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市场经济，真实的亚当·斯密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斯密认为，个体自发从事自由贸易构成的宏观系统并不能很好的配置社会资源，但试图干预经济的政治家在配置资源方面做出的判断更加糟糕。
保罗·塞格尔（Paul Sagar）是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理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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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经济学不甚了解的你曾经听说过某位经济学家，那他很有可能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经济学家，被誉为“沉闷枯燥”（资本主义社会谁政治经济学的讽刺性说法——译注）的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除此之外，他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早期拥护者，更是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计划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换言之，人们认定斯密既是经济学的开创者，又是拥护右翼政治势力的思想家。
虽然上述对斯密的评价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其实它们都不准确。往好里说，这是对亚当·斯密的误解；往坏里说，这就是彻彻底底的错误。
对于一个毕生大部分时间中都避世隐居的学术派思想家来说，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可谓是一场非凡的命运转折。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期间，斯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学生们讲授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修辞学方面的知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因为自己的首部作品—— 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而为人所知。从职业身份角度来看，斯密一直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要知道，“经济学”这门学科直到十九世纪才正式出现，而斯密在此之前很久便已经去世（斯密去世于 1790 年 7 月，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阶段）。
诚然，斯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不是什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1776年，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富论》。毋庸置疑，这本屡屡被后人引用的经典著作在一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一千多页的经济学入门级读物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知识。当下最新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有两个：与历史学知识无关；含有大量数学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富论》与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如果硬要说《国富论》与经济学有关，那我们可以把这部斯密毕生最著名的作品看成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领域，但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迅速衰落。
即便如此，斯密还是很早就成了名声在外的大人物。出版后不久，辉格党（Whig）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便在英国国会对《国富论》大加赞扬。讽刺的是，福克斯此后承认自己从未读过《国富论》（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援引《国富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其实根本没仔细读过这本书，然而很少有人能像福克斯一样坦率诚实）。当然，斯密也曾怀疑，在《国富论》出版后没多久便立即对自己称颂有加的人根本没理解该书的主要观点。后来，他将《国富论》形容为“一场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国会中称颂斯密的政治家们还是继续支持他最为反对的那套商业制度。
如果斯密真的因为《国富论》迅速被人们所接受而感到失望，那他看到后世为其冠以的各种名号时很可能也感受不到一丝开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右翼政治势力渐渐在斗争中占据上风。斯密理论与右翼政治立场的密切联系应该算是命运的安排。直到今天，斯密的观点依旧对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施加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在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动其实有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尤其与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上世纪中期的著作密不可分。20 世纪 80 年代，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英国政策顾问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倍加拥护，与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有关的大量学者、智库、商界领袖以及政治人物也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学派经常引用斯密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斯密是私人资本主义（private capitalist）的早期拥护者，是为了保证市场繁荣发展而追求“缩减国家和政府职能权限”（roll back the frontiers of the state，撒切尔夫人演讲中的原话）运动的创始人。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院（Adam Smith Institute）是极为优秀的右翼智库，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便用极具侵略性的强力手段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2016 年，他们正式为自己打上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标签。我们从亚当·斯密研究院身上就能看出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当然，斯密所谓的“自然自由体系”（natural liberty）与近年来人们所提倡的国家减少对自由市场干预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如果抛开表象而深入探究，我们便会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近些年来人们喜欢将斯密推崇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先锋人物，但实际上他对自由社会中市场的作用所持的观点微妙含蓄且充满怀疑。在一段时间内，斯密也许受到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拥护者以及国家是市场自由和繁荣主要威胁观点拥护者的公开赞美。但真实的斯密却对这两个观点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市场发展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不是国家忽视市场的作用选择独自采取行动干预经济，而是国家被商界精英所掌控。
《国富论》中，斯密提到经济干预的基础是他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也就是近代早期欧洲经济领域出现的垄断横行局面。在“重商主义”的阶段，私有企业为了获取贸易线路的独家经营控制权和货物的独家进出口权而游说政府，而封闭的公会则控制着国内市场的产品流动和就业岗位变化。
因此，斯密提出：普通人被迫接受次等品的价格飞涨，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也完全听凭老板们的安排。斯密认为，这是对自由的深深侮辱，也为各国增加公共财富的能力增添了致命的约束。然而重商主义对商界精英极为有利，因此他们拼尽全力想要保护它。在对老板们进行分析时，斯密毫不留情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共利益。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同行老板之间很少聚会，但即使只是娱乐或者消遣性的几次聚会，最终的话题不是密谋对抗公众，就是抬高价格的伎俩。”
数个世纪以来，商人们为保护自己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有利地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明并推广了“贸易收支”理论（the balance of trade），还成功为该理论披上了时代共识性智慧的外衣。贸易收支理论的基本理念是：每个国家的财富规模由它所持有的黄金数量决定。据此，商人们宣传国家只有尽可能多的出口且尽可能少的进口才能实现富强，才能维持“有利”贸易顺差地位。接着，商人们将自己描绘成公众的仆人：经营国家在背后提供支持的垄断业务，限制商品流入的同时最大程度实现商品输出，从而为国家积累更多黄金。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冗长的文字对此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完全是胡扯。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开放的贸易市场，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普遍增长，有利于所有人的公共财富规模才会不断扩大。
斯密觉得商人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如此。在他看来，商人正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与斯密私交甚笃）所谓“贸易的猜忌”（jealousy of trade）的根源。商业本应成为加强各国“联盟与友谊”的纽带和桥梁。但在贸易猜忌现象的影响下，商业行为演化成了战争工具。在极端爱国主义情绪的驱使下，商人们在社会上挑起极具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怒火，让民众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真正的利益基础是与周边各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贸易关系。
商人们的阴谋危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占领外国市场，他们煽动政治家发动战争。毕竟，在军队支持下开展私人垄断远比在公开市场上凭借降低价格和提升质量与对手竞争要容易得多。商人们不断用这样的手段施展阴谋诡计，掌控国家的权力。他们用政治力量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将社会大众玩弄于鼓掌之中。
斯密最著名的观点便是用“看不见的手”管理不协调的市场配置。的确，“看不见的手”精准地反映了他对商界精英们的猛烈抨击。斯密对政治家干预基本市场进程的企图有所怀疑。在他眼中，政治家们不过是抱有奢望：市场本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完成资源配置，但政治家们却试图靠国家干预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段落中，斯密想讨论的不仅仅是一般而言的国家干预。他更想要为读者分析的是在商界精英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进而在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操纵政客们实行针对经济的国家干预。
为了保护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人们在反对国家干预和支持不受监管市场时常常援引斯密最著名的观点作为论据。这真是历史对我们莫大的嘲讽。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是为了对商人群体加以限制，而如今人们对这个比喻的理解和使用与斯密最初的本意大相径庭。《国富论》中写道：“虽然每个人都倾向于只为自己着想，但和很多其他情况中的人们一样，每个人也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提升。而提升社会公益原本并不在人们的计划范围之中。”正因如此，斯密才坚称市场能以令人侧目的效率实现运转。他借此呼吁将个体从商人们用垄断制度打造、国家力量维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看不见的手”的本意不是让人们关注国家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让人们关注国家力量被商人操控的社会现象。
不过，斯密对商人们操控欧洲政治家所使用手段的看法却异常悲观。在他看来，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让政客们摆脱商界精英的控制。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首选替代方案——一个能将所积累财富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市场——贴上了“乌托邦”的标签。换言之，他认为这种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出现。一定程度上而言，历史证明斯密想错了：如今，我们便生活在市场相对自由的时代。然而没有人能否认商人们阴谋的存在，也没有人能否认国家权力和大公司的结合。商界与政界联手合作，定义了我们所处时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现实特征。
无论如何，我们在里根提倡的对创业资本家型英雄的赞美与崇拜中已经很难见到斯密对商人的敌意。里根只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我们能更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相反斯密的分析证明，如果想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它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合乎逻辑的作用，经济健康发展的自由社会就必须要对商界精英加以限制。
这是否说明，斯密其实是左翼政治观点的早期支持者？当然不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错得离谱的结论。事实的真相比这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
为了秘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商人们选择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虽然斯密对此极为不满，但他却从不认为政治家能成功取代商人，进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必要纽带和桥梁角色。
诚然，当商人们获得君主一般的统治权时（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获得的权限），社会经济将面临灾难性的结局。在“暴政”和“灾难”的作用下，印度大地上遍布“欲望、饥荒和死亡”。这一切都是“压迫性政权”——它建立在武力和不公的基础之上——所带来的结果。斯密表示，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让商人掌管政坛。商人的垄断阴谋将对所有国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并给各国政府招致灾祸”。
即便如此，让政客在商场横行也会酿成同样的悲剧：政治家是糟糕的商人，他们不应该有任何想要控制经济事务系统性运行的企图。斯密表示，真切渴望改善国家现状的政坛领袖们虽然经常尝试，但“几乎从未在常规的商贸领域取得任何成功”。鉴于此，接管商业活动的政客必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
斯密认为，个体自发从事自由贸易构成的宏观系统并不能很好的配置社会资源，但试图干预经济的政治家在配置资源方面做出的判断更加糟糕。因此，我们经常能在经济活动中看到政治家们犯下的愚蠢错误：试图用各种形式的集中化命令取代买家和卖家构成的巨大商业网络。可是，政治家们试图接管的商业网络体系恰好也包括了商界精英们为寻求利益而构建的贸易网。
在斯密的最终结论里，商人虽有可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危害，但却是完完全全必要的存在——他们是大规模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构成因素。真正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科学”便包括决定如何在管理商人们的邪恶举动时做出最好的决定。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允许商界精英自由开展合法商业活动，也应该在商界精英将合法商业活动变成剥削工具时施加必要的管控。只有在两种情况之间实现平衡，政治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者将“企业家”看作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财富创造者”，但斯密并不要求我们对“企业家”存有信任感。相反，斯密认为给“企业家”完全自由发挥的空间无异于让狐狸掌管鸡窝。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斯密在如何实现商业自由和警惕的政治管理之间平衡问题上并没有给出任何深思熟虑的建议。相反，他坚信商业社会的完美运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斯密表示，政治家普遍有“体系狂热症”（spirit of system），喜欢抽象深奥的规划，也希望自己的规划能带来彻底而有益的改革。政治家的改革方案往往具有极其宏伟高尚的动机：真切地渴望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但是，“体系狂热症”容易让个体陷入盲目状态，使其无法看清现实世界变化的残酷复杂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最能让人感慨的文字写道：
掌权者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轻而易举地摆布偌大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两个问题：棋盘上的棋子除了受到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又都有自己的行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社会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目标一致、行动方向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出现欢乐成功的结局。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我们很容易误解斯密在上述文字中表达的观点。乍一看，他似乎是支持现代右翼政治势力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风格国家经济计划。但实际上，斯密的想法要比这精妙得多。
斯密想借助《道德情操论》表达的真正的观点是：政治领域内任何预先的规划——尤其是假设数百万民众组成的社会将不假思索遵循政府指令的规划——都有潜在危险。这是因为“体系狂热症”让政治家们内心出现一种救世主一般的确定和自信。他们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改革是社会必需，也坚定地认为只要计划能够实现，付出几乎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如果政治规划的起点就是错误的，政治家很容易陷入对规划实际不良影响不闻不问的泥潭之中。这一点在“棋盘上棋子”反抗、推翻或者采用手段挫败政治家规划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体系狂热症”让政治家心中产生了类似于“不打碎鸡蛋就做不出煎蛋卷”的心态。换言之，为了高于一切宏伟愿景，政治家愿意牺牲给自己规划方案带来麻烦的反抗者和旁观者。
斯密提醒我们，不要制定这样的抽象经济计划。根据他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对政府掌管国家工业基础的战略布局心存怀疑：这类战略专横冒昧，自以为政治家们了解良好的社会公民在未来五年内的需求，因此试图消除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依靠政府实现资源分配。同样，如果政府推出迅速对此前国有产业完成私有化改革的计划方案时，我们也应该对其保持高度怀疑：私有化将导致数百万民众下岗失业，进而对他们所处的社群造成破坏性影响。换言之，虽然撒切尔夫人推行改革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但她在上世纪 80 年代对英国经济进行的猛烈调整就是“体系狂热症”带来的产物，与前苏联制定的自上而下的工业战略别无二致。
斯密的观点超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既适用于左翼派别的政策，又适用于右翼派别的战略。其实，斯密观点核心是指出了所有类型的政治家都容易出现的一种病态的心态。如果不对“体系狂热症”有所限制，它不仅能带来各种破坏和低效，更能酿成种种惨剧与灾难。届时，被政府经济规划不良后果坑害的公民将被迫屈服于强权的冷漠之下，不得不独自咽下苦果。不过，斯密也呼吁我们承认，现实世界的政治永远比任何提前规划好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政治家需要谨慎小心的判断和成熟的道德观，而这是任何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派别都无法单独决定的东西。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充满忧虑的时代，很难相信政治家们能做出斯密设想中那种谨慎负责的政治判断。西方政坛中有谁能够符合斯密提出的标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政治新人带着自己替代性的抽象计划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引诱不顾一切的选民投出手中的选票。此后，他们便试图强制推行自己的强力改革方案，根本不管棋盘上的棋子想要什么。
不管改革方案出自左翼还是右翼团体，最终带来的结局都差不太多。西方经济持续在泥潭中苦苦挣扎，而政治家们也越来越极端。这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绝不应该对斯密横加指责。相反，我们要记住他曾经试图警告我们危险将至。是时候更加仔细认真地听听真实的亚当·斯密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了！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Photo by Jim Dyson/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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