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为什么是一个不甚乐观且需要警惕的事？这里有 7 个问题
其中牵涉人伦、道德、技术障碍
本周三，中国科学院宣布成功实现了猴子的克隆：2017 年 11 月 27 日，克隆猴“中中”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诞生；12 月 5 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问世。这是灵长类动物体细胞克隆的首次实现。研究论文发表在本周的生物学期刊《细胞》上。
此时距离首个成功克隆的哺乳动物，克隆羊多利（Dolly）诞生已经 21 年多。
这 21 年里，科学家们利用相同的技术克隆出了小鼠、牛、猪、猫和狗等 23 种哺乳动物。
但对于灵长类动物——猴，许多团队用类似的方法尝试多年，都没能产生活的后代。
克隆灵长类动物显然是一个重要突破，除了研究人员自己说的更适合用于人类疾病的医疗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克隆的必经之路。
过去 21 年里，伴随各种动物克隆试验的还有商业尝试，医药、宠物、赛马、畜牧业等等都有实际应用的进展。商业前景也进一步推动了克隆技术的研发。
克隆的潜在问题之争从来没有结束，就在 2015 年，欧洲议会禁止了克隆动物在畜牧业的使用。多个国家，也包括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明确禁止克隆人类研究，此次实验的研究人员也明确否认了自己有研究人类克隆的技术。但随着灵长类克隆的成功，新的疆域正在被打开。而历史经验说明，任何有使用前景的技术都不会因为行政命令或者道德而停止进化。
克隆技术的潜在问题还和 21 年前多利诞生时一样没有变化。这个技术进展虽然缓慢，但它在长远的未来依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
克隆猴子的技术本质上和克隆羊没有区别，但这还不是流水线一样的可靠技术
“96 个相同的孪生子同时运行 96 台相同的机器!”
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作家阿道夫·赫胥黎描绘了用 1 颗受精卵批量生产 96 个人的未来图景。当时是 1932 年，学界对 DNA 还知之甚少，赫胥黎凭借育种学知识设想出的“博卡诺夫斯基程序“，被许多人认为是克隆技术的早期构想。
目前动物克隆主要通过移植几乎含有生命全部遗传信息的细胞核来完成。在体细胞核移植过程中，卵母细胞核被除去，取而代之的是从被克隆生物体细胞中取出的细胞核，随后形成胚胎并植入母体内，等待发育成形。
这个听上去简单的过程有着极高的失败率。克隆羊多利是超过两百次尝试后仅有的一个成功案例，研究成果发布时并没有第二只克隆羊。当时，诺贝尔奖得主 Philip Sharp 曾质疑，“如果我试了 215 次才有一次成功，并且不试着重复，我会怀疑这是不是科学。”
当然，多利的研究人员在几年后克隆了更多克隆羊。而相同的克隆方法，陆续指导克隆出了马、牛、羊、兔等哺乳动物。
克隆猴子的技术，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虽然在 1997 年和 2000 年，分别已经有了使用卵裂球核移植和胚胎克隆猕猴的案例，但这两个阶段中细胞分裂很快，无法保证基因相同。而体细胞能无限复制，如果能实现体细胞克隆，不仅能缩短繁殖周期，提高研究效率，同时也保证了后代的基因一致性，减少实验中的个体差异。
但在过去的 20 年间，许多前沿的团队都败给了低迷的重编程率：移植的后细胞核对新环境难以适应，继而难以发育成胚胎，即使得到了胚胎也存在着缺陷。而此前最好的结果是怀孕 81 天流产。
2012 年，体细胞重编程技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决定攻下体细胞克隆猴的难题。在他的带领下，神经所孙强研究员率领以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研究。
孙强团队参照此前失败的文献，总结出了灵长类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困难：猕猴卵细胞容易提前激活，难以正常启动克隆程序；克隆胚胎的发育效率低，体细胞核难以适应受精卵的身份转变。
为了解决胚胎发育的障碍，孙强团队尝试在克隆过程中增加注射了一种去甲基化酶，优化了克隆方法。
除此之外，方法仍然与二十年前克隆多利的方法一样：科研人员提取了猕猴胎儿的体细胞，将细胞核植入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随后二者融合，形成胚胎，激活后经过发育、卵裂、着床，最后诞生个体。
最终的基因鉴定结果表明，“中中”和“华华”的核基因组信息与供体体细胞完全一致，表明克隆成功。而第三只克隆猴“梦梦”预计也将在不久后降生。
但这依然不是一个流水线一样的技术，目前的两只猴子是在研究团队花了 5 年时间，127 个卵子中生成 79 枚胚胎，之后 42 次代理受孕试验成功受孕 22 次后，才得到的唯二个体。
克隆技术过去十几年已经在被用于从医药到农业的多种商业应用，问题也由此开始
多利的创造者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的赞助商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已经证明基因工程羊可以用来制造牛奶中的某些药物，而这些药物可以用来治疗血友病、囊性纤维化和其他人类疾病。
最初的计划是，如果这些羊可以被克隆，那么生物公司可以简单地把牛奶中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然后出售。如果它们同时可以克隆携带这种附加基因的雄性和雌性绵羊，他们可以繁殖这些羊，并拥有一个自我维持的“活药厂”。
这次中国科学院克隆的“中中”和“华华”也是为了医疗用途。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体细胞克隆猴的成功诞生，突破了生命科学研究和人类疾病研究中急需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制作的关键技术，必将极大促进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发展研究。
医疗用途之外，也有人愿意复活自家的宠物而一掷千金。
2015 年，英国一对夫妇劳拉·雅克和理查德·雷姆德支付 6.7 万英镑，从一家韩国克隆公司那里接回一只小狗 —— 它跟这对夫妇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宠物狗 Dylan 拥有一模一样的遗传信息。
他们之前冷冻了爱犬的遗体，先后两次取下组织样本。因为第一次取的样本不合格，未能在实验室培养成功，一星期后他们第二次取得样本，然后主人也先后两次乘飞机从英国前往韩国送样本。
“他们把它弄出来后，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件事发生了。但一旦它开始哼哼，我就知道这是真的。即使只是出生几分钟的小狗，我也不敢相信它有多像 Dylan。小狗身上所有的色彩和图案与 Dylan 完全一样。”劳拉·雅克说。今天她为 Dylan 开的 Twitter 账号依然还活跃着。
不同于带来直接商业价值的动物育种，还有人克隆赛马或者种牛。
马球比赛中一匹好的赛马往往“身价”超过 20 万美元。不过许多良种马的主人选择给自己的马匹施行阉割术，因为阉割后的马匹性格温顺，更有可能在赛马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但这也让它们的基因无法得以延续。
阿道夫·坎比亚索赢得五次全球一流马球比赛的胜利，他与美国 Crestview Genetics 公司合作，克隆了 8 匹赛马。它们都是坎比亚索的爱驹 Aiken Cura 的“分身”。2016 年 12 月，坎比亚索骑着其中 6 匹克隆马在阿根廷举行的一场马球比赛中取得胜利。
牛的克隆就更早了，全球多个地区的农场从十年前就开始养克隆牛了。但克隆出来不是让人吃的，因为太贵了。这些牛主要是育种的牛。
2016 年，曾有一头黑安格斯公牛被拍出 35 万美元的高价，它出生第一年体重就增加了 730 公斤、平均每天增重 1.92 公斤，比普通的优质牛多 20%。在这头种牛的生命周期里，它的精液被不断采集用来繁育后代，一生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
克隆一头这样的牛好处很显然。而各种商业应用的前景也是大笔资金投向克隆技术研究的动力。
如果处理不当，克隆体的寿命不是从 0 开始
多利在万众瞩目中诞生，也在惋惜中逝去：6 岁那年的情人节，因为肺部感染，多利被实施安乐死。
对于它的死亡，科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多利出生时就已经 6 岁了，这正是克隆时它母体的年纪。这个推测的基础是，研究表明，多利的线粒体端粒比较短，而这通常是老化的结果。
但克隆多利的罗斯林研究所表示，深入的健康检查表明，多利没有任何老化的异常。
抱着这项疑问，科学家们研究起了克隆和早衰的关系。他们在牛和老鼠身上实验，甚至重新克隆了一批“新多利“，证明克隆技术可以不对细胞生命周期产生影响，至少从线粒体端粒观察，可以做到使寿命从 0 开始。
但也有克隆牛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完全重设生物钟，克隆体寿命还是会受影响。
而对于猪、狗等其它动物的克隆，由于时间还不够长，是否具有差异还并不清楚。
至少目前来看，多利的死，仍然还是一个迷。
FDA 批准了克隆动物的肉和奶进入食品市场，但克隆过程的道德问题没有解决
2008 年，美国 FDA 批准了克隆动物的肉进入食品市场，批准的理由是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食物有什么问题。
这项决定花了 FDA 很长时间。最早在 2003 年，它们就曾暗示将会批准克隆动物的肉和奶制品销售。2006 年年底，FDA 公开宣布克隆动物和肉和奶健康，但直到 2008 年年初才正式批准克隆动物后代的肉和奶制品进入市场。
美国消费者联盟（F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食品政策主管卡罗尔·塔克·福尔曼（Carol Tucker Foreman）说，尽管 FDA 批准销售克隆动物肉，但消费者组织还会要求食品公司，零售商和连锁餐厅不要使用克隆家畜的产品。
皮尤食品与生物技术行动本月初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消费者对动物克隆知之甚少，但 64％ 的人表示不太愿意接受动物克隆，46％ 的人表示“非常不舒服”。
相对应的，欧洲议会在 2015 年直接禁止了在畜牧业中克隆动物，并且将限制措施扩展到所有牲畜、幼崽及其衍生产品，包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
提案人，欧洲议会德国籍议员雷娜特·佐默表示，克隆活动不但对动物很残忍，对人类也很危险，因为有些人可能将其运用在人类身上。此外，克隆技术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技术成就有限，少数存活下来的克隆动物大多具有先天性缺陷和免疫方面的问题。
欧洲议会不是一下得出的结论。欧洲对此的调查从十年前开始，2008 年，欧洲道德评议会指责当时农业用克隆技术，繁殖过程残忍、死亡率太高。当时的一项测试显示，在牛群克隆实验中，大约有 20％ 的克隆小牛在出生后 24 小时就死去。另有 15％ 的小牛在断奶前死亡。
除此之外，克隆动物的细胞供体自身也会被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困扰，比如体重增加、呼吸问题、肝脏肿大、内出血和肾脏异常。
2015 年，相关克隆实验的低成功率问题没有改进，牛群的克隆存活率依旧只有 15%、新开展的克隆猪实验成功率更是低到只有 6%。欧洲议会也由此决定封杀相关实验。
克隆动物还可能让物种变得更单一，也就更脆弱
FDA 说克隆食物食用无害之后，纽约时报社评认为克隆实际上会有更糟的后果。因为克隆这种无性繁殖技术，实际上将物种繁衍从有性繁殖的相对随机性变成了无性繁殖的明显统一。
由于克隆创造了基因相同的动物，它将缩小农业繁荣所依赖的广泛基因库，任何严重的遗传多样性收缩都会对物种造成巨大的健康风险。
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明显，因为目前只是农场里的动物被克隆，不是整个物种。但之后如果克隆特定品种的猫狗，亦或是赛马、种牛，当克隆可以大规模、高成功率的推行，届时价格降低、其应用将更加广泛，届时物种多样性很可能受到威胁。
另外，即便是克隆动物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仍然无法消除该物种在自然选择当中所处的劣势。由于基因组的单一化，当它们面对现有的、直接导致它们濒临灭绝的条件时，无法表现出优于现有个体（即其克隆供体）的性状。
人类克隆技术能做的，现代农业下的动物已经很脆弱，大概也仅只是在增加受害个体的数量而已。
通过克隆技术复活灭绝物种看上去很有希望，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早在 1990 年，著名科幻作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也是《西部世界》的作者，哈佛医学院毕业）就在《侏罗纪公园》一书里写过复活恐龙的可能。
在故事里，科学家从琥珀中提取了上古蚊子血液里的恐龙 DNA，然后用现代青蛙的 DNA 片段补上不完整的部分，从而复活出恐龙。
恐龙死了 6500 万年，DNA 没法保存这么久。 然而，理论上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前提是人类事先保存了某些灭绝物种的 DNA。
横隔法国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是布尔卡多山羊的栖息地。
由于人类过度捕杀，这种体型壮硕、雄性脑门上长着一对大弯角的山羊，族群数量迅速减少。随着 1999 年一只绰号为“西利亚”的雌性山羊确认死亡，布尔卡多山羊正式灭绝。
但在西利亚死亡前，科研人员已经从它的耳朵上采集了皮肤细胞并冷冻保存在西班牙马德里和萨拉戈萨的实验室里。
由生理学家 José Folch 领导的研究团队此后一直试图利用这些残存的细胞“复活”布尔卡多山羊。他们提取出“西利亚”的细胞核并植入到家养山羊去除了细胞核的卵子中，通过电击让卵子发育，成为重组胚胎。
重复 57 次后，只有 7 只山羊受孕，但其中 6 只流产。Folch 和他的同事对最后一只进行了剖宫产，并得到一只 2 公斤的幼崽。
最后，小羊因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在出生 7 分钟后呼吸困难而死亡。经检测，它的基因和布卡多野山羊的基因一致，从而被认定为是一次短暂的成功的克隆。
这听上去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国家地理》杂志说“西班牙和法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扭转了时间。”
但更多的质疑随之而来。对已经灭绝的生物而言，其生前适应的生态系统已经改变。为了让它们存活，人类可能还需要改变现有的环境或人为地创建一个环境，这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
假设一种已经灭亡而且繁殖能力很强或者在当地已经没有天敌的物种复活，对现有的生态来说是一个外来物种入侵的灾难性事件。
澳洲 1930 年代引入“甘蔗蟾蜍”是为了对付虫害，但这种蟾蜍本身会渗出高毒性粘液，导致捕食它的澳洲本土蜥蜴、蛇、野狗甚至鳄鱼死亡。
由于蟾蜍以每年 30 公里的速度占领澳洲国土，澳洲政府每年拨款 3 亿澳元，用来研究遏止海蟾蜍挺进的方法，可惜一直没有成果。
“生物技术更该用来维护生物多样性，而非执着于复活灭绝物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邓涛说。
复活动物除了可能会导致生态灾难以外，还有一个观点是公众由此会产生灭绝不再可怕的错误印象。
“人们可能会觉得森林砍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恢复森林。 如果我们让一个生物灭绝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复活他们。”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道格拉斯·麦考利教授评论说。
那离克隆人还有多远？
从目前的技术来看，我们还不会面对《逃出克隆岛》和《别让我走》中的景象。
在这项研究中，成功存活克隆猴的供体细胞，来自于猴胎儿的成纤维细胞。研究人员将 79 个克隆胚胎移植入 21 只代孕母猴中，最终 6 只怀孕，4 只形成胎儿，正常怀孕并剖腹产得到的仅有“中中”和“华华”。
而利用成年猴卵丘细胞作为供体的实验组里，移植的 181 个胚胎中，只有两只胎儿发育超过 130 天，并且在剖腹产手术后仅仅存活 3 小时和 30 小时。
也就是说，在这项实验中，以成年猴体细胞作为供体的克隆尝试没有成功，只有两只以胎儿细胞作为供体的克隆体存活了下来，整体成功率并不高。
而研究团队也表示，从理论上说克隆人的障碍和瓶颈基本被打破，原则上可以实现，但研发克隆猴技术的目的不是克隆人，也没有任何计划要克隆人。
克隆人类目前被严格禁止，以这样的胚胎死亡率用于人类，不只有政策问题，还有显而易见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可如果克隆人成真，人伦问题多的数不出来
在生物伦理学中，克隆伦理是指关于克隆的实践和可能性，特别是克隆人的各种伦理立场。尽管这些观点很多都是宗教信仰的，但是克隆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出于世俗观点。
克隆的反对者担心，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安全的地步，它可能容易被滥用（导致产生收集器官和组织的人类），并且担心克隆的个体如何能够融入家庭和整个社会。
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的干细胞专家乔治·戴利（George Q. Daley）认为，人类细胞克隆或者是基因编辑技术给生物伦理学“抛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类将如何看待我们人类的未来，是否会采取戏剧性的举措，修饰自己的生殖细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我们的遗传命运。
“这使人类面临巨大的风险”。戴利说。
苏格兰人类生命伦理委员会的 Calum MacKellar 博士直接说，人类胚胎的复制和破坏“对英国数以百万计的人非常冒犯”。
2015 年，《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来自加州里士满 Sangamo Biosciences 公司的爱德华·兰菲尔和他的同事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看来，使用当前的技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可能会对未来的后代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这很危险，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兰菲尔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补充道，“这个问题实质是，你如何看待人类种族和人类这个物种？”
纽黑文大学研究健康医疗政策的教授 Glenn McGee 提出一个观点，人类克隆可能会改变家庭结构的形态，使家庭内的亲属关系在复杂的亲属关系中复杂化。
例如，从母亲那里获得 DNA 克隆出的女性，对其他家庭成员来说她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母亲？妻子？女儿？姐姐？妹妹？
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对克隆人抛出一系列问题：克隆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克隆的孩子是否有选择权？该选择权是否又会和供体的自决权产生冲突？
另外，动物数据表明，与自然妊娠相比，克隆胎儿发生流产的机率更高。这显然也会牵扯出更多事关人伦的质疑。同时，在人类中，流产还可能导致孕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增加。
克隆人本身的权力还不明确，但被歧视几乎是一定的
因为太遥远，目前全球各地、甚至联合国内部不同组织对于克隆人是不是有人权还没有定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7 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克隆人应该和常人有同等权力，但联合国不同组织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甚至包括教科文组织自己。
它们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 11 条宣称，人的生殖克隆违背人的尊严，胚胎细胞使用代表胚胎的潜在生命被破坏。以及，克隆技术的固有不可靠性使得克隆个体很可能受到生物学损害。
或者更精确地说，大部分机构并未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国家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距离实在太过遥远，不比讨论外星人有没有人权实际多少。
对于克隆体的人权、尊严问题，Wikimedia 基金会副总裁 Erik Möller 质疑，由不育或同性伴侣通过“无性繁殖“，也就是克隆，带来的孩子是否出生就带有“克隆人”的标签，从此比“正常“孩子更容易产生社会隔阂和心理伤害？
如果孩子的个性、体质跟捐助者的发展有很大不同，其父母是否可能会失望？如果是的话，克隆人本身又有什么权利对于来到这个世界说不呢？
对于克隆人来说，他到底是谁？来自哪里？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些都是克隆人可能要回答的问题。
《卫报》曾报道一对聋哑夫妇的故事。他们的后代也是聋哑人，起初他们并不喜欢这样。但久而久之，一家三口倒也喜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聋哑夫妇甚至想因此再要一个聋哑女儿，通过基因技术实现。假设今后克隆技术成熟，这对夫妇再用克隆技术复制一个聋哑女儿，那么对后两个聋哑女儿来说，她们等于被剥夺说话和听声音的权力。
对此，聋哑夫妇的观点是，如果有人想去掉胚胎中的致聋基因，那么聋哑人也应该有权扔掉听力基因。在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成熟以后。
克隆和基因编辑取代性繁殖，可能会影响基因多样性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全球有 53.6 万名孕妇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直到现在，难产依然是全球年轻女性中数一数二的死亡原因。
抛开情感只从繁衍下一代考虑，哺乳动物进化几十万年后的两性交配并不是一种高效的方式。这里不只是难产，从配对合适的对象，到成功受孕再到后代生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做过研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无性繁殖群体的增长速度是性繁殖群体的两倍。
克隆似乎是一种相当高效的无性繁衍方式。设想用克隆来获得大量自己的复制胚胎，然后用 CRISPR 基因编辑等技术来调整，切除这些胚胎中不良的基因，听上去远比有大量失败可能性的性繁殖高效。
多伦多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研究员 Lutz Becks 就提出过一个未来的设想“克隆你自己会很容易，你不用寻求伴侣，也不必花时间约会来获得做爱的机会。”
但性繁殖的存在，仅从生物繁衍上也有实际的好处。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在 1986 年被提了出来。生物多样性解释了性繁殖最大的优势 ——那就是在物种层面给人类带来更多面对环境变化的生存可能性。
无性繁殖的特点是群体基因的高度统一，而有性繁殖则可以带来更多突变后的基因。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人类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有着种族、宗教、性别、民族、地域歧视，但却如此多样化的原因。
德克萨斯州大学教授戴维·巴斯在《进化心理学》第二版解释了在这个变化环境下，性繁殖带来基因多样性的好处。
地球是由植物、动物、真菌及微生物构成了整个生态环境。这个环境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
假设环境改变程度加大，所有无法适应变化的个体将无法存活，譬如地球历史上的冰河时代。无性繁殖的种群因为基因的高度统一，而缺少耐寒的体质导致灭绝。但性繁殖的种群因为基因多样性，在新的环境下注定有一部分人可以生存下来。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形容性繁殖的好处很贴切。多样性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同基因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生存需求，因而需要更广阔的生存环境。这也意味着，基因多样化的同类将很少为了生存而彼此直接竟争。
所以让克隆来取代性繁殖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影响生物的基因多样性。即便可以进行基因编辑，克隆遗传下来的基因还是高度一致的。支持克隆来繁衍人类，是在削弱人类的生物多样性。
而伴随克隆一同到来的基因编辑技术，同样也有这样的风险。
人类克隆是不是违法，目前不同地区还有很大分歧
1997 年初，克隆羊“多利”的培育者伊恩·维尔穆特接受采访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我毫不怀疑克隆这种技术的潜在益处要远远大于坏处。”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前一天，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一纸禁令，要求政府资金不能用于人体克隆试验，并呼吁全美所有科学医学组织、基金会、大学等私立机构抵制此类研究。但科研不只有政府资金。
多利的诞生令整个世界陷入了对克隆人宗教、道德和伦理上的争论。
实际上，早在上 1960 年代的科学界就已经有大量关于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论。1967 年，生物伦理学家 leon Kass 就表示“靠人类意志设计的繁殖使克隆人失去人性。”
人性是克隆技术背后讨论最多的伦理问题，反对者认为，如果“人”可以大批量生产了，那么附带于“人”的“人权“会怎样贬值。如何处理那些非法克隆和因技术导致先天性畸形的克隆“人”，像销毁假币那样付之一炬吗？
这也引发了宗教的强烈反对，世界上主流的宗教，无论是三大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曾强调称，“灵魂具有神圣性”，并将人类的诞生归为神的功劳。任何克隆技术都被视为侵犯了神权，同时一部分宗教人士认为发育数日的人类早期克隆胚胎也是有生命的，随意扼杀是不道德的。
目前，克隆技术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殖性克隆，目标是克隆出完整人类；另一类是治疗性克隆，主要以克隆技术获取器官或者进行治疗性研究。
根据统计，生殖性克隆基本被全球各国禁止，有 70 个国家公布了明文规定。但治疗性克隆在一些国家获得了谨慎的支持。
在多利羊诞生一年后，1998 年 1 月，法、意等 19 个欧洲国家签署了“欧洲反对克隆协议”，该协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集体禁止人类个体克隆的法律文件。
德国则早在 1990 年的《遗传工程法》中就禁止了克隆人研究。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等国都表示禁止克隆人类。
1997 年 11 月 1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人类基因组和人权的宣言》。其中明确指出，繁殖性克隆人类自身，是一种违反人类尊严的行为，应被禁止。
美国政府在克林顿当政时就下令禁止动用联邦资金资助克隆人研究。但美国目前还没有联邦法律来禁止人类生殖性克隆，接任克林顿的布什总统曾不止一次公开反对克隆技术，并呼吁立法，但最终提案都没有得到通过。
目前，美国有十五个州法令禁止克隆人，三个州禁止使用公共资金进行这种活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则表示，美国境内所有关于克隆人的试验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可以合法进行。
最早研究出克隆绵羊的英国在 2001 年就禁止了克隆人，但允许研究克隆来解决医疗问题。该项法案在过去屡次被反堕胎组织和宗教起诉，也多次经历修改。
2004 年 8 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了第一个克隆技术研究许可证，将该技术用于糖尿病，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
虽然生殖性克隆被禁止，但是由于克隆技术背后极大的可能性，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反对关于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其中就包括中国。其中，中国政府对于克隆技术的态度是，“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任何生殖性克隆人实验，但不反对克隆技术用于治病。
2005 年 3 月，联合国批准了《联合国禁止人的克隆宣言》，由于在这个宣言中“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的克隆”含义模糊，可解读为禁止生殖性克隆，也可解读为禁止治疗性克隆。因此，比利时、中国、英国、新加坡等 34 国投了反对票，这些国家都支持克隆技术在医学上的研究。
题图：《逃出克隆岛》
本文作者：龚方毅 黎方宇 罗骢
四年前一个拉低房价的政策，四年后一个小区的两个阶层
在自己的出生地长乐路，吴亮成了一个多余人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⑭
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
- 关注好奇心研究所，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