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关出版的“书号”，关于它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
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明书号会减少发放三分之一，这句话应该如何看待？
2018 年 3 月 5 日晚，新浪微博出现一条消息：“2018 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 10 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我们分析 9 月份之后，书号会变得奇货可居，建议大家上半年抓紧把书出版出来！ 仅有的书号只会供给畅销书！ ”
发出这条消息的是“@出版人邢海鸟”，微博认证的身份是“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这是一个图书出版的中介公司，他的微博简介中有一个口号：“要出书，找鸟叔！”
中国图书出版至今还严格执行着配额管理制度，一年出多少书受书号控制，2009 年之前，大约每个出版社的图书编辑一年有 5 个书号额度，负责管理书号发放的是“@出版人邢海鸟”所说的“出版总局”——它的全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 5 年前上一轮机构体制改革中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而成。
这条微博在他的 2 万多名粉丝中只引起 4 条转发，4 天后被博主本人删除。
一个运转多年波澜不兴的市场，产能不变，而准产额度突然减少三分之一，那意味着什么？
1.
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书号说起。
眼前是一本内地简体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2018 年 2 月出版。
版权页上写明了图书书号、著作权合同登记码、印厂、字数、经销商、作者，以及一位责任编辑。
在封底折页的内部，除了责任编辑，还有 6 位编辑的名字被印在白色腰封上。他们的名字上方，是这本书在内地的版权所有者：磨铁图书旗下全资子品牌，“可以图书”。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封面及封底，分别标明两家机构
这意味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内地简体字版权在磨铁图书手中，磨铁负责选题、购买版权、印刷、发行、营销……大部分的活都由上面 6 位编辑和他们的同事完成，但一本书得以被许可出版的机构并不在它，而是封面上的另一个机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按业内的说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是书号所有者，它是正规的出版机构。我们前面说的书号额度，是配置给它们的。
你现在在线上或者线下书店里看到的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图书——特别是畅销书——背后都有复杂的两家或两家以上机构的合作。
根据图书市场调查机构开卷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 10 家国有出版集团合计码洋占有率为 28.56%，其中北京联合出版社以 2.63% 的码洋占有率位列出版社第一，而它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与类似磨铁这样的机构策划完成的。此外，虽然民营图书公司市场占有率仅 8.8%，但 2017 年开卷三大畅销榜中 90% 的上榜图书都来自这些民营机构。
“@出版人邢海鸟”提醒的对象也是磨铁这样的民营出版公司。如果书号供应量减少，最先被影响的当然就是这些需要与出版社合作的民营机构，一个是价格问题，另一个是如果真有三分之一的体量减少，未来可能有钱也难以“买到”——或者说“合作”。
2.
中国目前有 500 多家出版社。按照商业术语来说，它们拥有“特许经营权”，出版局为这些出版社下发书号指标，在 2009 年之前，一般为每个在编编辑 5 个指标，当年结束时，这些书号会在被印制在出版的图书上，不用即作废。下发指标的同时，国家已经可以预估和控制当年的图书出版数量。
从 1980 年代起，面对越来越多的图书出版需求，民营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它们通常以“协作出版”的名义与出版社合作获得书号：出版社提供书号并负责终审，其余编辑加工和印刷发行由科研单位负责，并向出版社缴纳一笔出版费用。这渐渐发展成一个“卖书号”的生意，尤其是对于小出版社来说，比起出版社原先费时费工的策划工作，它不需要花费人力成本，极短周期内就能完成出版指标，还能赚一笔“图书管理费”，和当时不少靠“特许经营”大赚一笔的国营企业一样，国有出版社尝到了甜头。
这个书号费通常被冠以“出版管理费”或“审读费”的名义收取。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的一位编辑回忆，书号费最贵的时候是在 1990 年代，当时市场上曾经有书号达到 30 万的天价。到后期国内出版格局逐渐稳定，当前的书号价格约为 6000 元到 1.5 万元不等。“也有高的，听说过有 2 万的，但我周围的人没有买这么贵的号。出版社（公司）也会设置上限，不会让你去买个贵号，也就是 1 万到 1.5 万。”
根据出版社所处的名头或所属机构（中央或地方）、出版社的名称（是否为专业出版社）等诸多规律，在这个不公开的巨大市场里，书号被分为不同的价格。一位编辑总结：“一个很粗略的规律是越市场化的社，它的价格往往较低。”
2009 年，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图书工作室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达 10 亿元。
这些书号费都被加进了图书成本，它是民营书商当年开支的一部分，也被摊薄在了每一本书籍的费用里。
相对于 1980 年代传统的新华书店销售渠道，书商们建立起来一个当初被称为“二渠道”的体系。像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大部分民营公司扮演的角色一样，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补充”，后来成为市场主流。
3.
到 2018 年，依然还保留协作出版标准形式的民营书商已经不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
这个位于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的图书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旗下有包括动漫公司在内的 3 家子公司和“铁葫芦”“黑天鹅”等近十个出版品牌。它在 2010 年前后风头最健，连续策划出版了《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诛仙》等畅销书，2011 年拿到 8 亿码洋，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大众类图书民营出版公司。
在磨铁的自我简介中，它是一家“综合类出版策划、发行公司”——没有出版业务——但它拥有一个不算小的版权部。和大部分国有出版社一样，每天，这个不超过 7 人的部门都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版权信息，和作者和版权公司交涉版权事宜，签订图书版权合同。
更重要的是，这个出版部需要解决来自产品经理（磨铁对策划编辑的专有代称）们的书号请求。一位曾在磨铁工作的编辑对《好奇心日报》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策划编辑根据手中图书的内容和风格，决定合适的出版社，然后请版权部协助，付费买该社的书号，就行了。”
接下来，磨铁方会将提前准备的材料交给出版社审阅，据另一位雷姓编辑介绍，“各社需要的材料并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作者身份信息、书籍介绍，有时需要封面。”书号购买成功后，社内的图书编辑校对工作完成，他们再将三审三校的稿件连同封面送给书号提供者审读。
“我们审稿，是为了这个书稿的质量，我是尊重作者的著作权，让稿件达到出版要求。人家（卖书号的出版社）主要做政治审查，政审。”另一位产品经理补充。
到了图书付印阶段，版权部依然需要和出版社进行沟通，开具委印单和准销单等各类出版所必须的凭据。书印好了，磨铁方再将其从出版社手中全部包销下来，获得该书的专属发行权。
雷编辑说，“每本书出版的背后，都有我们与出版社的至少八份合同”。
民营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则在招股书中这样描述他们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发行人首先进行市场调研和选题策划，并购买图书版权，然后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作框架协议，出版社负责取得出版版号及图书出版印刷。
新经典的招股书中，他们也将这种自有版权图书的发行过程列为可能的风险之一。
“没感觉有什么麻烦，这些都是常规流程。”接受采访时，三位来自磨铁的编辑都不认为这种迂回对出版社产生过什么影响。
但影响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前面提到的书号费是其中最“实在”的一个，几年前一位颇有成就的民营书商曾经表示，一年同样出 500 本书，“我书号要多付出小 1000 万成本，正规出版社作为国家文化公司的减免税等可能省下 1000 万，里外可能就要差 2000 万利润。”
当然麻烦还不止这些。
2013 年之前，由于只有出版社才有权向印厂开具委印单，出版社、书商和印厂之间往往需要签订一份不受保护的“三方协议”，委托民营公司直接向印厂支付印刷费。否则，书商必须提前将大额的印刷费用交给出版社，报审多地出版局。“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业务不同，其税收也会发生错位。由于纸张印刷等最大的成本无法计入业务，它就没办法按照成本报税。许多民营公司不得不做两套账本，或者请出版社为其开具其他票据，当然全是灰色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对《好奇心日报》说。
这些财务上的灰色地带，也被视为国内民营书商始终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的一大原因。
何况还有审查问题。
4.
2009 年的改革，可能是出版行业最大规模一次释放生产力，严格控制的“特许经营”有了松动。
当年 ，面对已成一定之规的书号买卖市场，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的书号监管方式。2008 年 7 月，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 519 家出版社进行了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业务培训。次年 3 月以后，全国 579 家图书出版单位将全部实现通过互联网进入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完成申领书号和条码 。
在总署的设想中，这种方法将限制原来那种“编辑一年卖 5 个号，完成全年出版计划”的旧模式。按照实名书号新规，出版总署不再直接统一放号，而是需要核验经过三审三校的书稿。一本书只允许领取一个书号，也能彻底断绝过去 10 年多书共用一个书号的现象。
但这种紧缩式的管理并未吓退书号买卖，由于书号透明化管理，出版社的卖号成本大幅增加，书号的价格越发攀升。
与此同时，当年 4 月，在民营书商和市场机构的强大呼声中，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意见》，鼓励出版发行公司和发行集团交叉持股，鼓励非公有制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领域。那年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主推的出版业改革中，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的句子。当时，国内图书市场上除教材由国有出版社专营外，其余品种里民营书企已占据了50% 至 80% 的市场份额。
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被列为“严厉打击对象”的民营书商们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至此，书号已经不再能限制他们的手脚。现在他们有无数的方法绕过这道牌照，并且合规合法。
2009 年出版署政策刚下，4 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就宣布，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二者注资 1 亿元，共同组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和联动创始人张小波以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一时间，民营书业纷纷和国有出版社开展合作，“公私合营”之后，原本青黄不接的国有出版社得到了民营公司的控制权。凤凰联动推出的第一本书《中国不高兴》上市一个月，销量冲破 60 万册。
2008 年，路金波的“榕树下”团队与辽宁出版集团的万卷出版公司合并成立万榕书业发展有限公司；2011 年，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入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营出版社也通过“收编”获得了最关键的合法资源：出版权和书号。
至于始终保持独立运作的磨铁，也开始将出版业务置于团队发展的关键。获取书号成为其中不可缺少但又常规运作的一环。一些有市场目标的国有出版社也形成了书号买卖的常规合作流程，他们和民营图书公司关系密切，工作进度快，审查尺度适中，甚至通过书号合作和协同出版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像北京联合能拿到出版界的荣誉与奖励依靠的正是民营公司的贡献”。
更关键的是，一位在磨铁工作过的产品经理透露，像磨铁这样的民营书业公司每年也能拿到一些特批的书号，尽管使用还远远不够，但已经能证明出版署对民营书业的政策松动。
何况，到了 2018 年，图书已经不再是知识到达人们手中的唯一方式，甚至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些书商们唯一的变现渠道。
在采访中，包括时下有名的《知日》书系团队在内的不少工作室都向《好奇心日报》表示，他们与出版社的合作形式已经不是 10 年前的书号交易。《知日》的总编辑苏静则将团队形容成中信出版社的一个“大作者”，他们定期策划和产出内容，剩余出版、印刷和发行全部交由中信处理。
如今，这种仅占据出版业链条单一环节的做法不再像以往那样影响公司收入。苏静只把出版业视为内容变现的多个渠道之一，而在新经典和磨铁的商业计划中，手中的版权将会在今后成为电影、电视剧，为公司带来远超实体书出版的高额利润。
5.
书号不再重要了，除非它有变数。
2014 年，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在两会中提交《关于改善出版事业的提案》，再次建议“取消书号限制”、“逐步增加刊号”、“撤销有关稿费指导性意见的文件”。这是自 2009 年后，取消书号的声音再次出现在媒体视野中。
他在建议中说，“建议取消书号和刊号，保证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 “限制书号大概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我们现在一方面讲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到现在还在限制书号。既然宪法规定出版自由，出版本身就不能限制，出了以后如果违法可以追究，但不能限制他出多少。”
但就连葛剑雄本人，都在后续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提案从来没有得到回复。
——看起来，如果有变数也不可能是这种变化。
尽管图书市场唱衰多年，但中国从 2012 到 2015 年都保持了极高的增长率。 其中 2015 年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 34% 。到 2017 年，中国图书市场的总规模为 800 亿元，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 189.36 万，新书品种数 20.40 万，已经连续 6 年保持稳定。
当《好奇心日报》联系“@出版人邢海鸟”时，他的声音迟疑而警惕。他说，目前微博已经删除，并没有明确说明消息来源。
我们没有进一步关于这个缩减书号的消息。
关于出版行业的最新消息是，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5 年前重组而成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予以撤销，国务院会组建新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据未经确认的消息称未来新闻出版业务管理将划归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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