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许子东：为什么 100 年了，鲁迅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上）
这是我们和许子东教授访谈的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
2018 年 6 月 15 日晚上，许子东在北京的一场活动上，谈起了他最近重读鲁迅作品的感受。
“一百年了，鲁迅的话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太惊讶了，没有看到一个作家可以写出一句话等于在评论你今天的报纸。我们做这一行的责无旁贷，这是我们的专业知识，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五四’一百年，我们必须要有所回顾、有所反思。”许子东在现场说道。
许子东的本行是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香港文学。他现在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郁达夫新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三卷）等。
他出名甚早， 29 岁时就因《郁达夫新论》一书被华东师范大学“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那时，他和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程德培等被称为“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代表。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回忆称：“子东先生是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最早从浪漫主义切入写郁达夫，率先从文学体验，从一种个人气质、作家精神气韵中捕捉到一种新的主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那时候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这点非常了不起，是他最早八十年代对文学的贡献。”
许子东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深受鲁迅影响。从现实原因来说，当时鲁迅是为数不多可供他们系统阅读的作家，而且地位一直很高，也一直“正确”。从许子东个人角度而言，他读鲁迅时正在下乡插队，自称鲁迅在五个大问题上敲打了他年轻的世界观——古今、中外、上下、男女，以及个人与世界。而现在他重读鲁迅，觉得在重读自己。
许子东的学术研究和其个人经历高度相关，研究中都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道许子东多半是因为凤凰卫视的节目《锵锵三人行》。
2000 年，文化人梁文道给许子东打了个电话，说《锵锵三人行》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许子东答应了。结果没想到，截至 2017 年节目停播，许子东做《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做了 17 年，录制期数超过了 2000 集，有着较大社会影响力。相比其他组合，他和窦文涛、梁文道三人的聊天可能是最有意思的，所以观众也把他们称之为“铁三角”。
他在书中讲起《新青年》以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分化的时候，还拿这个组合举例半开玩笑地说：“看《锵锵三人行》就知道：梁文道是坐在左边的，他是一个强调平等的人，老是关心弱势群体。我是坐在右边的，是最关心自由价值的，这是个人意愿。窦文涛当然是博爱，他坐在中间，左右兼顾，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学习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也分左右。”
2011 年，许子东把自己在媒体上的言论集结成了《越界言论：许子东讲稿（卷三）》一书出版。“‘越界’的意思，一是从学术研究越界到电视传媒，是从学者工作越界到公民议论；二是书中言论很可能挑战、冲击、违反了某些界线。……言论可能‘越界’，因为‘界线’常变，无法也不想迎合，所以能够问心无愧的，也只有不合时宜地‘固执已见’了。”许子东在书中写道。
2018 年 5 月，许子东去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老朋友窦文涛、周轶君一起拜访了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和他在家中做了场对谈。这也是今年 9 月开始播出的新节目《锵锵行天下》的一期。
2018 年 6 月，许子东出版了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这本书源自 2016 年 9 月到 12 月，他为岭南大学中文系大一学生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课堂现场录音文字。这门课同时也在互联网平台腾讯直播。
这是许子东一以贯之的思路。无论是节目《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见字如面》，还是喜马拉雅和腾讯上的文学课，许子东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带来超越学术界的社会影响。这是正常的教师责任。但学者在面对公众时，讲到自己的专业就在这个范畴内发挥自己的专业，不在自己的专业就以公民身份讲常识。
“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鼓励、保障。内地也照样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学里面学术游戏越玩越封闭。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社会对大学干预得很厉害，政治挂帅啦、马列工程啦，好像控制得很厉害；但另外一方面，大学里面的人争夺研究项目，学术跟社会很脱节，做的研究项目不要来关心社会。我觉得这个应该从制度层面上把它改变。香港出现这样的变化，简单地说，他们在评审当中加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他对《好奇心日报》说。
2018 年 6 月 15 日下午，我们在朝阳区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见到了身着深色西装，浅色裤子的许子东。 64 岁的他犹如节目中的样子，谈笑风生，口才极好。
近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聊到了“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也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出发，聊了聊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因为访谈内容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部分发布。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
“鲁迅虽然去世了，可是他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要理解女人和男人可以读张爱玲；要理解中国人，你一定要读鲁迅。”他说。
Q=Qdaily
许=许子东
“五四”三大意识形态，对中国影响最彻底的是进化论
Q：你在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提到：“五四以后直到今天，进化论远比科学、民主更深入人心。新就是好，这就是五四的现代性和主流意识形态。”那你觉得为什么相比科学、民主，进化论能更深入人心？
许：比方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普遍相信科学，科学变成一个正面词，基本上领导人也常常接见科学（家），有很多我们说是专家治国，特别是上一届，很多都是清华的技术官员。但是，科学是怀疑一切的。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一部分科学是不能怀疑的。所以，你很难说科学精神贯彻到底。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那另外一方面，你要是看看什么快手啊之类，就知道我们面对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你很难说当初他们追求的赛先生（science），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五四的希望。至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民主更加是了。你去问一下，什么叫民主？首先这个翻译就有很大问题。 democracy ，中文“民主”这个词是日语汉字进来的。在中国，有“民”有“主”， 但是这两个词凑在一起的意思非常含混。今天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也好，大家的共识也好，就是“你是民，我是主”，或者“我是民，你是主”。我们对“主”的要求，就希望你为“人民”服务。我们对官的要求，就是你“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你做官能为民做主，那你就是英明之主。你看这个“民”跟“主”还是分离的。所以“民主”这两个字，我们先不讲实际情况，就讲这个字的概念本身就很难。所以这跟陈独秀他们当时提倡的东西也是有很大差距。不要讲别的，你就跟 1940 年代后期，共产党自己提倡的，唱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个“民主”的概念都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不是说没有进步，是有很大进步，但还是有很大可以发展（的空间）。唯独一样东西，我们进步得最彻底，就是关于“进步”。比方当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用“进步”。你看，这就是一个好的词。“三个代表”叫“先进”，“先进”就是一个好的词。“前进”，好的词。相比之下，“后退”、“倒退”、“不进步”，那就是坏的词。但问题是，“进步”，你往哪里去？你走向什么地方？如果前面是错的，如果前面是不好的，你不是越进步越惨吗？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非常彻底。因为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两个，一个是远古崇拜。什么叫好？数千年来就是祖上是好，三皇五帝是好，一代不如一代。一个家族，我们的姥爷、姥姥也是好的，现在的人是差的；第二个就是循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事情风水轮流转。
所以，进化论进来以后，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这么一个向前发展的东西。他们脸倒过来。以前我们说先人，先人指的是孔子。那你想，如果时间是一条长安街，先人是在西边，我人脸朝西。现在说“先锋”、“前锋”、“向前向前向前”，已经往那边看。那是什么？不知道。共产主义啊、大同世界啊、光明未来啊，等等。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要往前面去，那就叫“明天会更好”。这就是进化论。
这个很彻底。不要讲内地，我在香港街上就注意过，多少公司的名字叫“新”啊！数不完的，新鸿基、新地、新天地……从大公司到小商店，满街都叫“新”。你去找出一个商店名字叫“旧”的？旧鸿基？旧天地？“老”还有，“旧”是没有的。你都知道了，新社会、旧社会，这个本身就带了（进化论的意味）。
所以，五四时候三大意识形态的转变，都有转变，但是最彻底的是进化论。
Q：那像五四的时候，他们对民主有一个确切概念吗？
许：当时他们也是引进的。我觉得他们对于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当然是没有一个确切概念，所以后来就会有分歧。大家都是很快就变成各派各党。他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建立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有分歧。第二个，你用什么方法去建立？是用改良还是革命的方法？也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专制、反帝制。你想所有那些人当时共同反对的就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称帝。鲁迅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很糟糕，胡适也觉得很糟糕，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时候赞成袁世凯称帝。所以，他们追求什么是有分歧，他们反对什么是一致的。
Q：在评价进化论这个历史潮流时，你说：“这个历史潮流有它积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凝固太久了，矫枉必须过正。”那在你看来，消极意义还有哪些？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许：消极意义呢，第一个，因为那时候国家弱，挨打。他们把它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落后了就会挨打，所以我们要变强。这是一个现实，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世界规律的认识。你弱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外面受欺负了，那个家长回来跟他说，身体不好，不会打就被人欺负。啥意思？那我身体好，我就能打人了？所以这种弱国民族的屈辱感，它是好事，是激励振兴国家的一个动力。但是，你把它推而广之，其实就是你说的丛林规则。那你一旦强的话，你以前欺负我，我记着啊。我们今天很多网民不是说炸平东京吗？一来什么事情就是，啊，厉害了，我的国！
其实这个东西讲深一层就是鲁迅揭露的所谓贫民心态，贫困的人、弱者、奴才想做主人的心态。
Q：现在中国崛起了，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
许：对。然后就是好容易我也可以欺负别人了。
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当中，统治阶级不对任何社会阶层让步，那就惨了
Q：你在书中提到了鲁迅对五四的怀疑和反省，还说“当时我们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改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也有它的必然性。”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但很复杂，所以看你能不能展开讲讲？
许：因为前些年学术界就有讨论，说我们为什么要走法国模式，不走英国模式？俄罗斯跟中国走法国模式， revolution （革命），就杀人嘛，搞得很凄惨。英国就君主立宪，和平过渡。日本（走了）英国模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走了）。虽然美国短暂的有革命，但总体上美国还是传承英国模式。
我自己觉得现在很多人这个讨论不能离开历史语境。你不能凭空讲当初慈禧要是摔一跤就摔死了，那光绪就做皇帝了。那中国现在跟英国皇室一样，有人结婚走长安街，我们大家老百姓欢呼。这个是没办法。想走的，中国人也想走。前两天还说，我们前几年的《（锵锵）三人行》有人挖出来。有一集跟雷颐一起讨论为什么晚清走革命的道路？因为当时开始的格局，孙中山他们都希望清朝能够改变。你已经很惨很弱，中间烂透，危机时期了。那你还能改变，可以维持你的家族、延续你的王朝。可问题是，他们不肯改，不肯让步。他们表面上说改变，其实啥都不肯让步。而且越来越控制的紧。用压，而不是用发展、开放的态度。而且就是一个概念，天下是老子的。我的王朝、我的江山，轮得到你做主吗？所以最后连地方的商人都不支持清廷，都去支持革命党——同盟会、光复会……
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当中，统治阶级不对任何社会阶层让步，那就惨了。一个社会要维持下去，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社会阶层。但你肯定要做出一个权衡，要让一些社会阶层在你这里获益，或者说如果有新的革命，他们会有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些人会站在你这边。历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如果连这些主要社会阶层，你都让他们活不下去，或者让他们受损，他们该怎么办？这就产生了革命。
所以，改良本来是好的，像胡适他们的理想，现在回头看是比革命要好。但是那个时候，你没办法，不争气啊。胡适很努力的。段祺瑞他们搞议政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胡适就参加，要徐志摩他们这些留学生回来，就是搞宪政。可是这军阀哪想搞宪政？扶不起。那到了 1930 年代，国民党就抓人、杀人啊，所以革命是被逼出来的。这个就是当初的必然性。
后面的必然性那更简单了。因为你看看革命到最后出来的后果，对不对？到 1950 年代出现的情况，一直到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灾难，就对中华民族的损伤，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以前任何时代。对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对中国老百姓不仅是经济，还有精神，各方面的损害，那（实在太大了）。
Q：损害太大了，现在都还没消化完。
许：不是现在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消化多少年。你为什么想不通，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变，但是你一点都没有变，那就得感谢这个史无前例。所以，那有了这样的后果，你当然要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当初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打个通俗的比方，一对婚姻最后走到失败，很惨。那你当初当然要反省，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渣男？我当初明明有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不爱，我喜欢他？那这就反省当年。其实一反省，你就发现你当初喜欢这个人，有它的必然性。你当初是因为出于这个这个考虑。你看，你不是傻子，你选择了他，（只是）后来（发生了改变）。所以我说两个都有它的必然性。
Q：但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
许：对。
“启蒙”话题高度复杂，大到牵涉国家命运，小到每个人的人生观
Q：在讨论鲁迅和茅盾的时候，你处理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关系这一话题，但你自己怎么看启蒙和被启蒙者关系？比如我经常听人说，所谓自媒体时代到来以后，这个关系基本上已经瓦解了。
许：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你要看到鲁迅他们这代人，启蒙是产生了伟大的效果。民国的时候，识字的人只有 20% 。换句话说，那时候 4 亿人，识字的人口大概就几千万，而那个几千万里边， 90% 不读新文学，是（读）鸳鸯蝴蝶派的，那都是乡村秀才。所以实际上读新文学的人，充其量不过几百万。如果我们以人口来分析，就是中国人口的 1% 、 2% 。但你记住啊，中国后来从中华民国走过，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方向是 1% 、2% 的人决定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代表了 95% 的人，但是实际上就是这 1%、2%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很难设想另外一个局面，很难设想中国就一直军阀混战下去，或者中国大部分人一直就读鸳鸯蝴蝶派。当然现在大部分人也追鸳鸯蝴蝶派。
但是，不管怎么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在五四新文化这个传统上。从这个角度讲，鲁迅唤醒民众是有他的成果。我们用他的比方，就是开了窗。 我的说法就是，鲁迅他们开了窗，毛泽东、邓小平开了门。虽然两个不同的门。这是一个。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完成。因为人们只是换一个方法睡觉。以前的方法睡觉是我看七侠五义、鸳鸯蝴蝶派，现在我就看《爸爸去哪儿》、《天天向上》、抖音、斗鱼。你想中国大部分人都在抖音、斗鱼的话，那鲁迅干的啥？他们还是照样在睡觉，而且娱乐至死。个个活得很开心。那在这个层面上，启蒙白启了。这 100 年做了什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们严格以西方启蒙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来讲，启蒙是相对的。我在书里也有引用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就是康德说，所有法国启蒙运动最后都归结成一句话，人跟人的差别再大——人跟人有巨大的差别，可能差一千倍，智力、财产、品性，甚至人种，都有很大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再大，也不能到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所有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你想，一人一票制，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许子东跟孔夫子同样一票，太不合理了。孔夫子应该有 10000 票。你明白吗？在中国人看来，一人一票是很荒唐的。因为像刚才讲，如果鲁迅那个时代一人一票，哪有鲁迅的方式？所以中国从来都不承认一人一票。这是一个西方概念。那么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刚才我们这个问题，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凭什么说我们睡着？凭什么你许子东出一本书就算是醒着，我看斗鱼就是睡着？我斗鱼比你好看，我斗鱼里边活生生有花容月貌，你们这些“老饼”（指老人）！
谁睡谁醒这个问题，再加上自媒体一来，等于以前是想一想，现在他是付诸实践。在网上大家点 like 的时候，一个哲学教授跟一个扫街的人、一个愤青点 like 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一票。这就叫网络上的一人一票。那这个一人一票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实现，我们在文化上实现了。你不能说我们 2000 个教授就抵过 2 万个普通民众。你 2000 是高端人口，我 2 万是低duan（*端）人口。这是错的。那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谁有启蒙的资格？他根本就可以怀疑。
Q：你更加倾向于哪一种？
许：这是并存的。当然还有第四种。你永远没法叫醒装睡的人。事情的复杂性还有这个地方。你以为人家在睡觉，你以为人家喜欢看《爸爸去哪儿》呀，人家说不定（比你懂得更多，只是在装睡）。
所以启蒙话题现在高度的复杂性。它大到牵涉国家命运，小到每个人的修齐治平、自己的人生观，全都与此相关。
Q：对。其实现在很多流行文化研究争论的也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点。
许：一方面，你可以很乐观地看到，哇，真正的民主啊，每个人决定做自己的主人；但另外一方面，你就又可以看到，完全是新的愚昧啊。
Q：嗯，我看到你还说曾经碰到钱理群，问他有没有看网上的现象？他说，不能看，一看就泄气，一看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许：不能看（笑）。我那时候叫他做《（锵锵）三人行》，他说，不能做。一做人家骂我，我受不了。你老师没人骂，学生不会来骂你。你要骂，也不敢。你一做电视，人家跟你不认识的。
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马克思，我们还需要鲁迅
Q：你在书里讲了《新青年》的分化后，提了一个问，说：“一百年后再看‘主义’，意义何在呢？”然后你提到了甘阳的“通三统”（即要同时继承孔子、毛泽东、邓小平的传统），陈平原的“通二统”（主张建构统合儒家传统与五四新传统），但你自己的观点是？
许：我觉得应该是“通三统”，但不是甘阳那个“三统”。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现在要有文化上的继承，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世界上所有你认为有价值的文化传统都应该是我们的传统；第三是五四精神，基本的追求——科学、民主。这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甘阳这个很现实，他讲的毛啊、邓啊、孔子啊。邓谈不上是一个文化传统，他只是政治上，最多就是既得利益，或者说他代表了一些西方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等等。所以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传统。但很管用，他很现实，讲的是一个实话，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讲，的确漏掉了五四这么重要的东西。五四真的是20世纪中国思想核心。我觉得漏掉了。
那陈平原这样讲呢，对，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马克思，我们还需要鲁迅，对不对？而鲁迅恰恰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你别看他表面上批评孔子，他的那种儒家救国精神当然跟孔子有关系。西方那些民主概念都渗透在鲁迅里面。所以，你要我来说的话，我就是这“三统”。
Q：其实回看五四这 100 年的历史，你感受好像也蛮多的。书里有一段话，说：“关于鲁迅的‘铁屋’比喻，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个意象隐喻了整个现代中国文明的解放史；第二，‘五四’过去一百年，我们需要继续启蒙的精神；第三，要用现代民主观念来反思‘五四’的启蒙。”这三点是不是你回看五四这 100 年历史比较大的感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许：对。第一、第二就是刚才讲（“启蒙”的前两种）。（启蒙）成功了，但还没完成，要继续做。第三是刚才讲（“启蒙”的第三种），你也要反省，你把人家叫醒，但是想想有没有情况下，你自己也在昏睡？鲁迅自己是不是一种痴迷状态？夏志清说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他们翻得好听叫“感时忧国”，其实准确的翻译是“为国痴迷”。那么这种“国家痴迷”是不是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Q：对。很多人也批评五四作家太为民族和国家的利害考虑，损伤了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你是明确说要用“现代民主观念来反思‘五四’的启蒙”。
许：对。现代民主观念我认为康德那个说法（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曾经跟上海原来的宣传部长王元化还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好那时候他住在酒店，有个人进来打扫卫生。我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在选上海市长，你是一票，他也是一票，合不合理呢？元化先生就说，是，不合理。但是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你有什么办法说他应该几票，我应该几票？当你一陷到你们不应该一人一票就麻烦了。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这样引申出来的。那他 1 票，你应该 10 票？ 100 票？ 1000 票？只要你在这一点上否定，（就没法操作）。
我们再推到另外一个极端，一个非常善良、地位非常高、非常重要的人，杀了另外一个很卑微、很无聊的人。你杀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办？还是要抵命，还是要受罚。你再伟大，也不能杀一个再渺小的人。退回到秦朝的时候，当然大将可以随便杀人。就算我是误杀、错杀，也不能拿我的命来抵你的命。你对我们秦国什么作用？所以人类定规则在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体现。这个是“负线”。既然“负线”是这样定的，为什么“正线”上不这么定？所以，我讲的现代民主观念就指这个。
为什么 100 年了，鲁迅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
Q：你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有两个流派，一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那你自己更喜欢哪派？为什么？
许：这个呢，看你在哪一个层面上。其实这两个（流派）可以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如果我们用老套一点的分类，一个是方法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
我觉得在方法的层面上，我是更倾向于“为人生的艺术”。比如说今天一个作家，你就雕龙画凤，搞一个东西，社会上的什么事情都不看，自娱自乐、玩文字，我就看不起。至少说我的价值观，我就觉得你这个没啥意思。
但是在精神层面，我又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创作，始终境界不高。大艺术家，改造社会只是他生前的影响，而不是他作品的终极目的。我看到的好的作家应该是什么？他活着的时候，尽一切努力来改造世界。但是，等他去世以后，他的作品远远不只是改造世界。（比如）在我看来，雨果不只是为法国，也是为我们。
所以从后面这个角度，我又觉得广义的“为艺术的艺术”是更高；狭义的呢，是 “为人生的艺术”更可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Q：对。其实你也提到学术也是如此，“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许：对。
Q：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许：我在帮喜马拉雅做《重读鲁迅》，这个夏天每个星期三集，做得头昏脑胀。讲鲁迅，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鲁迅讲的话，今天听起来还那么有用？为什么这 100 年，他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这就是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
我以前也有这种感觉，但现在越来越强烈。鲁迅当然自己说过。他说，病好了，药就应该丢掉。那药还有价值，说明病没好。但是，他也太准了（笑）。很多作家写出来超越时空的事情，但是没有像鲁迅这么具体的，太准了！
前些年不是有个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吗？我读到鲁迅一篇文章（指《我之节烈观》），说仗打输了，也不去思考怎么打输，就找出一批烈女来纪念一番（笑）。但问题是，他们现在在纪念的时候，照样兴高采烈，很开心，一点都没想到这些男人没有保护女人，最后还叫她们拿刀代替学生去跟日本人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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