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沈巷村，它是工业城市苏州的缩影
通常被认为是园林城市的苏州，工业化的一面往往被人忽略。我们将用三个故事记录一个叫“沈巷村”的地方，它是工业化苏州的缩影。
沈巷村距离苏州市中心约 15 公里，位于工厂密集的高新区与吴中区交界。姑苏古城和园林城市的光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如果没有工业园区，这里就是一个务农为生的普通村落。不过后者改变了一切。如今的沈巷村，本地人口只有 2000 人左右，外地人口则有约 1.9 万。
1990 年代开始，这里推行“苏南模式”，周边农田由政府开发，圈成不同工业园区，吸引乡镇企业及外资企业投资设厂。工业园很少为工人集宿区留出大片空地，工厂往往也不设宿舍，只雇厂车接送工人上下班。这让沈巷村这样民居聚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发展为外地年轻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
一个村就是一个社会。仅有的一条中心商业街将村子一分为二，打工者居住在南北两侧的宅基地民房里。本地村民中，年轻的大多已搬走，剩下老一辈人看房、租房。这里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打工者们虽有大体相似的生活经历，但只是彼此的过客。
我们采访了在这里生活的 15 个人。这是另一个苏州。
让人们开始关注苏州工业化那一面的，是 1 月 7 日日本日东电工集团“撤资”的消息。网上流传的“深夜转移设备”、“工人讨薪”的细节有真有假，《钱江晚报》、《澎湃新闻》等媒体随后证实，被解散的只有偏光膜部门，500 多名员工次日已拿到赔偿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涉及 500 多人的柔性印刷电路板部门（简称 FPC）已被出售转让。
这只不过是苏州又一家工厂缩减规模。由于人力成本增长、房价上涨、税收优惠取消以及行业转型等原因，工厂们正在离开苏州，转向中国中西部或东南亚。苏州的实际使用外资额已经从 2012 年的 91.6 亿美元跌至 2016 年的 60.03 亿美元，企业亏损面则从 2010 年的 16% 上升到 2016 年的 32%。
日东电工是最早一批进入苏州的外资企业。2001 年，它在这里建厂，生产手机、液晶显示器、电脑等电子产品零部件，时间甚至早于它到上海设立中国总部。
它也是 2015 年以来第 16 家在苏州调整业务的 500 强企业。
近年在苏州关厂的部分企业
2015.07
三星代工厂普光电子倒闭
2015.08
泰科电子昆山 CD 事业部关闭
2015.12
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
2016.06
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
2017.01
美资硬盘制造商希捷关厂
2017.09
葛兰素史克（GSK）关厂
2018.01
日东电工关闭偏光膜部门，转让柔性印刷电路板部门
苏州过去 20 年的高速发展与工业园区的开发、外资制造业的引入密不可分。1994 年，江苏省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将苏州东部约 70 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为中新工业园，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同时开发的还有西部的高新区，以及分布南北两侧、聚集了众多下游配套民营企业的吴中区和相城区。2012 年巅峰时期，苏州实际使用外资 91.6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达到 67%；规模以上外资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18870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 66%。
2014 年，苏州跃升为全国 GDP 排名第七的城市，人均 GDP 仅次于深圳。
支撑工业快速发展的是庞大的外来人口。苏州是江苏省 13 市中唯一一个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到 2016 年末有 1064.74 万。但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实际只有 678.2 万，外地人口比例占到 36%。
然而从 2015 年开始，制造业在苏州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2015 年 7 月，三星专用的代工厂普光电子宣布倒闭；12 月，在苏州办厂 17 年的诺基亚工厂关闭。苏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固投和企业存款开始不断下滑。2017 前三季度外资固投为 652 亿，同比下降 17%；工业投资规模 1500 亿，同比 2016 年下降 5%。
工人们也开始大量离开。
“死达方，烂华硕，打死不进金莱克”
在沈巷村，最实际的话题是赚钱。人们谈论哪个工厂薪水更高、管理更人性，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更快赚到更多钱。待遇不好的工厂被编到打油诗里四处流传：“死达方，烂华硕，打死不进金莱克”。
那条商业街上最显眼的是人力资源公司，有三四十家。门口竖一块亮蓝色大纸板，密密麻麻写有招工信息，格式统一为“企业名称+年龄性别要求+待遇+地址”，如“松下电工，男女 18-30 岁，【日资企业】底薪，1820 元+全勤 100 元+月奖 80 元+夜班 15 元+岗位津贴 50 - 300 元，上五休二，综合工资 3400 - 4800 元/月左右，淮海街。”
很少有人会在纸板前驻足，找工作的都直接进门。店里大多设有一张黑色或棕色办公桌，一台电脑，旁边配两个皮沙发。透明塑料门一拉上，里头像是在开秘密会议。这些店门口往往还站着几个年轻男子招徕生意，看上去和房地产中介差不多。
工人们依赖这些人力资源公司，但很多人心里并不情愿。在沈巷村居住的一位工人告诉《好奇心日报》，因为这些人力资源公司的存在，工厂都不直接招工了，必须找中介。找工作的人多时，这些中介就可以坐地起价，收 1000 元推荐费。
在新加坡电子厂上班的流水线作业员老鲁是派遣工。他想不明白苏州为什么有这么多派遣公司：”你看我们公司，车间里百分之九十九是派遣工，从操作工、小组长、领班，基本都没有正式工。“工厂用派遣工不用交社保，也可以只给最低工资。老鲁认为这个是作恶，并且把这个恶归到人力资源公司身上。
王婷婷 18 岁从老家徐州到苏州时，就是通过这样的人力资源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中介老板还偷偷把她的个人信息给了自己的侄子，两个年轻人相处两年后成婚。后来王婷婷厌倦了工厂里的重复性劳作，跑到附近木渎镇一家美容会所学推拿和卖美容产品。
木渎镇的美容会所周围原来有几个大型工厂，来的都是“高端客人”。买会员卡一次至少要充一万八千元。这些工厂在一年前纷纷倒闭或撤走，美容会所因此也关门大吉。王婷婷就在沈巷村自己开了店，按摩一次 50 元，此外还有拔火罐、美体等项目。
打工者们没有忠诚度可言，哪里划算就去哪里。
张雨妹初中毕业后到深圳打工，工厂倒闭后 2009 年底又到了苏州，在美资企业希捷的无尘车间里装配物料，工资 1600 元一月，上三休三。这样干了 8 年，工资涨到每月 4000 元。
关厂后，张雨妹没有离开苏州，这是为了女儿。2013 年，苏州还可以通过买房入户入学，张雨妹夫妇就贷款在工业园区胜浦镇的星胜客小区买了套 67 平方米的房子，总价 27 万，首付 14 万。这地方离市区有一小时车程，但张雨妹喜欢，因为它挨着夫妻二人到苏州打工的第一个住处。那是浪花苑社区的一个车库，十几平米，月租 250 元。
希捷搬厂是分 4 批完成的，张雨妹在第三批，补偿了 N+1+1+1；2017 年 9 月，最后一批员工撤走，张乙妹的丈夫也在其中，这次补偿了 N+1+1+1.5。
同事们各奔东西，和张雨妹关系最好的几个同事依然在苏州找到了工作，不过分散在不同的工厂。张雨妹换到了美资企业泰科电子，负责看机器，一个月工资还是 4000 多元，但工作时长是希捷的数倍——上四休二，上班时间为 12 小时（8+4 小时加班）；有时还有夜班，从晚 8 点半到早 8 点半。
“一个人两个人（来租房）？”
与制造业的下滑形成对照，苏州房地产欣欣向荣。2008 至 2015 年，苏州商品房价格整体上涨 56.5%（从 7836 元涨至 12267 元每平方米），工业园区商品房则上涨 95.6%（从 8399 元涨至 16432 元每平方米）。2016 年全年苏州房价涨幅 43%，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
老刘今年 70 岁，操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2008 年左右，老刘才在宅基地上盖起自己的第一间水泥楼房，之后又翻修过 7 次。他前大半生都在种地、挣工分，换算下来一年也就挣 300 块。90 年代末，村子附近开发工业园，外地人来做生意，或者找民居租房住，村里也开始修水泥路。老刘被承包工程的老板看中，开拖拉机运建材。开了近十年，等 2008 年左右水泥路修好，就是沈巷村那条唯一的中心商业街。这里先后开出了理发店、饭馆、KTV、溜冰房，还有家好又多超市。
从那以后，老刘一家的生活问题单靠租金也基本能够解决了。他的儿子成为村里少有的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在附近的工厂做技术管理层，和女孩子约会可以不去木渎镇，而是去吃苏州市区的肯德基。成家立业后，儿子一家住进小区新居，老刘则留在村里收租。此外，他还有幢房子隔成二三十间，租给打工者，价格在两三百之间，估算下来每月收入至少有 6000 多元。
他坐下来说话时，手里一直攥着电瓶车头盔。一听到有人来看房，就从座位上弹起离开了，嘴里连声说“抱歉”。
沈巷村的工友之家“星星家园”统计过，这里总计有 273 座独幢房子，每幢房子都被隔成小间出租，一层则大多被当做商铺。“从我住过的房子和朋友们住过的来测算，最少的有 28 间，最多的有 42 间，平均 32 间。”
从中心街的任何一个岔路口拐进巷子，每条宽多不过半米，往前看能望见晾衣杆、黑色的积雪、从不知哪个房子里冒出的白色炊烟。抬头是灰白色的天。有些巷子两侧也有店铺，如公共澡堂、棋牌室、文身店、缝补衣服的铺子、美甲店、小卖部。其中小卖部兼备了多重功能，门口摆有两台公用洗衣机，内设网吧，有的也卖衣服。
这里的建筑延续了苏州传统建筑中前后房的格局。前房的大门一般不上锁，挂块“内有租房”的木牌。进门是厅堂，正对大门的墙上挂有山水字画，但都落满灰尘。原先可能摆有八仙桌、八仙椅的地方，现在用来摆放工人们上班必备的电瓶车。厅堂背后，或者从厅堂两侧的楼梯爬到二层，能看到一个个小隔间。过道漆黑狭窄，一次只能容一人通行。一些房东为了增加出租面积，会把阁楼隔成两层，因此有的隔间十分低矮。后房原本用来储存农具，现在也被改成数个隔间，采光很差。
这些房子大多没有厨房，如果要做饭且房东允许，可以在公共区域摆上一张废木料拼成的桌子，上面垫几张塑料纸，放电磁炉。也不一定有晾衣服的地方。要晾就在房里或走廊里拉一条线。
房东普通话里夹杂苏州话，从门前经过，第一句不是打招呼，而是“一个人两个人（来租房）？”语气不容置疑。
一位工人给星星家园绘制的出租屋平面图
出租屋的条件差异很大。条件好的，一个月 350 元，有 10 平米，大窗，有阳光，可以放床、小桌子和一个小衣柜。租户是个 22 岁左右的女孩，在附近工厂上班，在这栋房里已经住了五年。她听说这间房的租户走了，刚从另一个不透光的里屋移出来。她的父母也在这打工，住过道对面的屋子。周六早上 8 点，父亲在隔壁屋床上躺着玩手机，而她刚上完夜班回家，换上睡衣，正打哈欠。
女孩原来住的屋只有六七平米，但布置得很温馨。墙上几块小镜子拼贴成穿衣镜。床是直接把席梦思放在地上，上方的墙壁挂有一个白色金属照片架，上面夹着明信片，还绕有装饰用的小灯泡。
条件最差的，一个月 240 包水（这里用水有自来水和井水两种，如果没有自来水要去打井水洗衣服），六七平米大，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高 2 米左右。房东说的窗，其实只是朝向过道的一扇小窗，并不透光、也无法透气，照明全靠天花板挂下来的一只白炽灯泡。天花板用防木纹塑胶皮贴了起来，因为潮湿有些地方鼓鼓囊囊的。
墙上前一个租客贴了张白色海报，颜色已经褪去，一角用黑色粗水笔写着：“我不干了”。
公共浴室
出租房洗澡是个麻烦事。
冬天洗澡没有热水，要拿保温瓶去巷子里打，或者去公共浴室。沈巷村的浴室保持了 90 年代公共澡堂的样子，门口摆着大袋的煤炭和成捆木柴，店主时不时要走到金属炉前添柴烧水。前厅有皮椅、镜子、吹风机，里间则分了单间浴室和公共浴室，有专门的搓澡人。洗一次 8 块到 10 块不等，可以洗 50 分钟。
洗完澡，人们坐在皮椅上吹头发，看电视，或者相互聊天。另交 10 块钱，有的浴室还可以在里头过夜。
开浴室需要勤奋。南侧一条巷子里的浴室老板每天从早上 7 点到 12 点都在工作，一周无休。
不过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有天北侧巷子的清泉浴室照例开门，但老板坐在门口冲路人傻笑。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抱歉地笑着说：“他今天喝高了，忘了烧水。洗澡去别家吧。”
那条商业街
如果说浴室在沈巷村属于混合了公共服务和个体经营的业态，那条商业街则是标准的“都市缩影”。
四五百米的中心商业街解决了沈巷村人吃穿用度、娱乐休闲。它的热闹从傍晚工人下班后才开始，直至凌晨还有亮着灯的小吃店和棋牌室。临近过年，不少店铺贴出了“转让”的纸条，卖百货的小商铺把五颜六色的拉杆箱在门口一字排开，“黑大巴”也立起了广告牌，写着“童叟无欺”。
十多年来，在这里开店的外地生意人来来去去，但业态变化并不大。村头有个红色大帐篷支起的一整片大排档。临街店铺从村头至村尾一字排开，六七家卖男女装，十几家卖 Vivo、Oppo 手机，三四家卖鞋，三四家卖家居小商品，一家 KTV，此外有淮南牛肉汤、藏书羊肉等小餐馆。
陈老板在中心商业街开了 10 年服装店，算是资历最老的店主之一。他今年 51 岁，安徽安庆人，说话声音洪亮，加上头顶那只斑马纹的鸭舌帽，看上去就像个演员。
陈老板形容自己不安分，有点懒。小时候在家里学过兽医、卖茶叶、做包子，后来都没干了，嫌累。尤其是做包子，“我们家亲戚都是做包子的，安庆包子就跟沙县小吃一样有名，满天下都是”。但陈老板受不了早上三点就得起来和面，“忙到晚上 7 点，要命”。
听在苏州打工的亲戚说苏州赚钱多，陈老板 2004 年带着老婆跑来，在高新区枫桥的马涧小区卖衣服。之所以选在马涧，是听说那边有几个临时安置房，附近工业园区的工厂会一车一车把刚毕业的学生运到这里暂时租住，“我们也做不了中高端服装生意，就是卖给没钱的学生和打工的人”。陈老板在那边付了 4 万转让费，干了 2 年，男女装都卖。每两天去江苏常熟进货，坐大巴往来 2 个小时。
2006 年，陈老板考虑到人手不够，把服装店搬到长浜。长浜和沈巷村一样都属于西跨塘村，有不少亲戚在附近打工，可以帮忙。陈老板盘下个更大的店铺，也开始卖鞋。
由于长浜后来被拆迁，陈老板在 2008 年搬到沈巷。“那时店铺已经很不好找了，很多人都跑到江苏来做生意。我天天骑自行车到处找店。”沈巷村是他见到的最成规模的一个城中村，“很热闹，什么都有。”但这里拿店也贵，陈老板的店转让费花了 6.2 万，每个月租金还要 4 万多。
根据之前的经验，陈老板对自己的业务做过两次调整。2008 年刚搬来时，他不再做女装，只卖男装，而且也不卖鞋。
“你看看这条街，几乎没有女装店。女装变化太快了，拿货的时候很难估计，容易压货。卖鞋倒是利润更高，不过拿货必须从 35 码到 42 码拿全，不能只选最热销的码，麻烦。”
陈老板还觉得淘宝网店影响了他的生意，自从来到沈巷，陈老板的服装生意就再没达到过马涧时期的辉煌。但他搞不懂淘宝店的运营方式，也懒得弄懂，反正每年还是能赚点钱。去年，考虑到服装生意不太景气，他在服装店旁开了间饭馆，申请入驻了“饿了吗”。“只配送三公里以内的。”这个生意的表现也一般，“上网后每个月就多卖十几盒吧”。
安徽淮南人李蓉是中心街的新来客，两年前才到沈巷村来开了家淮南牛肉汤店。她的店铺布置得挺温馨。约 50 平米，木桌木椅，桌上装酱油、辣子和醋的三个瓶子被擦得很干净，店里没人时她会把瓶子一个个拿起来反复擦。每张桌子旁都放有套着白色塑料袋的垃圾篓，方便客人喝汤时扔纸巾。牛肉粉丝汤大的 10 元，小的 8 元，是店里最畅销的菜品。
她做事也麻利。烫红薯粉和干丝，三分钟不到就烫好了，抖一抖装碗里，再浇上一勺牛肉汤，旁边的婆婆把大葱香菜切好了盖在汤上。“我们家的汤都是用牛骨头熬的，不放味精。”
李蓉原来在安徽一家外资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丈夫也是在厂里认识的，2015 年结了婚。电子厂的活辛苦，每天 12 小时，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收入 2000 元左右，“主管还盯得紧，上个厕所也要打报告”。干了几年，有点受不了，想出来赚钱。几个亲戚在苏州打工，说这里赚得比安徽多，她就在结婚当年和丈夫、婆婆一起到了苏州，打算开饭店。
“听亲戚说沈巷村人多，骑车过来一看果然是。”在苏州生活了两年，李蓉没离开过沈巷村。她和婆婆看着店里，丈夫负责进货。
然而中心街已经过了它最繁华的时候。一个开日租房的安徽籍房东记得，2010 年那会儿中心街“根本走不动路，人和车挤在一起，店铺前还有一长溜小吃摊，熙熙攘攘”。现在即便是晚上，路上看去也空荡荡。这里的物价也涨了不少，“原来 5 毛可以买好几个包子，现在一顿早饭不拿 5 块搞不定。”
村南侧一位 51 岁的本地房东说，“很多人回家了，有的人家乡其实也发展很好。有的人是因为工厂倒闭或者外资工厂撤资。”
还有拆迁。从 2013 年起，村民和租户中就流传有沈巷村要拆迁的消息。西跨塘村下属的另两个城中村长浜、马庄现在已被夷为平地。拆了要做什么，没有确切说法，都说“改小区、商品房”。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已经有四五十户签约搬走。搬走后那些房子并没有被立即拆掉，只是用水泥和砖块封上。
另外，村里还提出一个对于外地打工者不利的条件：如果不让外地人租住，房东每年可以拿到 10 万元补贴，直至房屋被拆迁。
51 岁房东的邻居去年已经签完拆迁协议搬走了，房子的门窗被一层层水泥和红砖封住。她还在犹豫，因为老人不愿离开这里。
陈老板对拆迁暂时不感到担心。离中心街比较远的一些房东可能签约了，而街附近的每年房租收入远远高于 10 万，还不愿意签。“我们一年给房东的钱多得多。”
李蓉也没有想过换地方，她抱着 10 个月大的孩子说：“在哪爱哪。我孩子也是在这出生的。”
“找不到女朋友怪拉链啦？”
沈巷村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由于流动性大，这里的社会关系也没那么稳定。在饭馆、水果摊前、马路上，相识的人们会有短暂的寒暄。回到屋里，租户之间大多彼此不识，相互戒备。对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的人们来说，房子的主要用途是睡眠，而最常伴的是酒。
孙姐的裁缝摊是唯数不多的、人们愿意和陌生人闲聊扯淡的地方。
孙姐是连云港人，20 岁左右通过家里说媒，嫁到淮安涟水县。最初在南京打工，2007 年跟着亲戚到苏州，在苏州南边吴江庞山湖的一家制衣厂里缝衣服。制衣厂 2008 年倒闭，孙姐当年找到沈巷村，开了间裁缝铺，给人修拉链、裁裤脚、贴花布、补衣服。收费不高，基本都在 10 块以内。
说是裁缝铺，其实也就是巷口一块露天空地，只有 2 平米不到，日租金 10 元。孙姐每天约摸中午 12 点到晚上 10 点出摊，把缝纫机摆在面前，缝纫机前挂着一只白炽灯泡用来照明，上面拴只青绿色气球小狗作装饰。头上拉开一张红色顶篷，右边口袋摆上用来替换的拉链和布料，生意就算开张了。
孙姐在红羽绒服外套了件白色工作袍，戴一顶鲜艳的红色假皮草帽，爱笑，嗓门大，嗓音令人愉悦。帐篷边挂有一只手机用来放她喜欢的歌，招徕生意，也解闷。有邓丽君，还有《酒干倘卖无》。
“但是我声带不行了，之前坐在在这里吹风吹冻了，去医院做了手术。要是我嗓子好那会儿，可厉害了，男生女生的声音我都能唱出来。”她指指自己的喉咙说。
2 月 2 日晚上 6 点到 7 点，孙姐基本没闲的时候。每 5 分钟就有人来到铺前。她喜欢和来补衣服的客人打趣，这些客人也形形色色。
一个 40 多岁的女人来补羽绒服，抱怨孙子调皮，给衣服划开个口子。说话间，孙子拿来一盒饼干，要 10 块钱买。女人随手塞给他，孙姐就开腔道，“挺有钱啊”。女人回：“有钱我就去买新衣服啦！没钱才来找你。我这人就爱缝缝补补。”
一个年轻男孩抱着件黑色羽绒服，说拉链坏了，想换一条红色拉链。孙姐说，“我没有红色拉链”，拿出三只黑色不同样式的给他挑。这个男孩挑来挑去犹豫不决，“都不好看嘛！”孙姐答：“找不到女朋友怪拉链啦？”
一对夫妻刚在旁边服装店买了条男士西裤，要来改瘦。孙老板瞟了丈夫一眼说，“2 尺 8 呀”。丈夫显得有点惊讶，“哎，没错。2 尺 8。”旁边的妻子开腔道，“你帮我裁好一点，不要骗我。”
3 分钟改好，妻子又要求孙老板熨熨裤子。“哎哟喂遇上个王母娘娘”，孙姐大笑了一声，跳起来拿着裤子往巷子深处的家里跑去。
一年大部分时候，孙姐都坐在巷口的缝纫机前。最近一次她坐上地铁，想看眼来苏州打工的第一个工厂。眼前的景象让她有点生气，“完全不认识了，全是商品房小区。”
“怎样才算哪儿人？”
中心街陈老板的儿子在沈巷村出生。有时候聊天，10 岁的儿子会说，“我是城里人，你们是农村人。”
陈老板很无奈。他有点后悔当年挣了钱没在苏州买房，而是回老家借钱花十几万盖了个两层楼房。“我是要回安庆的。安庆不比苏州差，也有越来越多工业区。但他以后肯定是不会回去的。以后要想上公办学校，在这里高考，得有户口。想要户口，就得买房。要买房，得先交一年社保。”
陈老板这样的个体户没处交社保，他就找工业园区的一个人花钱买。“每个月交 836 元，一年后就给他在这附近买个房。”陈老板说。
10 岁的梅子出生在福建，现在她在父母开在沈巷村的饭馆“随心小吃”帮忙。
周六晚上 11 点，随心小吃还在营业。店里只有一对情侣和一个中年男人在进餐。梅子看上去有点困倦，靠在最里一张桌子前玩手指，又拿起一只自己做的兔子眼罩戴上。她的爸爸还没有吃晚饭，拿出一只金属小盆来把烫过的面丢进去，放上酱油、香油和葱，撒上几勺辣椒油拌一拌，随意吃起来。
梅子有个 12 岁的哥哥，和外公、外婆一起在四川老家生活。因为父母在苏州做生意，梅子出生后寄住在福建亲戚家，“后来被赶出来了，说我太调皮。”梅子不好意思地笑笑。
梅子的父母 2015 年来到沈巷村。他们在苏州十几年，一直做饭店生意，不过经常换地方。梅子记得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在店里干活，负责收钱、擦桌子、扔垃圾、扫地。她说不清之前父母在哪里开店。“有时店里人很少，半天没有人。有时又多得不得了，凌晨两三点还不能睡觉。”
如果早回家睡觉，也有风险。苏州冬天湿冷，但电费贵，在沈巷村每度至少要一块三，贵时两块。打工者们就习惯用电热水袋或电热毯。梅子有次开了电热毯一个人睡熟，床铺上着了火，幸好父母回家早，火被及时扑灭。
梅子喜欢沈巷村的“热闹”。这里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没事都会去村头的“爱心小屋”看书、玩游戏。
她在附近的一所打工者子弟学校上学。手看上去皱巴巴的，梅子说她出生后手就长这个样子，班里有同学因此叫她“老太婆”。
“爸妈也笑我。我说我以后想当医生，爸妈说你那双手拿针肯定抖，别把人害了。”她把这事当个笑话说。之所以想当医生，是希望世界上有更多人。“人多了才热闹。在街上要是被小偷偷了、被强盗抢了，才会有人大叫一声来救你。不然没人会理你。”
被问觉得自己是哪儿人的时候，梅子反问：“怎么才算哪儿人？”
奶奶有答案：“在哪儿有房子才算哪儿人。”去年，梅子的父母在沈巷村附近买了房子。“过一段时间，等攒够钱装修，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啦。”
但梅子还是觉得自己是四川人。“四川有外公、外婆和哥哥，有房子。有人来问爸妈是哪人，他们也会说，我们是四川人。”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题图、配图为记者现场摄影，部分为星星家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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