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空巢老人、旧城变迁，一位 75 岁呼和浩特摄影师记录的人和事
镜头改变的东西有限，但他还在做下去。
任志明的 75 年人生中，至少有两个时刻备受瞩目：一次是 2005 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山洞中生活了 20 多年的“白毛女”黄培淑，经他的引荐得到全国媒体关注，从山洞回到了四川老家。另一次是 2006 年，他因拍摄呼市清水河县老牛湾从贫困村到旅游胜地的变化，受邀带两位村民赴京录制了一期《鲁豫有约：被镜头改变命运的老牛湾》。
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这些时刻让任志明至今确信，镜头可以带来改变。作为佐证，与记忆相关的所有物品都堆放在他位于呼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 80 平米的摄影工作室里——尽管这条街本身的历史也近乎被遗忘。
鄂尔多斯大街东起呼伦贝尔南路南口，西至锡林郭勒南路，全长 664 米，宽 15 米。它看上去和普通商业街没什么不同：沿路散布着餐馆、运动品牌连锁店、服装店，数个商业住宅小区拔地而起，街区中心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凯德 Mall。
很少有人记得，这条路在 2003 年以前曾有另一个名字：“诺和木勒”。最近能让人产生联想的可能只有两件事。2017 年 7 月，《内蒙古晨报》公布在建 2 号地铁沿线站名，华联“凯德 mall”站被更名为“诺和木勒”。今年 3 月，《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列出了 30 多个典型指导案例，其中之一的知名冤案“1996 年呼格吉勒图案”就发生在诺和木勒大街。
在蒙古语中，“诺和木勒”的含义是“纺织”，而凯德 Mall 的原址就是内蒙古第一毛纺厂，简称“一毛”。1998 年以前，从“一毛”到“三毛”都集中在这条街的南侧，北侧则是一应俱全的苏式尖顶工人宿舍，有 38 平米的住宿面积、红瓦顶、冲水马桶、学校、礼堂，在当时被称为呼市的”东交民巷“。1998 年国企改革、强制破产后，厂房地皮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宿舍区则被改建为“山丹小区”。2000 多名工人下岗，为年近而立又要另寻生计而感到茫然无措。
这些事任志明都记得。1998 年从工作了 40 年的第一毛纺厂下岗后，当时已 55 岁的任志明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与呼市相关的纪实摄影上。除了拍下岗工人的过往和后续，他也拍黄河上中游的小煤矿污染、呼市旧城区改造、市郊贫困县的空巢老人。“白毛女”黄培淑和老牛湾就是过去 20 年拍摄生涯的最佳案例。
位于山丹小区东侧 2 层的摄影工作室看上去就像一个微型博物馆。小客厅四分之一墙面贴有历年个人摄影展海报，另四分之一是《鲁豫有约》老牛湾专题节目的图文展示。一只悬挂在置物架顶端的牛头骨下，堆积着用完的绿色富士胶卷盒。客厅左侧放有一张床、两张书桌、两三台印刷机，以及一个塞有数万张已冲洗胶片的书柜。右侧则是暗房、储藏室兼电脑室，储藏室里除了数十个奖杯，还有数台老式摄影机和放大器。
任志明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度过。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后，他会先步行 5 分钟到呼伦贝尔南路，点一屉蒸烧麦蘸醋慢慢吃完，然后走回工作室，整理胶片、资料和摄影记录。
从工作室的窗户，可以直接望见对街的凯德中心。任志明不时会去溜一溜：北门原本是“一毛”的正门，如今被用来运送商场货物。径直走入，苏联专家协助建设的两栋老仓库还没有被拆除，但空置着。旁边的“山丹羊绒商店”还开着，它如今属于金宇集团，但没什么人光顾。
以锯齿形屋顶著称的两栋厂房也还在。这种设计能保证阳光只从北窗照进来，光线柔和稳定，便于工人纺织。如今人们仍然受益于此：一栋厂房被用作库房，另一栋则在今年初租给了“王长春画室”，面向初高中艺考生开放，20 个课时收取 1500 元学费。
任志明仍然收藏着三块蓝色诺和木勒大街路牌，那是 2003 年大街更名时他偷偷捡回来的。当然，类似的东西还有不少：缺了一块的工厂荣誉奖杯，一只从机器上掉下来的木梭子。
他有个愿望：把厂房变成毛纺厂博物馆。
毛纺厂兴衰
内蒙现有人口 2300 余万，蒙族只有 280 万，其余大部分为“走西口”的晋陕移民后代。“走西口”有两支大军，一支是开垦耕地的雁行客，一支是经商作贾的旅蒙商。任志明的父亲任海属于后者，而任志明就出生在山西朔州，走西口的路上。
1946 年举家迁至呼和浩特归化城（现玉泉区）后，任海在小召前、大召前做粮店、货栈、土产等小生意，店铺取名为”容合公”。1954 年，公私合营政策出台，“容合公”作为私人资产被并入大西街同乐剧场，任海也成为正式员工，余生都在老戏园子里工作。
任志明那一年刚满 11 岁，想像三个哥哥那样继续读初中。但这不是个读书的好时机。中央宣传部当年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这份文件提出了三个观点：新中国教育的任务，就是为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新中国，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成为光荣、崇高的事业。
1958 年元旦，内蒙古新建毛纺织厂（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前身）作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之一建成投产。根据《呼和浩特毛纺织厂厂志》中记录，“来自上海、天津、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大学生、中专生满怀激情，响应祖国号召，浩浩荡荡开进内蒙古”，这些人就是内蒙古的第一代纺织工人。此外，一毛还向全国各地招收徒工。招工要求很简单：小学文凭、身体健康、出身没有大的问题（地主和富农子女也可以）。这些徒工大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市和东北地区，以及呼和浩特市周边旗县。纺织工人总数达到 12000 名，加上家属，有五六万人生活在诺和木勒大街周围。
毛纺厂当时的口号是：“让全国人都有衣穿”，“十年完成二十年的工作”。
任志明是响应号召的徒工之一，进场时只有 15 岁。工作内容是洗羊毛，每月工资 15 元。这是份苦差事：要先把沾满羊粪的原毛抱进 100 米长的机器里，加工成毛条；然后把毛条放入 50 度的热水，加碱面、肥皂煮；水挤掉后，再拿温水清洗一遍，最后烘干；一年要洗 1000 吨到 2000 吨。梳毛条的机器每分钟震动 120 下，噪音巨大，工人们大多都有心动过速和听力差的问题。大跃进时期，每天需要工作 12 小时。整个空间只有五六个人干活，老师傅也只比任志明大两三岁。
拿到第一份工资，任志明分出 8 元交给父母，剩下的攒起来。到第二年，花十二三元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二手幸福牌 120 双镜头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他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大概一辈子就洗羊毛了，想有个爱好作为消遣。
但即便是厂里的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他还是没有逃过后来那场动荡。一毛至四毛在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一共被抓走 500 人，任志明也在其中。他的放大机和底片连同 15 本学雷锋日记被抄走。劳动改造近 2 年，工作内容多种多样：扫 2000 名工人共用的厕所，打扫可供 4000 人洗浴的澡堂，从诺和木勒大街挖 5 米深的防空洞到大青山。
平反后，任志明先后被借调到内蒙古纺织公司、内蒙古大庆办、轻工业厅工作，大多时候负责宣传，比如制作发放给牧民的毛纺和畜牧业科普宣传画。此间三四年又先后就读了三所大学的培训课程弥补遗憾。但比起厂里那位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留日学者，他倒显得幸运些。学者在一毛担任副总工程师，动荡期间自尽。
1978 年，一毛改制，要搞”市场经济“。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发布的第一份文件是要求所有商品要分类注册商标。任志明就被调回了厂，到新产品开发办公室，做高级工艺美术师兼副科长。“山丹”就是任志明那时设计出来的品牌标识之一——看上去很简单，白色背景，中心点缀着一支红色山丹丹花。
设计完十几个商标，他又花了半年时间到全国做市场调研。“除了西藏、乌鲁木齐和台湾，所有城市都走了一遍”，调查当地气候状况、人文风俗、穿着习惯和产品结构的关系，回厂后写了本上百页的调查报告，解释全国有哪几百个毛纺品牌，在每个城市的销售量是什么比例，产品品种有哪些。
这份调查报告被新上任的厂长看中。新厂长是从南京支边的工农兵大学生，上任第一天在办公室里读完报告，立刻给在外调研的任志明打了份电报，“火速回厂”。任志明从火车站赶到工厂办公室，看到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和一把钥匙，“赶快组织人开始工作，想做的赶快做”。
新产品开发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是用广告来拯救工厂。除了花色和品种比不上沿海地区，一毛的包装也延续老习惯，用牛皮纸和麻袋。任志明带着几个人针对不同产品线重新设计了十几份海报，接着主动报名参加首届全国广告大赛。在获得大奖并参加全国第十五届影展后，他又把海报打印了 150 万分，发给全国百货公司做推广。
这些设计如今看来也仍然算得上有趣味：蓝色和红色毛线分别被摆放成大海和朝阳的样子；一位涂着大红色指甲油的女子把面纱拨开，面纱是一毛当时最新推出的花色防蛀绒线。这是在 1983 年。
（好奇心日报现场摄影）
80 年代原本也是纺织工业政策环境最友善的时候。在第一毛纺织厂获广告奖前一年，《人民日报》刊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在纺织工业部分提出：五年内新增毛纺能力要达到 47 万锭，在内蒙古、新疆等羊毛产地和使用进口毛多的上海、北京、天津地区新建扩建毛条生产能力 3 万吨。
从 1993 年至 1995 年，第一毛纺织厂连续三年获得了全国最畅产品金桥奖，并且从以内销为主开始转外销，向东西欧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开放。到 1995 年，根据任志明的记忆，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发展为 6 个合资公司，3 个独资公司，3 个分厂和一批合作厂。员工总数达到 4200 人，年产绒线 3000 吨、羊绒纱 200 吨、驼绒 50 吨、羊绒衫 15 万件、羊绒围巾 10 万条、羊毛时装 20 万件、染色棉纱 1000 吨、精梳毛条 600 吨。工业总产值共计 2.62 亿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 39 倍，年销售额达到 1.8 亿元。
这段好时光并未维持太久。市场开放后，诺和木勒大街上的私人家庭作坊也多了起来。为了提高利润，并靠低价与大厂竞争，小作坊经常作假：在羊毛里头混兔毛，掺沙子。按照任志明的记忆，诺和木勒大街上的河北人形成一个紧密的圈子，垄断了原毛来源。
供过于求是另一个问题。1995 年之后，毛纺厂产品积压，效益开始下降。工厂发不出工资，就拿羊毛抵。诺和木勒大街满街都是下班后卖羊毛绒线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来自南方的一笔订单。对方订购了上百吨开司米细绒线，到了交货日期，商家验货发现开司米绒线粗细不匀，拒绝收货。市工会组织各厂职工购买，发优惠券。细绒线的价格降到每斤 23 元，仍然卖不出。
与此同时，1997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两次地区性厂长座谈中提出，要把纺织行业列为兼并、破产和实施再就业的重点行业，把纺织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2 年后，国家经贸委又公布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毛纺出现在第一批的 114 个项目中。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 2005 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这段“结构调整”历史，称 90 年代“有 120 万纺织工人下岗，一大批国有企业退出。”
1997 年底，第一毛纺织厂被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破产，随后被以房地产和生物制药为主业的内蒙古金宇集团收购。二毛、三毛、四毛也先后于 2000 年左右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原址上先后建起电力家园小区、金宇广场、维多利购物中心。
下岗职工中，技术人员大多被附近的河北小企业挖走，55 岁的任志明也被邀请给这些企业设计商标。但他不愿意，心里还是怀着股傲气，“我不会给不合法的竞争对手做嫁衣的”，干脆退休。尽管身份是高级工程师，但他只分到一个 50 平米大的福利房。厂里给出的理由是：”你是劳动模范，我们考虑到你舍己为人的精神作出这个决定。”任志明心服口服。
一些头脑活泛的工人懂得自寻出路。任志明在博客中记录了三个：桑德俊在诺和木勒大街上摆地摊卖眼镜挣钱贴补家用；林淑荣老伴去世，儿子下岗买断工龄，儿媳患病，林淑荣就拾破烂为生，靠此供孙儿孙女读完了大学；王建奇一家两代六口人离岗，他就以一万六千元买断工龄，用这笔钱下了海，于 2003 年成立了“建奇工艺美术装璜部”，运营至今。
大部分工人仍然难以走出曾被他们视为辉煌的日子。“山丹”商标被挪至在宿舍区门口，倒在工厂门口的群羊雕塑也重新安放在了社区入口处的花坛里。
但总的来说，“东交民巷”从此失去了生气。仅诺和木勒以东其中的一个兴康社区，老年化高达 20%，有残疾老人 513 人，独居老人 380 人。这些老人的非正常死亡率愈来愈高。有些老人为了给子女空出婚房，选择自杀；另一些则在下岗后一蹶不振，在屋中去世一周到数月后才被发现。
“农村空巢老人是经济问题，城市空巢老人是精神问题。”任志明如此总结，随后向《好奇心日报》展示了一份毛纺小区离岗工人的非正常死亡清单：
蒋氏， 56 岁，男，1982 年自杀（先进生产者）；
卞氏， 58 岁，男，1992 年死于家中，一星期后被发现；
赵氏，68 岁，女，1997 年因痴呆走失死于郊外（先进生产者）；
白氏，60 岁，男，1998 年冻死于路上（先进生产者）；
李氏，40 岁，女，1999 年服毒自杀（买断工龄）；
蔡氏，66 岁，女，2007 年死于家中一星期后被发现；
赵氏，43 岁，女，2008 年跳楼自杀（买断工龄前为劳动模范）；
赵氏，70 岁，女，2009 年服毒自杀（先进生产者）；
贾氏，67 岁，男，2011 年痴呆中毒身亡（先进生产者）；
云氏，68 岁，女，2013 年死于家中三个月后发现；
耿氏，81 岁，女，2014 年服毒自杀（先进生产者）；
王氏，72 岁，男，2015 年跳湖自杀。
黄培淑与李润生，“空巢老人”
退休后的任志明在 2003 年花 1 万块自费印制了一本摄影集，《“空巢”老人生活纪实摄影》。呼市周边的五个县中，当时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和林、清水河以及武川。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独自留守家中。任志明外出采风时拍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人。
2005 年以前，任志明曾带着摄影集去北京拜访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老年报》，希望引起媒体关注。报社大多没让他进门，态度最温和的《中国老年报》工作人员给他倒了一杯茶，“这是不可能报道的，喝完茶请回去吧。”
2005 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 10 月举行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农问题”这个词，“空巢老人”也作为农民问题之一被提到了日程表上。
这以后，任志明的这本从未正式出版的摄影集为很多人所用。一个在上海做化妆品公司的本地企业家来工作室学摄影，无意翻到影集，就邀请任志明去公司年会做讲座，讲“空巢老人”。讲座上，这位精明的老板号召大家把早上刚收到的年终奖拿出来，建立“爱心基金”，同时直接宣布由任志明来做副会长。
活动总共募集了 100 万元，其中有 25 万元最终用于给清水河县的 2000 多名空巢老人购置电饭锅。
苏晓东和刘丽当时都还是《内蒙古晨报》的新进记者。十六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一个月，他们找到山丹小区的这间工作室，询问与“空巢”老人相关的新闻线索。任志明说，“还有一个更可怜的人，是个四川女人，住在山洞里 21 年了。”
这个人就是后来以”白毛女”为人所知的黄培淑。黄培淑 80 年代从四川中江县被拐卖到距离呼和浩特市 60 多公里的和林县三道营乡三犋夭村，此后被连续转卖。第四任丈夫孙润山娶不起媳妇，花 1000 多元将黄培淑买回家。孩子夭折后，黄培淑精神受刺激住进了山洞，顶着一头白发与老鼠和鸡群共眠，靠村民送饭为生。
黄培淑并不算“空巢”老人的典型案例，但她的经历足够悲惨。《内蒙古晨报》报道面世后，成都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学者、专家、热心市民都聚集到了山洞前。救护车将她送进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民政部门送来 5000 元治疗费，把黄的户口从内蒙古转到家乡中江，又将黄纳入五保户范畴，每月补助 100 元生活费。电视台记者将话筒戳到任志明面前，“你发现她那么久了为什么不早说？”
除了黄培淑，《内蒙古晨报》按照任志明提供的线索为“空巢老人”做了连续 20 多天的特别报道。《南方周末》记者成功注意到了其中另一个案例：“老牛湾”。
老牛湾位于呼市西南一百公里的清水河县。1988 年至 2001 年，因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这个村人口从 300 多人降至 60 多人，成为老人村。它恰好坐落在黄河与长城的交叉口上，河对面有山西望河楼以及明代石窑古村落，引来不少摄影师采风。
2003 年，本地旅游业开发商任志刚看到任志明及呼和浩特摄影家协会成员们拍摄的老牛湾后，决定在当地投建旅游项目。这个村的收入来源突然多样起来：拆迁款、工地建设、农家乐。年轻人又回来了，曾经 100 元一间的窑洞价格涨到了近 3 万元。
《南方周末》把这个故事放进了 2006 年 1 月春节特别报道《农村空巢老人，谁来关爱？》中，标题为《老牛湾：被镜头改变》。文中主角之一是硬拉着任志明给患病老伴拍遗照、4 个儿女都在外打工的李润生。
4 个月后，《鲁豫有约》也向任志明发来邀请。那期节目的标题和《南方周末》类似：《被镜头改变命运的老牛湾》。任志明又带上了李润生，以及外出打工归来的年轻人李四。
80 岁的李润生第一次出村、第一次进京，在红皮火车、北京站、天安门广场前都留了影，看到什么都感到诧异。在节目组安排的北京紫玉大饭店吃饭，李四问李润生这顿饭要花多少钱，李润生说：”怎么也得要 20 元。”在酒店房间的浴缸里洗澡，他是被任志明推进去的，“这盆水够我家用半年了”，泡了一个多小时。
节目中，鲁豫问李润生：“现在去你们村旅游的人多不多？”“多。”“怎么去？”“从北京坐飞机到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转班车到清水河县，再从县到村里。”“大爷你身体得健健康康的，等着我们去看您，好不好？”“好，我做油炸糕给你们吃。”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d0358lol7b5&width=500&height=375&auto=0《鲁豫有约：被镜头改变命运的老牛湾》
李润生死在 2 年后。死前瘦骨嶙峋。实际上，他把万家寨水库移民补偿款都用在了给老伴赵娥女治病上，没有钱像其它村民那样盖新窑洞。唯一栖身的窑洞是租来的，而房东也不给租了，要收回去做农家乐生意。任志明联系了《鲁豫有约》节目组，询问鲁豫是否有时间来看看，但没有收到答复。一年后，赵娥女亦离世。
2013 年，任志明曾写一封信寄到人民大会堂，建议将农村里空置的希望小学改成自助式养老院。“你去村里走一走就知道，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很多带着孩子，当年建起的一大批希望小学现在没几个学生。我见过的最少的，一个学校只有两个孩子。反而是老人无人照顾。”但这个建议没得到什么回音。
如今，老牛湾成了“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5A 级景区”。13 年前开发这里的任志刚旗下公司“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注销，但在天眼查中输入“老牛湾”，可以找到 823 家相关企业。
实际上，任志明在 2005 年最常展示给媒体的除了老牛湾还有老牛坡。那是清水河县另一个贫困村，受到的关注远不及前者。但 5 年后，它也迎来转机，不是“空巢老人”，而是“红色旅游”。2010 年 5 月，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将老牛坡村党支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到 2017 年，到老牛坡过组织生活、上党课的部门、院校累计近六万人次，其中大学生“三下乡”累计达 4500 多人次。
7 月 16 日，《呼和浩特日报》头版报道，该市正在对清水河县退出省级贫困县进行市级初审。
消失的归化旧城，倒塌的平遥古城南墙
任志明正式出版的摄影集只有一本，《呼和浩特古建民宅玉泉藏珍集》，其中收录了 280 张照片，50 余条街巷、近百座门厅宅院。这被他称作“抢救性拍摄”。
玉泉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是归化旧城所在地。归化城建于明代，原以商贸、宗教和民居功能为主。虽采用传统中轴式设计，但兼具蒙汉文化特征，既有大召、小召、席力图召、五塔寺召等藏传佛教喇嘛寺庙，老街商铺，也有大片北方四合院式的居民区。
任志明的童年都在这里度过。他记得年幼时父亲生意不好做，一人要养活全家八口，为了租到最便宜的房子，全家搬迁过无数回。“我曾在棋盘街、小召半道街、西五十家街、大召前街、新生街、南美人桥街、小西街等都居住过，最后终于在翠花宫巷 17 号租到一间真正能见到太阳的正房。”
如今，这些街道大多只剩名字，过去那些门庭楼阁、大宅小院已经消失不见。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2015 年 1 月份在内蒙古博物院报告厅批评说，“近年来，包括呼和浩特在内的一些城市大拆大建，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城市文化空间遭到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
按照呼市文物管理处古建筑研究室主任张晓东 2006 年的公开说法，上世纪 80 年代文物普查时，呼市尚有不可移动文物 1000 多处，90 年代中期还有 800 多处，但 2003 年挂牌保护前就只能筛选出 100 多处了。从呼市第二次文物普查（1981 - 1985 年）到第三次文物普查（2007 - 2011 年）的 20 多年里，共有 210 处不可移动文消失，市四区消失文物 118 处，其中玉泉区占了 40 处。与此同时，呼市人口从 165 万增至 287 万，城市规模从 60 平方公里增至 240 平方公里。
1998 年，锡林浩特金川燃气公司老板牧林将归化旧城中的 800 多个明清建筑整体迁出，移至城郊的金川开发区，花 10 年时间建了座蒙元文化博物馆，其它四合院则大多被夷为平地。一位访客评论道，“离开了人的生活，离开了原址，那些被移植而供人参观的百年民居，只是一栋栋冷冰冰的、丧失了记忆与感情、了无生气的建筑物而已。”
直到 2015 年，国务院批复的《呼和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 2020 年）》中才提及，“要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重点保护好塞上老街-大召、席力图召-大盛魁等历史文化街区，和林格尔土城子、云中郡故城等重要遗址，以及和硕恪靖公主府、王昭君墓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境”。而在 1999 年批准的呼和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 - 2010 年）中，核心关键词是“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
从任志明的经验来看，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摄影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记录，其它则很有限。2000 年 8 月，他到平遥采风，看到有 600 年历史的古城南城墙浸泡在污水之中，就沿着城墙寻找源头。源头并不难找，只有 2.5 公里远，且几锹就可使污水改道流入排污河。但一位村民告诉他：“你堵了也没用，还会有人挖开的。城墙不泡在污水里，谁会给平遥投资？”
任志明给环保局寄过信、向全国“两会”递送过图片资料、联系过媒体、办过环保图片展，但都没什么回响。2004 年 10 月 17 日下午，平遥古城南城墙坍塌。当年，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已从 7 年前的 125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
任志明还在摄影。除了办展、找媒体聊天，过去 15 年，他在每年 3 月 1 日、“两会”开幕的 4 天前，会按时把采风途中发现的问题写成建议信，寄到人民大会堂。一共寄过 49 封，大多是关于贫困人口、残障老人救助，以及古村落保护等。所有建议都会收到确认收件的短信回复，但此后再无回音。
他还打算寄下去。
题图为任志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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