些因重男轻女而谋杀婴儿的农村家庭。
Schmitz 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 2010 年，中国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以千万的中国人白手起家摆脱了贫困。上海当年正在办“世界博览会”，与早年世博会举办城市通常拥有的勃勃雄心一样，上海也正在经历它的巅峰时刻。海宝——世博会的吉祥物——也比他在 1990 年看到的标语要可爱一些，虽然都是提醒大家今日中国正确的方向，以前是不杀女婴，现在是要大家相信城市生活更美好。
那也是长乐路事后让很多人回忆起来充满留恋的时间段之一。
熊麒在长乐路完成了最初的时尚启蒙。
“杂志上看到的陈冠希、藤原浩等明星身上的潮物在长乐路都能看得到，”熊麒说。他的家位于南昌路思南路口，距离长乐路只有 10 分钟步行距离，他过去经常到长乐路上的向明中学打篮球。
长乐路在这一段时间里成了潮流首选之地。2006 年陈冠希和 Tom Chung、Michael Chung 联手在长乐路 139-11 号上打造的 ACU 鞋店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多品牌和高端球鞋集合店，也是全上海唯一发布限量球鞋的地方。
2008 年李晨和潘玮柏从陈冠希手中接过 139-11，打造了 NPC。2010 年 NPC 招聘，接近 40个人面试最终选了 3 人，熊麒是其中一个。“我读高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NPC，”熊麒如今成为这潮流策动地的一员了。
那时候被熊麒认为是潮流文化最浓的阶段。NPC 发行限量品的前夜，店铺晚上关门前，门口经常排满了长队。有次一大早长乐路上就挤满了三四百人，队伍密密麻麻占据了道路两旁。
类似这样的潮流盛宴在长乐路上时有发生，总会聚集着上海以及全中国爱好潮流文化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排队一边分享和炫耀着彼此的收藏。在当时年轻人的心中，“上海的潮流圈，大家说得出名字的只有长乐路，” 熊麒说。
这也是发型设计师潘于兰 2009 年选择在长乐路开店的原因，潘于兰的两只手腕佩戴着黑色和金色的装饰品，露出的两只光手臂和脖子上文满了红色和绿色刺青，“那个时候长乐路是潮人一条街，”他说。这多少和 2004 年卢湾区政府在长乐路延中绿地下打造的“都市风情街”分不开，这个地下商场开满了各式潮流服装店、玩具店。NPC 创始人李晨把这里形容为“一个地下城市，一个属于年轻人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他说，“大家都说这里是中国潮流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Schmitz 偏爱长乐路也是因为这里有着像 Godhands 一样的小店，面积不大，但每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过，长乐路正发生着变化。不少小店相继歇业，取而代之的是像星巴克一样的连锁品牌店。过去路上的各式中餐也“升级”成了日料、法国餐厅。
他把这一切理解为城市“士绅化”的必经过程，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租金上涨，小店最终都会因为无法支付租金而被淘汰出局，而实力强大的连锁店、开发商则会重新定义街区的面貌，“这很可悲，但不可避免，”Schmitz 说。
在 Godhands 工作的刘菁某次出差两月回来后，附近关了 4 家店，“很夸张，当时我们觉得长乐路是不是要倒闭了？怎么店都不见了？” 那是 2016 年。刘菁在这条路上工作 5 年多时间，她印象中一直撑到最后的只有 2-3 家潮店，包括 NPC、上野眼镜和 Godhands。在她看来，这条街容不下“不够酷”的店。
越来越贵的租金让那些潮流小店生活艰难。
长乐路上的 Godhands 理发店
长乐路的租金甚至开始高过一些大 Shopping Mall 的租金。潮流媒体 HYPEBEAST 的生活文化编辑 Ben Chueng 说，10 平方米的潮店 MU821 租金为 2.5 万，上野眼镜 5 万，NPC 10 万。潘于兰说他的店在长乐路租金每年的涨幅都在 7-8%。
值钱的一楼沿街店铺，租金通常是 2 楼的两倍。潘于兰最开始为了节省成本只租下了 2 楼，直到 4 年后才又扩张到了 1 楼。要想判断一家店在长乐路的生存状况，看看他们的楼层就一目了然——生意不错的到一楼，撑不住的换到二楼。
潘于兰认为自己是沾了长乐路鼎盛时期的光，从 2004 的都市风情街开始，好光景持续了近 10 年，2013 年开始，潘于兰明显感觉到人流减少，有一年过年期间店铺仍在营业，但街上却空无一人。潘于兰把这归结为租金上涨，店铺则把租金转嫁到商品上，吓退了部分客人，加上 2010 年以设计师和潮牌为主打的三期新天地购物中心开幕都加速了长乐路的衰退。
几乎同时期，NPC 的营业额也从最多时 100 多万一月，下降到了 40 万左右。
潘于兰（左）在长乐路 Godhands 理发店内
“大开发商对一个地区有想法，他们喜欢大的连锁品牌进驻，当地的租金就会跟着上涨，小店最终会因为没办法付租金，被赶出去。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Schmitz 说。
“正常”包括长乐路陕西南路路口正在修建的地铁，包括工地边上的星巴克，Schmitz 说他感到有些遗憾，“那些小店是大家去长乐路的原因，以前每 5 米就有一个小店，独立又有趣，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商业区。”
“正常”可能也包括他说的“士绅化”。“我觉得长乐路变得更像是一个富人区了，”Schmitz 说。
时间久了，长乐路不再仅仅是那个藏着深厚历史、如今充满了时尚潮流感觉的街道。
更多秘密呈现在 Schmitz 面前。
Schmitz 的朋友送给他一个装着 100 多封信的鞋盒。这 100 多封信横跨近 40 年，最早的几封信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通信双方是一对夫妻，妻子住在长乐路 682 弄 70 号，丈夫（王铭）的地址则在 3000 多公里以外的青海劳改农场。
信件中展现出来的长乐路故事，很残忍。
丈夫在 1957 年离开上海时，妻子刚怀上了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丈夫在信中知道了小儿子在长大，断奶了、可以吃粥吃稀饭了，还知道了小女儿送人了——大饥荒来了，妻子不得已把她送给了乡下产粮食的人家，妻子实在无力照顾 7 个孩子。“我被迫变卖掉我们所有的家当，现在只能领工商总局的福利津贴才能活下去。”妻子在信中说。
Schmitz 2012 年开始制作一档播客节目，一直播到 2013 年，鞋盒里藏着的悲剧故事是反响最大的一个。在上海住到第七年的时候，Rob Schmitz 2016 年整理了他播客的内容，出版了一本叫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长乐路）的书，被《经济学人》评论为“微观下的辛酸中国”。
辛酸总是各种意想不到——对于 Schmitz 的听众和读者来说。
“户口是我在长乐路上听到最多的抱怨，”Schmitz 说，这也是他的美国听众所不能理解的“新知”。赵女士 1997 年从山东来到上海，成了长乐路上一个花店的经营者，她的大儿子六年级时到上海投靠母亲，被上海比乐中学录取，是班上的尖子生，但上大学的梦想在高中时戛然而止——因为没有户口，他必须回到山东读高中。回到老家的大儿子已经不适应当地强大的应试教育，最终辍学。小儿子因为没有父母照顾而得了抑郁症，成了中国“问题留守儿童”。
在 Schmitz 讲述的长乐路赵女士故事背后，是中国从 1997 年开始接下来的 10 年中，2.5 亿中国乡村人口离开故乡，加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是中国 6100 万类似赵女士的一对儿子这样的留守儿童——大约占中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上海，有超过 40% 的外来人口，这意味着有接近 1000 万人没有户口，他们的下一代都面临着赵女士一样的困境。“孩子中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表现和未来的成功，尤其中国的中学更为艰难，”Schmitz 说。
在 Schmitz 的视野之外，就在赵女士花店 100 多米外的弄堂里，住着和她一样的外来人，来自江苏的丁先生已经在长乐路和周边收了 10 几年的废品。在他为我们讲述的辛酸故事中，他经历过两次被“遣送”的历史：一次被遣送到南京，当天他借钱逃回了上海，第二次被“卖”到了南通——当地接收站以 50 元一人买下来，再送到连云港，缴纳 200 元才获得自由。
同一条弄堂里住了 30 多年的本地人秦先生，不用担心 1990 年代让外地人担忧的“遣送”，但与赵女士或者丁先生的窘迫而局促的生活比起来，他的处境也并没有好多少。现在他每天早上仍然过着倒马桶的生活，“我没有卫生间，只能往阴沟里倒，还能怎么办？” 在这里生活的大半辈子，秦先生都只能在家里放一盆水洗澡。他用“一塌糊涂”形容这里的生活。尽管住在上海的中心，但却过着难以启齿的生活，一个不到 10 几平米的厨房挤着 4 户人家，烧饭必须等着同一个水龙头。
推门出去，就步入上海最潮流的繁华市井。但这繁华是别人的繁华，潮流与他们无关。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 Schmitz 最终发现这个 21 世纪初的上海与 20 世纪初纽约的相似之处。上海有一半以上的外地人口，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正如 20 世纪初的纽约，聚集着大量欧洲移民，说着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方言。
“长乐路上，来自四川、湖南、福建的移民方言令人难解，正如同 19 世纪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时的纽约。两者成为充满新移民的大熔炉，驱力都是贫穷，这些人愿意承担风险，野心宏大，为了重新开始而离乡背井，甚至抛下一切。那些抵达埃利斯岛的移民，正如同一世纪后的中国‘外地人’，离开有记忆以来祖先就居住的农场，直奔此城，”《长乐路》这本书中， Schmitz 写道。
第八年，《长乐路》内地中文版终于要出版了。
这 8 年时间里，汇贤居“老住户” Rob Schmitz 从公寓窗户望出去，北侧就是长乐路，南侧是杂草和流浪猫占据的空地——在市中心，有这一大片空地，还点缀着烧毁痕迹的砖房，怪异。
这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麦琪里。Rob Schmitz 在《长乐路》书中讲了这个发生在十几年前的故事：2002 年徐汇区政府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当地 3000 住户被要求搬离此处——本来旧城改造应该以原地安置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居民因此而抗议，三年之后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还有为数不多的居民留在此地。在 Schmitz 的记录中，2005 年 1 月 9 日，悲剧发生，三名拆迁队员将汽油洒在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妻家。
他们已经在麦琪里居住超过 60 年。
第二天早上，这对夫妻遇害。
2010 年，Rob Schmitz 刚刚开始他在上海的工作不久，就开始采访还在这里坚守的陈里长夫妇和另外四个家庭。他接触到在这个转型国家里，差不多所有矛盾最集中的那个问题：拆迁，改造，强大的政府希望体现它的意志。
这是长乐路上最多的话题。
作家吴亮在长乐路长大，2001 年时候他看到为了“解决城市热岛效应，提供市民生活的场所”——住在他对面的同学从弄堂里搬离，建成了街心花园。
而最能引起话题关注的则是那些被视为年轻和潮流地标的潮店也面临着同样的搬离。2017 年 7 月 2 日，NPC 创始人李晨在微博表示由于不可抗力，整条长乐路可能会在半年里被拆除的消息，“八年了，见证了一个时代，长乐路的兴衰，NPC 的起落……”他在微博上写道，“长乐路对我们这代上海年轻人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Godhands 在同样的时间也得到了“不可抗力”的搬迁通知，这个给潘于兰带来第一桶金的地方，已经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停止营业。
NPC 正在举办一个“知足常乐”的展览，结束这个展览之后，它也将在 1月 31 日关闭。
这是这条街上最后一间当年被称为“潮店”的店了。
1996 年，现在是汇贤居的地方曾经着了一场大火。一位 10 岁的少年目睹了悲剧发生，他的父亲在这场大火中丧生。20 年后，这位少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香港一间对冲基金工作。
Rob Schmitz 说：“他们的房子被抢了就是为了修我现在住的地方。我和他成为了朋友，我去香港每次都会看他。他现在 30 多岁了。”
一层一层包裹着的长乐路，无数的秘密和每个人的命运一点点显露出来。
我们将在“房子和我们的生活”等多个栏目中继续报道有关长乐路的故事。
作图：林玉尧
题图：unsplash，hypebeast
城市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我们记录其中的变化和思考。戳“阅读原文”看好奇心日报的栏目“城市研究所”。
外汇管制终止中国巨额海外投资，12 个问题帮你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 2017 商业大新闻⑧
核威慑一直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有 29 本小说，是 10 位学者、评论家和译者的心仪之作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⑧
- 关注好奇心研究所，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