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两大不足：与会男性有点少，以及，和很多大会一样，如何推动议题依然悬而未决。
“Yalla, forward！”
4 月 15 日，在斯德哥尔摩性别平权论坛（Stockholm Forum On Gender Equality）的一场主旨演讲上，Lina Abirafeh 这样说道。
Lina Abirafeh 是阿拉伯世界女性研究机构（IWSAW）的主任。中东面孔，英语清晰流利，黑色短发，黑色西装西裤。推特上，她定位在“黎巴嫩”，并用如下标签描述自己：女权主义者（Feminist），性别平等，人权，活动人士，有时也是一名学者。
我用拼音记下了 “yalla” 这个词，直到几天后在饮料瓶上看到它的正确写法。超市店员告诉我，这个词在瑞典语中相当于英语中的 “Come on”，“加油”的意思。
大约 600 名代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性别平权论坛。他们来自超过 100 个国家的民间团体、政府、私营机构和学术界。按照官方说法，他们将在数十场分论坛上“交换经验、方法，增进对话，采取坚实的步骤将议题向前推进”。这些议题包括女性的政治参与、建设对女性更安全的城市、女性与和平谈判进程、运用经济手段为女性赋权等等。
眼下看起来是对女权主义者最好的时代——过去一年，“#MeToo” 运动为主流媒体贡献了大量版面和讨论。但很多代表不这么看。他们指出，这种进步伴随着对女权运动的反扑（backlash）：一些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正在萎缩，主流舆论场上忽然又充斥着各种“反动”声音，其中不乏有能力改变政策走向的大人物。
陈雪霏是一名长期关注妇女问题、现居斯德哥尔摩的媒体人。她以美国总统为例向我说明这一点：“特朗普最落后的一个东西——我原来还以为是在非洲呢，后来发现是在美国——就是他还出于宗教原因反对妇女堕胎……”
对于“性别平权”这一议题，论坛主办方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Swedish Institute）和瑞典外交部有一个更官方的表述。他们将其设置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内：“性别平等贯穿于所有目标之中，它对保证可持续发展、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借用来自民间的话语。“Yalla, forward”，这个“金句”两天的论坛上被反复提及。4 月 17 日，当瑞典外交大臣 Margot Wallström 在演讲中重复这一口号，Abirafeh 在 Twitter 上写道：“我的女偶像（shero）刚刚引用了 ‘YALLA FORWARD’，我激动得快晕了……”
看起来，有共同使命感和共同语言的一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应该是件好事。
图片来源：@LinaAbirafeh / Twitter
“瑞典特色”
这不是一年中唯一的性别平权论坛，但很少有类似论坛如此强调它的本地特色。
论坛提供的文件袋里，除了详细的节目单，还包括一份“女权主义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宣传手册——外交大臣 Wallström 三年前上任伊始就宣布了这一政策纲领。以“瑞典爸爸”为主题的摄影展陈列于会场外的墙壁上，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这组照片的背后是瑞典赋予男性产假权的立法实践。
瑞典人有理由标榜本国的性别平权成就。在经合组织公布的“国际性别平等指数”（GGGI）中，瑞典位列 144 个国家中的第 4 名。在专业与技术工作者、大学入学率和大臣级职位性别构成上，瑞典的得分是 1.000 ——这意味着，瑞典人在这些领域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但在陈雪霏看来，这场论坛更像是一个“外援会议”——通过对“落后国家”的“援助”，增强瑞典的国际影响力。一名来自香港的与会者也同意，论坛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出席论坛的瑞典代表包括外交大臣、国际发展与气候大臣、欧盟事务与贸易大臣三位女性高官，而亚非拉国家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来自民间团体。这种反差传递了一种信号：瑞典政府希望成为全球性别平权事业的旗手。
事实上，当 Wallström 2014 年提出“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这一理念时，她在外交实践和舆论上都遭遇了挑战。沙特中断了与瑞典的关系，以回应瑞典方面提出的人权批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女性”外交政策的神话》，质疑“女性参政可以带来和平”的论断是否站得住脚：究竟是女性让和平成为可能，还是和平的前景让民众更放心由女性领导？依文章作者 Kathy Gilsinan 的观点，最好还是将一名女性提出的外交政策，“视为临时起意、国内压力、地缘政治、经济和诸多其他因素”共同造就的不确定产物。换言之，视为一个寻常人类的（a human being’s）外交政策。
Wallström 公开回应了这篇文章。她强调这一政策的务实性：除了改造外交系统，让“女权主义”从一个口号落实到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他们还制定了若干倡议，支持叙利亚、哥伦比亚等国的女性参与当地的和平进程。
她也重申了当初提出“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理据：经验显示，有女性参与协商的和平协议更为稳固；麦肯锡公司的报告显示，让女性享受性别平等可以为全球贡献 12 万亿的增长。
“瑞典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是现代、实用而清晰的。” Wallström 如是总结。
除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协调，论坛主办方——瑞典政府也试图讲述一个与流行文化稍显不同的“瑞典故事”，将自己包装为一个更具普遍性、更可效仿的个案。
在回答《好奇心日报》关于“社会福利政策不同的国家是否应采取不同的平权策略”的提问时，瑞典国际发展与气候大臣 Isabella Lövin 首先回顾了一段历史——就欧洲而言，瑞典曾经属于比较穷的国家，性别平等实际上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随后，她否定了我的提问前提，指出了财富平等分配的必要性：“福利社会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改变，你还需要分配财富，否则就只是增加了世界的顶层人群。我想这是目前最大的挑战。”
“同时，瑞典也已经 200 年没有打过仗了。”她随即补充说。
“瑞典经验”的普适性同样体现在论坛的议题选择上。与预想不同，方兴未艾的 “#MeToo” 运动并没有成为“麦霸”——多位嘉宾附和了 Abirafeh 在主旨演讲中的观点：很多女性有的是声音（voice），却少一个麦克风。由中产阶级白人女星发起的 “#MeToo” 运动，显然无法代言全世界女性的痛苦。非洲战火阴影下的少女，中东被宗教极端势力压抑的女性，种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这些议题在论坛上得以展开，显示了性别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维度。
如果说还有什么在提醒我“局外人”的身份，大概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有关“出生率”的讨论。中国面孔寥寥无几，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太特殊、太遥远了。尽管，它关系着的是数以亿计的人群。
“男人到哪里去了？”
“在我参加过的所有性别议题论坛中，从来没有哪次的男性代表像今天这么多。”在一场题为“与男人和男孩合作推进性别正义：我们如何让改变发生？”的分论坛上，Tapiwa Manyati 这样对我说。他在南非 NGO “Sonke Gender Justice” 工作，从事艾滋病、性别平等与人权领域议题的区域协作。
“我们需要……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其他机构，比如人权机构、儿童保护机构、联合国、政府乃至更广泛的民间团体展开合作。我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意识，和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沟通，让他们明白制止对女性的暴力是件重要的事。”
“你会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吗？”
“我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我认同人权。我支持性别正义、为女性赋权。”
“你认同人权，而女性属于人类，所以你认同女权，是这样吗？”
“是的……甚至男性也承受着父权制的压迫。我需要证明自己是个真男人，也需要为此做特定的事情。你知道，社会要我以特定方式行事，通过某种男子汉气概来表演、表现得像一个男人。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框框，社会甚至是你的亲密朋友与家人都会不再把你视为一个男子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应该被容许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情感，因为我们的需求和情感都是一样的，与身份背景、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无关。”
和 Manyati 一样，很多男性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来到这个分论坛。他们的工作大同小异：协调政府、民间机构之间有关性别平等的沟通与合作。男性依然是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中的多数派，而这些实际决定政策的官员并没有出现在论坛上。
在“提高男性的平等意识”之外，瑞典独特的产假制度也引发了关注。瑞典法律规定一位父亲必须休满三个月产假，且鼓励多休。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削弱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不公平的“优势”，女性因生产造成职业断档的风险显著降低。换言之，它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强制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义务，将他们在职业上的投入拉到同一水准。
这是瑞典性别平权领域的明星政策。来自香港、韩国的两位记者都把它作为自己报道的主题。
尽管主办方着力在议程上体现男性在性别平等事业中的参与感，尽管 Manyati 高度评价这场论坛的男性代表比例，现场观感——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仍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与其说这是一场妇女平权大会，不如说它是一场平权妇女大会。在大多数分论坛上，男性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当 Abirafeh 在推特上呐喊，要让所有领域、所有层级都听得到女性声音时，她脑海中略过的一定不包括性别平权事业本身。
一些嘉宾抛出的问题几乎排除了男性参与讨论的空间。一个关于提升女性城市生活安全感的分论坛上，演讲者请所有参会者站起来，只要 ta 经历过演讲者提及的情形，就得坐回椅子上。这些情形包括：你是否曾在公交车上看到一帮男性，于是选择远远避开？你是否曾在走夜路时，引来前方女性紧张地回头张望？
几个问题之后，我成了全场唯一一个站着的人。要避免这一幕，其实只需要将第二个问题中的“前方女性”改为中性的“前方陌生人”。一年前，我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就遇到过一个回头张望的小哥。
“但我承认，女性承受的风险依然比男性高出许多。”我补充道，以免之前的解释显得不合时宜。
在这样一场以”不平等“为标靶的论坛上，你不会听到异议，不会听到那些被指责、被否定的权力机关的声音。它就像一个关于”代表性“的经典悖论：“没来的请举手！”
并非所有女性都认为男性的出席是可有可无的。Kawinzi Muiu 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管性别事务的官员。旁听了介绍瑞典产假制度的对谈之后，她有些坐不住了。
“我们在这里谈论男女平等的问题，可男人都在哪儿？这个场子里到底有几个男的，嗯？”她有些激动地回头环视。回应她的是一片沉默。我想起媒体代表刚刚见面时的场景。当时，来自其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女性记者甚至对男性的出现感到惊讶。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我问 Muiu。
“（性别平等）这件事不应该只是告诉女性，‘现在你知道了什么是性别平等，你需要更努力地解决（两性）同工不同酬、女性独自照顾孩子这些问题’。不，这些讨论必须把男性容纳进来。因为实现性别平等是两性共同的事业。不能只是女性自说自话，再回到家告诉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丈夫自己都听到了什么。”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有个年轻女人说过：‘你看，我听到了你们说的，我看到了你们做的，我感到充满力量，可回到家里，和我说话的人又是谁呢？他对这事儿有什么想法？’” Muiu 回忆道。
“男性真的认同性别平等吗？我在问你。” Muiu 忽然对我说。
“如果我不认同，就不会来这儿了。”我回答。
“所以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她说，“男性是否认同性别平等？你可以做一个调查。在我看来，男性之所以不来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性别平等只和女性有关。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当我们中的其他人都像你一样，发现‘我是一个认同性别平等的男性’，记得给我写邮件。” Muiu 笑着对我说道。
Lina Abirafeh 引用的报告估算，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还需要 580 年。在给 Muiu 写信之前，我大概也得等上很久。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所有人都在抨击父权制（patriarchy），但也都在选择不同的角度论述：基于性别的暴力、女性参政、职业平等……毕竟，这可能是性别研究中最核心、阐述空间最大的一个词。
Babar Bashir 来自巴基斯坦，他主管的 NGO 致力于改善妇女、青年、儿童的健康与安全状况。在他看来，当前关于父权制的批判并没有很好地吸收对标榜全球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跨国公司、大财团，这些人在控制着世界……包括武器生产商。可我们基本没怎么讨论他们，我们讨论的更多是个体层面、关系层面的问题。”
“你认为应该换一种更宽广的视角？”我问。
“肯定的。得把政治、经济（方面的讨论）吸收进来。经济非常、非常重要……没有强壮的身体，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足够的居住场所，人们就没有安全可言。性别问题不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档子事儿……你得从整个体制（system）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他回答道。
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但讨论并不总是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或者说，人们更愿意诉诸一套感性的话语，提高性别议题的能见度。著名作家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就在闭幕式上提出，媒体对 “#MeToo” 运动的报道充斥着抽象表述，而真正能够表达女性现实经验的，是故事。“故事”创设的语境让人们意识到，性骚扰不仅关乎性，更关乎权力。
从这个角度看，斯德哥尔摩性别平权论坛采纳了 Adichie 的建议。组织方特意在几场对谈前安排了说唱节目，试图让性别症候的表达更直击人心。面向全部参会者的欢迎晚宴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这里也是每年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晚宴开始前，主办方再次安排了丰盛的“娱乐”环节，包括一个长达 40 分钟的剧本片段朗诵。剧情发生在危地马拉、柬埔寨、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涵盖家庭暴力、战争、教育多个主题。朗读完毕，现场报以掌声，也有扛不过时差的代表匆匆离场。
“Welcome, bon appétit, and yalla forward!” 开饭前，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秘书长用三种语言问候在场的各国代表。
如果说欢迎晚宴的娱乐环节只是令人疲倦，闭幕式上的说唱表演就有些令人尴尬了。这个节目的主题是强调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再一次）声讨女性遭受的暴力之后，说唱艺人开始有节奏地高呼：“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ir body and their life.”（我要求每个女性、每个女孩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她的声调逐渐升高，直到她将手伸向观众，带领观众一浪接一浪地重复她的话。
最后，她不再说了，把话语权完全交给了观众。“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场下的声音低了下来，不规则地四散开去，接着是一阵大笑。句子实在太长了。
说唱歌手 Ana Paz 在论坛闭幕式上。摄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报
不用担心。性别平权领袖们不会因为没能跟上说唱艺人而显得诚意不足。他们中，很多人来自性别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习惯了面对战火、政策阻力，乃至社交网络上的人身威胁。他们从不避谈这些困难，用他们中流传的话说，“来自男权社会的每一次反扑，都是对你的力量的肯定。”一些人的生活就是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通过各种论坛、演讲发表自己的理念。
但问题是，走出这些回荡着进步声音的会场，他们该怎么做？
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看起来还不够。
回到论坛第一天的总结环节。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倩这样概括她的参会感受：
“我不断听到人们讲起性别平等有多重要，因为 A、B、C、D；性别平等正面临挑战，因为 A、B、C、D；可是等一下，究竟什么才是‘性别平等’？我们真的知道它的确切定义吗？我想每个国家、每个个体对此都有不同理解，我们不能把那些既有的观念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用可实现、可操作的目标来清晰地定义性别平等。”
“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倡议就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定义：大家都要行动起来，你要完成你的指标，我要完成我的指标，最终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这个框架是有形的，因而可以被人们具体操作。在性别议题上，我们应该有类似的东西。”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资金才是推动性别平权事业向前走的必要条件。
“当你有了资金，一切就都开始了。”刘倩说道。
（斯德哥尔摩性别平权论坛于 4 月 15 日至 4 月 17 日在瑞典举行。《好奇心日报》与其他 8 家媒体受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邀请参与了本次论坛。）
题图摄影：Margareta Bloom Sandebä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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